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文系徐兴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代谶纬文献与战国秦汉时期以经学和儒学为主的文化构建研究》（批准号为96颁窜齿010），于1996年立项，2004年3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众所周知，谶纬文献从中古以后就屡遭帝王禁止，学界皆认为隋炀帝的禁绝最为惨烈。但唐代《五经正义》、《文选注》、《汉书》、《后汉书》的注解中，引用诸纬名目俱全。加之流播日本、朝鲜的纬书名目大体完整。因此，导致谶纬思想消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宋儒在学理上的清除与打击，此后，诸多官私书目中谶纬的名目残缺、分类不明。尽管后世学者努力辑佚，并肯定谶纬有补史、考地、测天、考文、徵礼、博物诸作用，但谶纬已成了博物馆化的知识碎片，存在于类书与注解之中。谶纬在古代被当作经学的赘疣，在现代学术中被看成神学经学，仅其中的自然知识和宇宙思想的碎片被稍加肯定，对谶纬的研究也多停留在文献考订与思想概述的范围内。该成果从战国秦汉间文化与政治大转型这一历史背景出发，动态地描述谶纬文献与思想的历史形态，力图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让学界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秦汉文化及其对中国郡县制帝国文化的长远影响；理解汉代儒学和经学所承担的时代课题及其达到的成就；理解中国叁代封建文化在郡县制帝国制度下的创造性转化；理解谶纬文献的独特价值。
一、谶纬文献的价值 对于谶纬文献的价值，成果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谶纬文献的源流，二是谶纬文献中的非儒学思想。成果认为，历史上对于谶纬起源于上古、先秦或西汉哀、平时代的看法以及谶纬有别的观点是一种静态的文献考察角度，指出谶纬文献中的《河图》、《洛书》起于战国秦汉间，七经纬及《论语谶》、《杂谶》等起于宣、元之际经学影响扩大、章句之学兴起之后，以比附六经和《孝经》的面目出现。谶纬的体系出现后，其文本仍在增益并有新文本出现，形态很不稳定。早期的谶纬文献有依附《河图》、《洛书》立名者，后来多依附六经与《孝经》立名。名目繁多，有经谶、纬、传记、章句、图书等。但到东汉以后，人们开始分别《河图》、《洛书》与《七经纬》。至《隋志》，遂严分谶纬文献为《河图》、《洛书》类、《七经纬》类、《论语谶》与《杂谶》类，以《河图》、《洛书》为六经的先天形式，《七经纬》是孔子推衍的圣人之道，《论语谶》、《杂谶》记载孔子等圣贤对天道的阐述。成果吸收并修正了陈槃等人的谶纬文献研究成果。对谶纬的名目与形成过程作出了允当的考论。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成果着重讨论了其中的道家思想与墨家思想。指出道家的宇宙论、历史观、先秦出土文献中的黄老传说以及道家的话语形式在谶纬中皆有所体现，揭示了先秦墨家思想中鬼神思想、祥瑞思想对谶纬的影响，并推论墨家思想在汉代的保存形态和对东汉道教的影响。
二、谶纬与经学 由于该成果研究的重点是战国秦汉间以儒学和经学为主的文化构建，因此首先面临着确定谶纬文献在儒学与经学中的地位。成果对谶纬与汉代经学，特别是与齐学的密切关系做出了论证，指出谶纬是汉唐经学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宋明儒学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宋明理学在摒弃汉唐经学的同时，对谶纬做出了学理上的重大摧毁，使得谶纬思想成了知识的碎片，失去了活力。而清代汉学兴起，对谶纬进行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开始整理谶纬的文献面貌与思想源流，继之而起的今文学派又试图复活谶纬的思想精神。成果全面地描述了谶纬在儒学史中的境遇与面貌，描述了传统学术对谶纬的研究过程。
叁、新天道与新占术 该成果以现存谶纬中较为完备的《易纬》为研究文本，推阐汉代新天道观的构建过程。成果认为，至战国秦汉之际，道家提出的“道”已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为有体系的新天道观，成为构建统一郡县制帝国政治文化的根据。在此天道观中，包含了一套以天文律历等天学理论为基本演算方式的占术，用以占测天道，操纵人事。而以传授古代典籍为学派特征的儒学，也试图用新的天道观补充和改造旧典，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其中对《易经》的改造是较为典型的。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多《易传》皆显示了对新天道的吸收和对旧筮法的扬弃，将占筮之书改造为圣人经世大业的经典。而两汉孟京易学和《易纬》则实现了新占术的建构，使易学中的新天道有了新占术，充分发挥了易学对现实的操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内在化、理性化、逻辑化，使儒家的易学成为演算新天道的权威语言。成果的另一学术成就是详细剖析了《易纬》的文本，对其中的诸多占术进行了还原与描述。进一步揭示了汉代易学的特征以及他们与战国秦汉间《易大传》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纠正了过去学界简单贬低汉代易学的观念。
