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员杨世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疑古思潮研究》，于2002年立项，2004年2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着《宋代疑古思潮研究》。现将该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清末学者皮锡瑞在其所着《经学历史》中将经学史上的宋代时期称为“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从宋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来说，都与此前的汉唐经学、此后的清人学术有重大的区别。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怀疑精神。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影响深远，及于明清。乾嘉学者往往贬斥宋学，但对宋人的考据成果、疑古辨伪收获，也往往能加以吸取。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古史辨运动，究其远源，实承宋学绪馀。“经学变古”与疑古思潮是密切相关的。“疑古”是“变古”的前提，“变古”是“疑古”的必然归宿。
一、宋代经学变古的缘起和基本内容
经学变古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非北宋庆历之际一蹴而就。从中唐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儒、佛、道叁教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儒学、经学方面来讲，出现了叁股新思潮：
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他们叁人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舍传求经”的经学新方法。叁是以韩愈、李翱、柳宗元为代表，对儒学理论体系的重建。
这叁股新思潮，是对汉唐儒学、经学的矫正与发展。中唐以后，儒家经学已经表现出与汉学不同的面貌，经学变古的起点，应当上推到中唐，天宝、大历之际可以作为旧经学与新经学的一个分水岭。北宋中期的经学变古，实际上是中唐以来儒学新风的延续与发展。不过，庆历以前，这种变古只是涓涓细流，到庆历之际，遂汇成江河，奔流向前，难以阻遏。因此我们可以说，经学变古形于中唐，成于庆历之际。
宋代经学变古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经学观念的转变。首先，在宗经与重道的问题上，重视对经典中蕴含的“圣人之道”的发掘和阐发。在处理经典文本与圣人之道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强调文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心明经”，在“典册”之外去寻求“圣人之心”。其次，在通经与致用的问题上，宋儒将二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后世认为宋学空疏，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顾炎武批评宋儒“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颜元也批评宋儒“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存学篇》卷一）。其实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说宋学重视义理，大体上并无大的差错。不过对于宋学，也不可无视其中的经世倾向。宋代学术思想史上，并非理学（道学）独行天下。宋学有很多学派，有的偏向于事功，有的倾向于义理。但重事功者并不排斥义理，重义理者也不排斥事功。
二是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在儒学革新运动中，宋代学者建立了一套舍传求经、义理至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经学解释方法，或者叫宋学方法。在经典注释中，凸显主体意识，不仅诠释经典的本意（尘别补苍颈苍驳）,更注重对文本“意义”（蝉颈驳苍颈蹿颈肠补苍肠别）的发掘。宋代学者通过对汉唐经学的批判与超越，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建立了一套以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学”，称之为“新儒学”，这是孔孟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
叁是疑经改经学风的兴起。疑经改经学风的兴起是与经学变古同步的，事实上，疑经改经风气是经学变古的重要内容和必然产物。怀疑的结果必然变古。宋代疑古思潮涉及到经史子集各个领域，而以经学怀疑最为突出。因此我们讲宋代疑古思潮，主要是指经学怀疑思潮。
二、宋代疑古思潮的分类和划分
根据具体内容，宋代疑古思潮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对汉唐传注的怀疑与批评。如《诗经》汉学，毛传、郑笺为其代表。《春秋》叁传，汉晋时期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集解》。《周易》有王弼注，《尚书》有伪孔传，《叁礼》有郑玄注。唐代有孔颖达《五经正义》。宋儒对这些汉唐经学都提出了怀疑与批评。此外，宋儒对汉唐传统经学的章句训诂式研究方法也加以抨击。
第二个层次：对传世经典的怀疑与考辨。如对《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本文的怀疑与考辨。宋儒认为孔子死后道术分裂，门人弟子各得孔学之一偏，而罕窥圣道之全体大用。历经战国、秦、汉，“经伪史驳”，学者不见“全经”，儒家典籍遭遇焚燬以及后儒的窜乱，一方面出现了残缺，另一方面被增益、附会，因而失真，造成经典内部的矛盾。有些宋儒还出于卫道的目的，按照自己对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认识，对一些经典进行了改动。如二程、朱熹都对《大学》作过改本，朱熹又改过《孝经》。晚宋王柏对《尚书》、《诗经》篇目也作过较大的改动或删削。他们这些作法，在后人看来是“淆乱圣经”，轻侮圣人，但在宋儒自己认为，自己所作的工作，都是为了“卫道”。
根据历史年代，宋代疑古思潮，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宋初到庆历以前为第一期，为汉唐经学的余波与疑古学风的滥觞阶段。宋初官方经学沿袭了汉唐的经学传统，以章句训诂为特色，主要体现在对《五经正义》的整理校勘及《七经疏义》的校勘与修纂。但是，宋代疑古学风也滥觞于此时。北宋初期一些学者如柳开、王禹偁、孙复、胡瑗、石介等人也开始了对传统经学的批评与创立新儒学的尝试。从北宋庆历年间到北宋末为第二期，为“学统四起”与疑古思潮的全面展开阶段。庆历之际经学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同时，疑古思潮也全面展开，涌现出大量的疑古学者，如欧阳修、李觏、司马光、王安石、张载、二程、叁苏等。他们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很多疑问。南宋前期（庆元前）为第叁期，此期特点是理学的继续发展与疑古思潮的深化。经学方法与内容发生了根本转变，宋学的特征完全形成。宋学最终取代汉学，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形成与汉学、清学鼎足之势。同时，疑古思潮也走向深化。此期疑古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是北宋所能比的。代表人物有郑樵、叶梦得、朱熹、陆九渊、浙东学派叶适、吕祖谦等。南宋嘉定以后称为晚宋，是第四期，属于疑古思潮的末流期。朱熹去世后，晚宋学风分化为两种发展方向：实证派与空疏派。晚宋学风孕育了明学与清学。明学承接空疏之弊，清学则继承征实学风。疑古是晚宋经学思潮的重要内容。晚宋学者一部分走向考据之学，主张实事求是；另一部分学者可以称为唯理派，以理衡经，以理疑经，以己意为理，疑古势必走向肆无忌惮，这以王柏等学者为代表。
叁、宋代经学的疑经改经
宋儒一般都同意这样的做法，求取“圣人之道”应从经典入手。但是，圣人之道与经典的关系，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圣人之道是否全在经典之中？第二，经典讲的是否都是圣人之道？宋代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们的看法体现在对经典与传注进行重新审视上面。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经典有残缺、谬误，这就要求对圣经贤传进行“刊正补缉”工作。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为此，他们对汉唐经学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们认为，由于经学分裂，注疏破碎大道，解释互异，莫衷一是，互相矛盾，难以适从。在宋代一些儒者看来，汉唐传注之学更大的问题是对经典的解释违背了儒家的义理。
既然汉唐注疏之学没有真正把握圣人之道，没有穷尽经旨，而且没有阻挡住佛、老等异质文化的进攻，证明在它的框架内难以使儒学的基本精神得到阐扬，难以使儒学重现生机。因此，要给古老的儒学注入新的活力，必须进行变革，包括经学观念、经学方法、经学内容方面的重大变化。
不过，宋代儒者虽然指出儒家经典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出发点不是要打倒经典，相反，他们指出这些问题，是为了维护经典的神圣性，拂去混杂在经典中的非圣之语，恢复经典的纯洁性。因此，很多人对“凌侮六经，诟病前圣”的作法并不以为然。反思的目的是“卫道”。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宋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他们虽然对汉唐传注之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并不否认传注对于理解儒家经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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