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批准号：97叠闯尝029），最终成果为专着《近代中外贸易史》。
一、《近代中外贸易史》的基本内容和架构 该项目成果比较全面、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近代对外贸易。全书共分为9个部分。
——第一至六部分主要从清朝前期、“五口通商”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全面抗战爆发后等6个时期，阐述了各个时期中外贸易制度和进出口商业组织网的变化，影响海陆路贸易的其他主要因素作用，以及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第七部分主要是从中外贸易格局演变、对外贸易条件变化趋势、贸易平衡状况的改变、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对外贸易性质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外贸易的若干重要特点和近代中外贸易在旧中国国际收支演变中的地位等。
——第八部分重点考察了近代中国在“被动附庸型开放”状态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的不断加强，及其对中国农、牧、矿等初级产物市场、中国工业品市场、中国货币与资金市场等各类市场的影响，以及对外贸易通过上述市场影响，而对国内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的影响。
——第九部分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市场机制成长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历史影响。
二、《近代中外贸易史》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 第一，清前期因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差异而形成的“西方工业品对华输入值难以抵充中国丝绸和茶叶出口值，在正当贸易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西方人主要是用对华输入鸦片抵偿他们的贸易差额，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一贸易基本格局，并不因鸦片战争后中西贸易制度发生巨变而随之改变，而是又延续了约半个世纪。
第二，对清前期中外贸易发展状况的认识不能用简单贴“闭关自守”标签的办法，需要结合对当时中外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分析，花大力气更深入地发掘和解读史料，分别从清政府对陆路贸易两大方向、海路贸易叁大方向政策的前后变化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认为用“低水平对外开放”
对清前期中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概括，较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
第叁，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被动附庸型”对外开放状态，中外贸易制度发生多方面重要改变，洋商在华享有多方面特权，洋商-买办-华商进出口流通体系逐渐形成与推广，为贸易服务的华洋金融周转体系也随之形成。它们对近代中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国内市场组织状况、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四，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增强了资本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力量，新的交通通讯手段使中国市场更进一步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西方国家资本和生产的集中趋势，垄断的强化，外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强，使得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等失掉了价格主动权。在国际竞争激化形势下中国丝茶等出口商品价格主动权也逐渐丧失。进出口价格决定权的这种变化，不仅促成了进出口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而且对中国国内市场发生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由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商业剥削网的价格基础”。19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也使得原有的中西贸易基本格局发生根本改变。
第五，20世纪初，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尽管世界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增长率越来越落后于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市场问题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问题。帝国主义列强抢夺市场、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斗激化，幅员广大的中国成为它们抢夺的一个主要目标。上述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变化，对20世纪前期的中外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六，20世纪前期，尽管中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外贸商业组织形式有了一些变化，并且也出现了一些华商直接与国际市场联系、进行对外贸易的情况，但是列强在华商人资本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基本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洋商与华商相比，除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经验及他们与西方厂商之间较密切的联系以外，他们还据有以下叁方面的优势：首先，洋商享有不平等条约给予他们的政治特权。洋商在与华商交易时也常常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欺压华商。其次，洋行、买办势力在资金方面的地位也往往比华商优越。第叁，由于海关、商检、航运、保险等诸多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环节都被外人把持。把持海关的洋员在验货、估价、课税等方面往往对华商百般留难，而对洋商则极力给予方便。铁路运价、路务规章等由控制各路的各国资本制定，也常发生优待外商、歧视华商的现象。
第七，由于新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工业品生产成本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多样；同时也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以及城乡社会消费时尚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和欧风美雨的侵蚀下发生的变化，从而对外国商品产生了种种新的需求，中国进口贸易呈现出商品多样化发展趋势，主要进口商品及进口商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如生丝、茶叶等，生产发展迟缓，技术水平低下，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中国的豆类、棉花、芝麻、植物油、牛皮、羊毛、猪鬃等农产原料及矿产物的需求大大增加，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以农产物原料及手工制品、半制品为主这一反映殖民地性质贸易的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第八，以往分析战前中国贸易条件时，多限于分析净易货贸易条件（进出口贸易比价）。研究认为，进出口贸易比价对于分析对外贸易条件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应结合总易货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生产要素贸易条件等分析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综合来说，近代中国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它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有两方面最主要的影响。一方面，对外贸易条件恶化更使中国相当大部分本来可以用于国内投资的社会剩余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本国际积累，使旧中国的贫困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打破。另一方面，进出口贸易比价的变化，不仅促成了进出口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而且对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基础发生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工业品的价格水准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决定的。它们经过批发、转运、零售等各种环节销往内地和农村，每个环节都要加上运销费用、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等，逐级加价。农产物及农产加工品的长途运销主要是由农村和内地流向通商口岸，但是它们的价格水准也是由通商口岸这一头决定的，为了扣除运销费用和商业利润、利息、捐税等，在各流通环节中按已定的价格逐级被压价，最终农民成为价格损失的主要承受者。可以说，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扩大了中国国内市场上城乡之间、工农产物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加剧了中国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村经济的衰退。
第九，20世纪前期于19世纪后期相比，中外贸易总额呈加速度增长趋势，但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均进出口贸易额以及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仍然都非常小，增长速度也比不上日本或印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对当时中外经贸关系畸形发展及中国市场体系发育不全有着恶劣的影响，不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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