四、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 成果研究了汉代新历史观念的构建过程。认为，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小宗诸侯和异姓诸侯甚至边缘民族纷纷崛起称霸，以周天子祖先血缘崇拜和宗法制度为根据的周代封建王国制度开始分化，加之新天道观的出现，对具有超越意义的圣人的崇拜愈加深厚。先秦诸子的圣人观虽有出入，但皆以圣人与天道相通，他们的圣人谱系也大致相同。这便为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提供了天道与历史的依据。在战国秦汉之际，圣统的思想构建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以旧的宗法文化为根据，构建诸多氏族皆出于黄帝的宗法谱系，可称为宗法圣统。二是按照阴阳五行、占星术等新天道观来推演人类的历史与圣统，以新天道、新天命来论证人间的圣王，可称为天道圣统。后一种倾向成为战国秦汉间的主潮，为郡县制帝国的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被秦汉帝国所采纳。但是，由于秦帝国只承认圣人与天道的关系，否定圣统，否定传统文化，其圣人信仰构建便不得成功。汉帝国则主张绍休圣绪，以传统文化立国，在天道圣统的传承次序中又逐渐采纳了五行相生的模式，放弃了开始采用的五行相胜的模式，强调文化与政治权力的承继性，强调秩序与和谐，因此成功地构建了完整的圣统崇拜，发挥了国家信仰的作用。谶纬文献正是天道圣统集大成的表述形式。成果对诸多谶纬文献进行了梳理，排列了谶纬文献中皇、帝、王的圣统体系，揭示了其中贯穿的五行与叁统两套顺序及其各自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昭显了汉代儒学进行文化建构的历程。通过对天道圣统的阐释，成果一方面吸收了古史辨派的史观，一方面纠正了学界对于汉代今文经学相信谶纬，古文经学不信谶纬的观点。认为古文经学也信谶纬，但他们在汉帝国立国累世之后，采用宗法圣统来补充、修正天道圣统，使之更加稳固，更具有伦理与道德的根据。
五、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 该成果从汉代，特别是与齐学有关的《孝经》学渐渐兴盛，成为汉代经学重要典籍的角度出发，发现《孝经纬》在谶纬文献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进而阐述汉代《孝经》学的发展及其与秦汉郡县制国家鼓励孝道，稳固小农经济的关系。继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孝道何以在宗法封建王国的文化中成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当封建宗法礼乐文化崩溃之后，诸子百家对传统道德尽管采取了重新解释、否定、或是重新建构的态度，但大都不反对孝道，并仍将孝道作为基本道德。战国秦汉间的儒家，在积极吸收道、墨、法家道德观的基础上，赋予新天道以伦理内涵，赋予人以宇宙的禀性，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这一建构中，董仲舒提出的人元与天元合一的观点为人文、人性找到了天道的根据，并且将阐述天道的语言改造为儒家《春秋》学的语言。如此，新天道与新道德体系合而为一，与“天元（道）－阴阳－五行”的天道体系对应，道德体系呈现出“孝（忠）－仁义－五德”的状态。孝道在摆脱了封建宗法文化之后，在郡县制的帝国道德体系中仍是本位道德。汉儒的道德构建由于过分强调外在规范性与神圣性，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意识与反省意识，因而儒学在西汉末至东汉时期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性的建设。
六、谶纬文献中的“河洛”、“郊祀”与“封禅” 该成果推阐了战国秦汉间新国家神话与祀典的建构历程。随着叁代以来的族邦国家和以周礼为代表的宗法封建文化的解体，战国秦汉时期，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形态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天道观、新历史观和文化制度也在同步构建之中。国家神话和国家祀典的构建是新政治根据和新文化信仰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神话以及与之配合的祀典。成果考察了谶纬文献中的河洛神话，发现这一有体系的神话昭示了按照新天道运转次序而设置的圣人接受天命的过程，其接受方式是河出图、洛出书，其中又糅合了其他形态的受命神话。成果指出，河洛神起源于华夏诸族对黄河的崇拜，宝玉形态的河图与洛书在不同的时期由上天传授给不同的圣王，反映了远古玉器（新石器文化的颠峰状态）时代权力的拥有与转移形式。同时，河、洛神话还包含着一个文化神话，即《河图》和《洛书》是《易》象与《尚书&苍产蝉辫;洪范》五行的先天根据。在战国秦汉间，天命更迭频繁，出现了帛书形态的《河图》与《洛书》，这便是谶纬的早期形式。因此，河洛提供了新的国家信仰和祀典中帝王接受天命的神话。至于郊祀，则是周王朝的最高国家祀典，建立在祖先崇拜的信仰基础之上。春秋以降，郊祀这一周天子的特权受到诸侯们的僭越与挑战。同时，秦、齐、楚等异姓强国也在尝试按照新天道的理念建构新型的郊祀典礼。秦国的雍祀、齐国的太一之祀和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国郊祀皆是同一理念下的不同形式。汉承秦制，接受了雍祀，但至汉武帝时又吸收了齐国的太一之祀，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至宣、元以后，儒学又在新的天道信仰中转化了周礼中的郊祀内含，使新型国家信仰和祀典带上了传统文化的色彩。至于封禅，则是齐国在争霸过程中构拟的最盛大的致太平和告天典礼。秦始皇、汉武帝和光武帝不断地构建这一盛典，在其中融入各自的国家信仰形态与郊祀典礼。但由于传统的儒学与封禅文化关系不深，故秦皇、汉武的构建均不够完美。由于董仲舒与倪宽等齐学人物对封禅的积极阐释，加之谶纬对封禅神话的营造以及其中河洛神话与封禅文化的合流，使得光武帝的封禅得以成功，标志着战国秦汉间新国家信仰与祀典构建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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