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中南民族大学段超教授主持完成的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4础惭窜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马晓京、田孟清、崔榕、李然、莫代山。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地区传统生产方式作用下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取得主导地位，其中以旅游业取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民族旅游区，随着旅游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也发生着变迁。湘鄂渝民族地区位于我国中西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涌现出张家界、凤凰古城、芙蓉镇等国内外知名旅游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区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项成果旨在全面阐述旅游业发展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真实状貌，分析旅游影响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因素，提出旅游区社会文化发展对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和社会文化健康协调发展。

　　一、主要内容

　　一是对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历程与旅游业现状进行描述与梳理。从旅游资源状貌、旅游业发展历程、旅游经济发展现状、主要旅游区情况等方面展示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业概貌。

　　二是对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总体考察。选取湘西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高云村、永顺县芙蓉镇、吉首市德夯村、凤凰县勾良村，鄂西巴东县罗坪村、宜昌市车溪村，渝东酉阳土家族自治县龚滩镇和石泉村8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区作为考察点，剖析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表现、特点及其影响。

　　叁是从不同侧面探讨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状貌。阐述了旅游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7个具体表现，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与变异、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代性文化因素的增长、国外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民族意识的变化、族群关系及族际关系的变化，旨在从文化具体内容上对旅游区文化变迁进行深入剖析。

　　四是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分析。对影响社会文化变迁的两个重要群体--导游和游客进行分析，阐述他们对旅游区文化变迁的具体影响。

　　五是旅游区社会文化建设对策。在对文化变迁进行总结分析基础上，提出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建设的若干办法。

　　二、基本观点

　　1．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消解、变异与复兴并存

　　在旅游业持续发展下，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区普遍存在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与变异现象。游客文化示范、文化商品化、旅游文化建设等使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和消解。不同类型的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的方式、程度、影响不尽相同。一是不同民族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着差异。土家族旅游区、苗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变异程度不一。二是开发时间不同的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差异。开发时间早的旅游区所发生的文化消解、变异现象明显。叁是景观主题不同的民族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差异。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民族旅游区，民族文化消解与变异明显。以人文景观为主的民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消解与变异的速度较慢。

　　与此同时，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导致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表现在传统节庆活动的恢复、民族历史记忆与神话的重叙、民族工艺品及饮食的全面复兴、民族歌舞的兴起、民族传统建筑的再造等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复兴通过文化意义再造、文化意义扩展、文化内容增添、文化内容简化、文化整体重塑等方式实现。不同类型的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方式、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2.旅游区现代性文化因素不断增多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区的现代性文化因素都在增长。主要体现在旅游服务制度化，民众商品意识、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增强，科学知识日益普及，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开放意识增强，世俗化生活不断发展，文化主体意识不断张扬等方面。不同类型的旅游区现代性文化建构各具特色，现代性文化建构并不是以完全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为代价，全盘接收现代文化因子，而是始终在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审慎而理性地构建着现代性文化。

　　3．旅游区催生出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

　　旅游区不可能有与旅游发展无关的居民，村民的生产生活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一个特殊群体：坐拥旅游资源而不思进取、不继续参与旅游业的群体。

　　一些旅游区的村民在旅游业发展初期，凭借居处旅游区的优势富裕起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却产生怕冒风险、因循守旧、小富即安思想，不再参与旅游活动，与旅游发展带来的许多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在旅游区蓬勃发展、人们纷纷享受旅游果实的时候，他们却在怨天尤人，感叹时运的不济，埋怨政府办事不公，低程度地分享着旅游带来的收益。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引导十分必要。

　　4．旅游影响旅游区族群关系

　　民族旅游区由于占有旅游资源的差异，在当地人中形成“有”旅游资源和“无”旅游资源两个族群。“有”与“无”两个群体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他们是竞争关系，在旅游市场，他们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甚至血缘上的认同，他们的竞争因此而受到一定约束。“有”者群体占有旅游资源，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形成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为维持这种优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无”者向“有”者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力量、社会规范、习惯法规都是他们利用的工具。作为“无”者群体，他们渴望得到与“有”者同样的发展机会。

　　目前，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有”者与“无”者的关系并没有脱离传统的族群内部关系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的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产业本身规模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程度。在族群关系内部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民族传统文化。当市场经济完全压倒民族传统文化时，“有”者与“无”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更大变化。

　　5．旅游区的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并存共生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信息、技术、知识、资本等，旅游区的本地人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大量的外来者进入旅游区，并形成了与旅游地族群相对应的外来族群。

　　相对于旅游地本地族群来说，外来族群有某些优势：愿意从事各种旅游服务工作，比本地人更勤劳，能够更好地开辟游客市场，把握旅游商机，延伸旅游产业链。同时，外来族群在许多方面又处于弱势：不具备本地人先天拥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本地人族群与外来者族群因为利益关系，时常会有竞争甚至产生冲突，但为了彼此之间利益最大化，两族群往往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合作，两者之间的交往逐渐活跃起来，进而产生通婚等深层次交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是并存的，“并存、连动、依附、融合”是旅游区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关系模式。

　　6.旅游影响旅游区民族意识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随着当地人参与旅游程度的深入，他们重视恢复、挖掘、保护、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由此引发旅游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提升民族意识。

　　旅游区民众的文化自觉表现为民族风情的大量展示，民族传统技艺的恢复，对民族文化失真、增值、扭曲、破坏的忧虑，以及对发展本地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建议。随着民众对本民族文化认识的深入，进而对本族文化与它族文化进行区分，辨析民族之间的差异，增强了民族分界意识。民族意识的不断提升，又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觉。可见，文化自觉和民族分界意识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

　　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民众文化自觉和民族分界意识的变化，呈现出以下路径：我物与他物-我俗与他俗-我想与他想-我族与他族。这是一个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演变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

　　7.旅游影响旅游区民族认同

　　一些湘鄂渝民族旅游区，在旅游开发前，民众的民族意识并不明显。随着旅游来的发展，民族意识明显增强。一些土家族旅游区，村民的民族认同经历了“汉族-无所谓-土家族”的变化。这一过程带有渐近性特点，与当地旅游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当地政府的文化重构过程相一致，与当地人对民族文化的掌握与认同同步。

　　8.导游和游客是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民族旅游区，导游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又是异质文化交往的使者，促进了旅游区的文化建构、文化革新、文化增值与文化变异。

　　游客作为旅游区社会文化的消费者，其需求是民族旅游区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动力和导向。一方面，旅游区社会的政府、旅游经营者、民众在满足游客的需求中，改变了自身的生产、生活设施，也改变了原本以传统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游客对现代文化的示范与传播，使旅游区民众加速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大量游客涌入，一定程度地使旅游区民族文化消解与变异。

　　叁、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通过对文化变迁的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理论；通过探析民族地区旅游与民族意识、族群认同的关系，深化了民族认同理论；通过分析旅游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深化了族际关系理论。另外，通过阐述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使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旅游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全面认识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状貌，对于传承、创新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旅游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