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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大学成立编纂委员会

2010年11月18日，武汉大学发文（武大科文字摆2010闭33号）正式成立了《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李达全集》的编纂工作，研究和解决编纂和出版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和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担任编委会的主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编委会的成员还包括：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朱志方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朱传棨教授、李维武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向荣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宋镜明教授、丁俊萍教授和罗永宽教授，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胡勇华部长，武汉大学档案馆涂上飙馆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沉壮海教授和郭明磊副院长。

二、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2011年1月10日下午，《李达全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校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编委会主任陶德麟教授和顾海良教授，副主任骆郁廷教授、谢红星教授和汪信砚教授，以及其他编委会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40多人与会。
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谢校长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目的与安排、学校为编辑出版李达全集的准备情况，并宣读了学校成立编委会的文件及编委会名单。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窜顿&补尘辫;062）首席专家汪信砚教授就课题的申报、课题研究构想、前期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需要学校帮助解决的困难等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汇报。汪教授强调：李达是中国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整体性研究与综合性理论创新的学者，李达论着是武汉大学乃至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此不相称的是，李达的很多论着（如《法理学大纲》）、手稿、书信、笔记等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存，现在若不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和研究，就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还指出，课题最为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搜集到李达的全部论着，其次是如何对复杂的文献进行研究、合理分类以及编辑成卷。
编委会主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顾海良教授强调，李达全集要成为一个精品，就必须将全集的出版定位为科学版和考据版，即为科学研究提供原始资料、尽可能保持文献的原貌。他还提出，《李达全集》应按论文、着作、书信、手稿和札记四大类总体编排，分期分批陆续出版；在对李达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每年应召开一次对于李达思想的学术研讨会。此外，他还就编委会与课题的关系、办公用房、人员配备、网站建设与工作简报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编委会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突出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困难性。他指出，这项工作的困难，既体现在资料搜集方面，也体现在如何正确对待李达在特殊历史时期下所作的着述。同时，他还提出，应注意李达着作的版本问题，应保持李达论着的本来面目。
编委会的其他成员也对课题研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就编辑出版李达全集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议。例如，校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表示，学校将大力支持课题研究。他还提出，搜集资料可以以学科为主，纵横结合，即先按年代搜集，再进行学科分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宋镜明教授建议，在编辑李达全集时，应按学科分类、适当兼顾时序，以便于人们研究。哲学学院朱传棨教授建议，应通过访问校内外与李达有关的重要人物、到李达故乡作调查访问等方法搜集文献。哲学学院李维武教授认为，这项工作既具有重大意义又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如何甄别李达的笔名问题。李教授还建议，可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分类方式编排李达全集；学校应考虑建设一座李达纪念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丁俊萍教授认为，要对老一辈相关专家和人员进行采访，实现对李达文献的“抢救性”发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沉壮海教授表示，学校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将在经费、办公用房、宣传等方面进行协调，提供大力支持，并就李达陈列馆及网站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
叁、“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2011年1月25日下午，2010年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在武汉大学召开课题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项目首席专家汪信砚教授主持，朱传棨教授、李维武教授、颜鹏飞教授、丁俊萍教授、向荣教授、徐亚飞教授、赵士发副教授、李志副教授作为各子课题的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汪信砚教授围绕着立项通知书和开题论证会的筹备、李达论着的总体情况、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的主要工作、课题研究任务的分工以及经费情况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讲话。
