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批准号为03叠窜齿036），最终成果为《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课题成员有：董立河。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938年，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的问题》相继问世，这标志着与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相对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探讨，终将把历史解释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亨普尔发表《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把科学解释模式“覆盖规律模型”推及历史领域，认为历史解释也必须服从科学解释模式，从而引发了西方哲学界和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解释的旷日持久的讨论。
70年代之后，历史哲学发生了转向，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解释。人们不仅开始怀疑黑格尔所代表的元叙述，而且怀疑严格的合乎理性的历史命题分析是否合理，因此出现了亚瑟·丹图所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退与没落”的状况。与此同时，在哲学领域，20世纪初就肇始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向历史学界渗透。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新叙述主义的复兴》一文，反思传统叙述史在当前史学实践中的新价值。由于叙述主义的复兴，许多人对史学性质的定位，愈来愈远离了“科学”。历史学的形式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愈来愈与社会科学相抵牾。
法国哲学家们率先破除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权幻想，随后又把它变成语言学甚至文学修辞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哲学家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历史学愈来愈远离了科学分析的轨道，把历史学变成文学修辞性学科的趋势很快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和凯尔纳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历史哲学也被称作后现代历史哲学，它主要包含以下两个论点：
一是泛文本主义。根据这一观点，过去不可能是历史认识的对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过去不可能成为历史陈述和表述的指涉物。这些陈述和表述所指涉的并非是过去，而是其他的并且总是当下的历史陈述、话语和文本。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完全切断了历史知识和过去实在的联系，从而不仅将历史着作消解为文学，而且把历史本身还原为文本和话语。
二是叙述主义或修辞主义。它把历史叙事创造过程中的优先权赋予语言的规则和语言用法中固有的转义或修辞格。根据这一论点，文学作家创作的虚构故事和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叙事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两者一方面都是由语言构成，另一方面都遵循同样的修辞和叙事规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叙事的情节、叙事在历史事件之间设定的联系、历史叙事所表达的阐释和解释，都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建构，是由历史学家强加给过去的，本身并没有外在的证据和事实根据。从叙述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所采用的转义和文学策略预示和决定了事实的视阈、阐释和意义。这样，历史叙事和文学家的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就被抹平了。
海登·怀特等人所发起的“语言学转向”，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肯定了过去就潜存于学术界中的对历史的主观主义理解。根据这种新的风尚，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人们在写历史时，与其说是追求真相，不如说是要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既然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历史与小说之间也就很难划定严格的界限。在历史中并不存在真相、事实和正义，有的只是对于真相、事实和正义的看法的语言表达形式。历史必须通过语言显现自己，语言就是历史的界限。历史话语并不具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们同文学话语一样，都是在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的故事”。
总之，实际上，这是一种“语言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它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其目的在于彻底掏空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着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将它们归结为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
当今学术界，后现代思想已经无处不在，它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冲击着传统观念。具体到历史学领域，历史客观性、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因果规律等传统史学观念受到了无情的奚落和揶揄，历史学的合法性和自律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总的说来，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史学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卷入到了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的对历史真理和客观性的争论中。以对原始资料的严格考证为基础的科学历史观受到了猛烈抨击，历史学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当今的西方历史学界笼罩在一片悲观怀疑的气氛中。
研究认为，历史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种转向把重点转到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揭示了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的确，抽象经验主义把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想当然地认为历史语言能够像镜子那样再现历史实在，没有认识到历史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实际上，正像后现代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写作的风格、文本语言、语境等再现历史的形式不应该仅仅被看作一种解释的形式，它们本身也的确具有某种意义和内容。
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认真地对待这种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他们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语言理论成果应用到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中去，这有助于他们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数。另外，我们还认为，后现代主义还迫使历史学家反思他们工作的性质，开辟阅读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历史学家，在历史实践中要慎重考虑自己的写作风格，促使他们更仔细地考察文献，更认真地对待表面现象，重新思考文本和话语等问题。后现代语言理论对哲学和历史学都提出了挑战，接受这一挑战必定使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历史学和哲学问题，都有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必将从深度和广度上把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但是，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学决不能落脚在后现代主义的结论上。语言分析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分析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缺乏建设性维度。尽管新的分析方法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它却只能破坏旧的理论体系，不能建设一个开放的、相对的新理论。如果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话语和语言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话语和语言，这势必会妨碍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它与历史学家的职业直觉和信仰明显相悖，也不能够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适当的说明。我们并不否认语言的相对独立性、文化和语言对人们的生活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是我们否认语言是自主的，因为语言是与社会经济现实、阶级状况和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的，其中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把“事实”放入括号，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他们而言，历史事实不过是表达它们的话语。他们的话语分析局限于语言的狭隘性，把任何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都归结为话语，这反映了话语分析在历史认识和社会批判活动中的无能和本质上的轻浮。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但人的实践活动是语言的根基和动力源泉。
总之，朴素的客观主义已经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史学指导，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也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心灵的最终寓所。人类心智应该重新寻找新的家园。对于历史学家经过千百年史学实践所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对于那些不利于学术发展或理论创新的陈旧模式，我们理应改进甚至抛弃。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扬弃传统历史学、构建新的历史学理论提供了契机。融合传统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界，构筑一种新型的历史哲学，将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富有挑战性的任务。
二、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近20年来，国内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比，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例如，尽管对福柯、巴尔特、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是专门研究他们历史哲学思想的论着却很少见。对海登·怀特《元历史学》只有初步的介绍，但是仍然没有系统的研究，对安克施米特、贬.凯尔纳等人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加强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可以推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另外，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历史哲学的斗争或对话中，才能得到发展。历史哲学是意识形态较强的一种哲学分支学科，对于我们来说，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始终认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最终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它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够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就能够赋予哲学时代气息。总之，该课题的研究工作可望能够推进和深化国内有关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并能对构建中国历史哲学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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