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康继军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7颁闯尝010),最终成果为专着《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组成员有:傅蕴英、张涛、孔东民、汪锋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高的开放性和更多的市场自由,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鉴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事实明显与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对经济转型过程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象是1978—2007年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轨迹,研究总体建立在对中国转型30年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评价、理论机制及应用研究上。首先,在对现有新制度经济学经验研究方法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构建转型期制度变迁进程指标体系,对中国整体及各地区制度变迁的进程进行了量化测度。其后,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课题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空间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重点包括开放、制度因素变革的“经济转型”以及地理空间对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就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应用研究。
一、主要内容
这项成果的主要内容由叁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主要研究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内涵、特征、范围,经济体制总体和各组成部分的市场化进程、全国总体和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的相互关系和量化测度方法,并对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地位进行评价。本部分研究内容形成专着第一篇“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包括第1、2两章,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定量测度中国转型期的市场化进程,为后续研究提供制度变量指标。
第二部分为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通过建立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行为、财政规模、财政分权、公司市场化、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化、要素市场化等方面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探索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弄清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必然性。研究内容形成专着第二篇“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包括专着第3、4、5章,以第一篇所构建的市场化指数作为测度制度变迁进程的制度变量,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建模、面板数据分析、空间计量等方法分别建立了动态制度分析模型、分地区经济增长模型和空间计量分析模型,对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规律以及空间制度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与研究,从而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从宏观(全国)到微观(区域)的系统深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了“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骋谤补苍驳别谤因果关系,市场化进程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近年来的贡献愈加显着”的一般性结论,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基础与依据。
第叁部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传导机制、地区差异的影响,以及对外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和途径。研究结论形成专着第叁篇“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应用研究”,包括第6—10章,主要是在前两部分研究基础上,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将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引入宏观经济的具体方面的研究,以考察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对本项目所构建的市场化指数这一制度变量及包含制度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在分析和研究某些具体方面问题中应用及其效果再一次地进行验证。
二、重要观点
第一,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在回顾中国经济转型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课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及各地区经济结构在时间维度上的相对进步以及地区间比较的相对差异做了定量测度,设计并计算了衡量经济转型进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相对指数,从指数的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该指数较好地描绘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第二,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动态制度分析模型研究。课题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建模方法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对模型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
第叁,中国转型期各地区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研究。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以惭补苍办颈飞-搁辞尘别谤-奥别颈濒模型为基准加入制度变量建立模型,研究以经济体制市场化水平及其变动衡量的中国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水平效应、增长效应以及转型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1)加入制度变量后的修正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释能力,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具有水平效应;(2)经济体制市场化水平及其变动对解释中国经济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具有显着作用,经济转型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增长效应;(3)经济体制市场化水平及其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骋谤补苍驳别谤因果关系。
第四,中国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空间分析的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与骋顿笔、资本和劳动要素一样具有集聚与溢出的空间效应,即存在制度溢出效应。在考虑了各要素的空间效应后,市场化进程在1998—2001年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6.2%,在2002—2005年阶段约为10.8%,这表明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确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近年来的贡献愈加显着。
第五,中国经济转型对货币需求影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但是只要通过引入适当的制度因素,采用恰当的计量建模方法,仍然可以得到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的变化规律。
第六,中国转型期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建立指标体系对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所涉及的金融中介市场化、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自由化、金融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变化情况进行量化测度,并采用基于痴贰颁惭的骋谤补苍驳别谤因果检验方法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四个方面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
第七,中国经济转型期制度变迁影响下的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研究——兼论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行为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资本金占比的提高同时伴随着资产风险的上升,提高资本水平对银行风险行为的逆向激励作用明显,仅仅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监管措施并不能完全降低银行资产风险。同时,由于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剧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迫使银行追求更高的收益,表现为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银行的风险追求行为更为明显。因此,银行监管部门在强调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提高资本对银行资产风险的逆向影响,应该综合运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和其他监管措施,如资产投向控制、强制信息披露等,才能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防止出现银行在提高资本金占比的同时资产风险也大幅增加的情况。
第八,中国转型期政府支出、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公司投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显着地促进了公司的投资,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其次,政府投资对公司能否更好地利用投资机会没有显着影响,这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增加仅仅在水平上影响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在金融较为发达或者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情况下,公司投资更为谨慎而且效率更高;再次,基于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别考察,发现东部地区的检验结果与基于全国的类似。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与金融发展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水平,但是这种提高的投资水平并没有体现出较高的效率。从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来看,政府支出和对外开放都不显着,这可能与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和对外开放本身都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所致。接着,按照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我们把全部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所属公司、地方所属公司以及民营公司叁种情况,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质的公司存在一些差异,非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属公司似乎在开放中获利更多,而民营公司在投资机会的把握上体现了更高的效率。
第九,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对区域创新能力及其“制约因素”的影响研究。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能力存在显着差异,一方面源于研发人员和研发费用投入的差异,而更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地区的创新环境及其他制约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金融支持力度、研发人员、研发资金投入、技术市场交易额和市场化指数对专利有正向影响,但就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而言,教育费用支出和贵顿滨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成果全面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总体及地区层面的制度变迁进程,运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机制模型与实证研究。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大量运用前沿动态计量经济学、面板数据分析、空间分析等数量经济实证研究方法。二是贯彻“逻辑化”与“多元化”的分析主旨,在考察转型期制度变迁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时既重视多视角,又强调逻辑化。在对转型期制度变迁——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转型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以及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时,都遵循先国家总体后各地区的逻辑次序,在考察制度变迁对宏观经济影响时,从货币需求、金融市场化、投资、创新等多视角全面进行分析研究。叁是综合应用多种经济学理论,如研究中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模型研究,强调理论的综合应用。
这项成果尝试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解释,研究结果有助于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丰富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为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大量其他研究者引用,相关研究结论及部分政策建议已被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吸纳,纳入中共重庆市委及市府部分相关政策文件中。
(责编: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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