汪教授首先介绍了立项通知书上的两条规定：一是规定“大型丛书编纂等规模较大的项目要成立编纂委员会”；二是接到立项通知后“2个月内要召集全体课题组成员召开开题论证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他说，对于第一条规定，武汉大学已于2010年11月正式发文成立了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并于2011年1月10日召开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对李达全集编纂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对于第二条规定，本项目预备在下学期初召开开题论证会，届时将邀请五位校内外李达研究专家前来参加。他特别针对开题的程序和拟邀校外专家的名单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汪教授指出，目前已有的李达论着的统计结果是：着作45部（专着、主编23部，译着22部）、文章180篇（论文170篇，译文10篇）。这一统计结果不排除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一是现有目录上的个别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二是李达论着还有待考证和发现。在投标课题时，上述论着被划分到七个子课题中，它们分别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教育学和综合类（社会学、文学、新闻学、文化思想史等学科和书信）。经过最近的研究和思考，这一方案现调整为9个子课题，分别是“李达部分哲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部分哲学经济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哲学译着整理与研究”、“李达经济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政治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史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法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社会学论着整理与研究”、“李达教育学论着整理与研究”和“李达综合类论着和书信整理与研究”。这一调整主要涉及叁个方面：第一，把原来“李达哲学论着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变成了3个子课题；第二，把李达社会学论着整理与研究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子课题；第叁，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某些相应的调整。
汪教授认为，李达全集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李达论着的收集与考证。这应该说是整个课题研究最困难的工作，因为许多着作都有多种版本，很多版本都很难找到，很多论文都发表于民国旧报刊，并有多种笔名、甚至未署名。第二，李达论着的整理。基于本项目的总体原则在于保持李达思想的原貌，我们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做好两个方面：一是确定收录的内容。就着作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着作只有一个版本，直接收入即可；有的着作有多种版本，但相互差异不大，应收入最完善的一个版本；有些着作有多种版本，相互差异较大，应收入初版和最后修订版；很多译着也有众多版本，应统一收入最后修订本。就论文而言，有些论文发表在多处，或先发表在一个刊物、后又收入某个集子，应在考证的基础上选取最完善的文本。二是做好“题解”和“注释”。“题解”主要是针对李达论着的写作背景、版本情况、文献来源及其他重要史实（包括影响）作出说明。“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名、地名、译名等作出说明。此外，一些经常出现的名词若须标注的话，可一并在“题解”中作出说明。李达论着中的错字也不能直接改动，只能注为“疑为……”。第叁，李达全集的编纂体例。各子课题组应按由先到后的历史时序整理李达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反映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线索以及李达思想的发展历程。
汪教授提出，李达思想研究的分工大致确定为：除经济学子课题外，其他每个子课题完成4-5篇论文，每年至少完成1篇论文；经济学子课题涉及内容较多，希望完成8-10篇论文，每年至少完成2篇论文。虽然李达论着的整理工作基本上是按学科划分的，但研究工作不能完全局限于这一划分；课题组的每位成员应尽可能按照各自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结合李达论着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撰写论文。他还建议，课题组成员可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把李达思想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培养研究生来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汪教授最后谈了一下项目的经费情况。“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的立项经费是60万元，目前实际拨款为42万元。根据各子课题整理与研究的工作量（论着的篇幅），初步计划经济学子课题的经费为6万元，其他8个子课题的研究经费均为2万元。项目剩余的20万元经费主要用于资料收集、考证、开会和后期的加工、打印。同时，课题组将多方筹措，弥补经费方面的缺口。
各课题组负责人围绕着上述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针对资料收集与考证、研究方式与经费等多方面问题献计献策。此外，大家还提议建立项目的公共平台，以便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信息的畅通。
四、“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2011年3月23日上午，2010年度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许全兴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强教授、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唐春元编审、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兆星教授和宋镜明教授5位特邀专家、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课题组全体成员及相关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
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主持了本次开题论证会。教育部党组成员顾海良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两位李达全集编委会主任首先分别致辞。顾海良教授阐述了该项目的重大意义，强调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处理好研究工作与编纂工作的关系，应把课题研究与对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贡献以及李达对武汉大学的贡献的研究结合起来，还应把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结合起来。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甚至终其一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并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的只有李达同志。我们要加强对于李达同时兼备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双重身份的研究，编纂一套可信、可读、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李达全集，使李达全集的出版进一步丰富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形象。”陶德麟先生也突出强调了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项工作及其成果必将载入史册。他还表示，他一定尽职尽责，与课题组成员同心同力完成这一项目。
项目首席专家汪信砚教授作了开题报告，详细汇报了课题的缘起及立项情况、课题组已完成的工作、李达论着的总体情况和子课题的设置、课题的研究计划等几个方面的情况。汪教授指出，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真正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的整体性研究和综合理论创新。为此，该项目包括10个子课题，它们分别按照哲学论着、经济学论着、政治学论着、史学论着、法学论着、社会学论着、教育学论着以及综合类论着和书信等8个方面来设置。最后，他还阐述了本项目的预期目标，即充分吸收已有相关成果，深入研究李达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学科领域里的全部论着，高质量地完成李达全集的编纂，抢救性地开掘好李达论着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特邀专家许全兴教授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靠的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李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研究他的论着和思想，不仅是武汉大学的大事，更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事。以往对李达思想的研究，比较强调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阐释；但他的贡献不止如此，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李达的理论功底很深，他的很多着作都属于基础理论方面的，他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交给了中国，换言之，李达就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典范。因此，加强对李达思想中基础理论的研究很有必要。武汉大学非常重视李达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组织各方面的专家从事这项工作，并注意把它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使这项理论工程的完成很有希望。
特邀专家丁晓强教授认为，在编纂李达全集过程中，收集的材料一定要客观、真实，这是全集的生命所在；武汉大学非常重视此项工作，但要更加重视，因为这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不仅是编纂和出版李达全集，而且还要把李达研究的人才队伍建设起来；学校应建立长期的配套机制，实现机构性运作。丁教授还提出，要注意加强对于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李达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意义；要注意加强对李达原创性思想的研究，如李达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要注意加强对李达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比较研究，由此反映出李达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
特邀专家唐春元编审认为，李达全集的编纂和李达思想的研究工作，应体现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奠基人，因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人很多，但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有李达；李达全集的编纂和李达思想的研究工作，也应体现李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开拓者，他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率先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以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广泛的传播；李达全集的编纂和李达思想的研究工作，还应体现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大师，因为虽然李达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哲学，他总是强调做人做事做学问要以科学的宇宙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作指导。
特邀专家宋镜明教授指出，李达全集的整理与研究，应体现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泰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项目组以时序为原则进行编纂并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有利于解决很多相互纠缠的矛盾；搜集整理工作是该项目的首要任务，但研究工作也不能放松，应按照学科门类逐步推出研究成果。他还提出，课题组应在李达年表的基础上完成一部李达生平思想年谱；应加强比较研究，应重视对于李达的建党思想、李达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传播等的研究，并应在研究工作中高度重视李达译着的序言。
特邀专家王兆星教授指出，李达全集的整理与研究，不仅能为中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范本，还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也有利于培养一批青年人才。王教授建议，要同时重视整理和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对李达论着进行反复阅读和反复思考。他还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作本项目的志愿者，协助解决课题组在编纂和研究过程中碰到的各类问题。
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就资料收集的来源和途径、李达的笔名和署名问题、李达全集编纂和出版的相关法律问题、李达在各学科领域里的论着在其全集中的地位、如何正确看待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李达论着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发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又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特殊困难，是一项突出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会议讨论中，专家们还就项目的具体实施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建议。例如，在资料收集方面，专家们都强调“全面”和“客观”两个原则，强调应真实地反映李达论着的原貌，对于李达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撰写的论着应采取题解和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以便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艰难曲折。有些专家还提出，应将李达的讲稿（含学生笔记）、回忆性讲话等以附录的形式收进李达全集；李达的译着在其所有着述中占有很大比重，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李达论着和思想研究方面，专家们提出，不仅要注意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方面的贡献的研究，也要重视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的探讨，尤其要通过比较研究彰显李达思想的独特理论个性。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