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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师范大学肖立军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省镇营兵制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叠窜厂02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郭玉锋、张玉兴、姜珠玉、徐斌。

　　这项成果共分十章。

　　第一章，明代省镇营兵制的含义。对于明代军事制度，据当时典籍记载，可分为叁大块：卫所制、京营兵制，以及明中后期（1449—1644年）在京师以外地区盛行的军制。对于后者（即第叁项），这项项成果采用了“省镇营兵制”的提法。主要理由是：“营兵制”的提法容易与京营混淆，“镇戍制”的提法又难以体现该军制的特色（明以前有镇戍军队，卫所也有镇戍职能）。省镇营兵制的提法强调叁大要素：履行镇戍职能，实施于明代省、镇地区（明代一般以一省或一镇为一位镇守总兵等的防区），以营制为核心。

　　第二章，明代的卫所军队和省镇营兵。明初设立了大量卫所，卫所军队的主要任务包括防御蒙古、防倭、京操、漕运、守城（或操练）、巡捕、屯田、造军器等。明中后期，省镇营兵制得到发展，从卫所选取精兵，并补以募兵或民兵等，从而组建了标兵、营兵。标兵指总督、巡抚及嘉靖中叶以后总兵等亲统之兵（后来标兵也有泛滥倾向）。狭义营兵起初指总兵、副总兵、参将和游击等亲统之兵，即正兵（总兵所统正兵在督抚标兵建立后多改称标兵）、奇兵（后亦称协）、援兵和游兵，后来甚至连备御所统兵亦有称营兵者。标兵和营兵是主力部队，按营的编制组建。此外，明代中后期的守城兵、墩军与夜不收、通事与家丁等，在编制和统领将领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打上了省镇营兵制的烙印。

　　第叁章，明代省镇营兵制下的兵役制度。《明史·兵制》作者将明代军户的来源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种，然而据《明太祖实录》所载事例，明建国前（元末）及洪武时期军士（军户）来源可分为主动投奔、故元汉军、收编降卒、籍民为兵、罪犯充军、招募等途径。依《明太祖实录》所载可统计数字计算，排在第一位的是各类降军（即《明史》所谓的从征与归附的主体部分），约占70％或稍低些。排在第二位的是垛集军，约占24.5％。排在第叁位的是故元遗兵及元军户军，约占5％。排在第四位的是充军，占0.5%或稍高些。在永乐特别是仁宣以后，补充兵员的途径则主要是充军和招募。充军一般要编入卫所。募兵不仅用以充实营伍，也有相反的情况，源于卫所和募兵等的营兵有时也被重新编入卫所，目的是防止逃亡。明中后期，标兵、营兵等成为重要省镇的主力，卫所与招募等共同构成省镇标、营军队的主要来源。在一定意义上说，招募为标、营军队的直接来源，而充军等为标、营军队的间接来源（充军要先入卫所）。

　　第四章，省镇营兵制的调兵及指挥体系。（1）《明实录》等有关资料表明：朱元璋（特别是在其晚年）注意让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互相牵制，使二者既有分工，又互相合作，或者在相同军务中分别负责不同环节，或者同一事务此场合命兵部完成而彼场合则令五府承担。建文以后，兵部地位超过五府。（2）明代军事指挥系统包括文臣、武将和内臣。明代省镇负责军务的文臣主要包括督师、经略、总督、巡抚、提督、诸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等）和厅官。其中，巡抚之下兼辖军卫与有司的官员为守、巡、兵备道。明末在道之下设有厅官，指府同知、通判或州判官驻扎一地，拥有军事等权力，形成了巡抚——诸道——厅官上下体系。（3）明代省镇营兵制下武将的统领格局是，总兵负责一镇防务，参将在总兵之下负责一路防区，守备在参将之下负责以某城堡为中心的一小片辖区，形成了总兵——参将——守备上下体系。副总兵佐助总兵称协守，后来有的镇也增设副总兵各负责一协，一镇多协的副总兵取代了原来的分守参将。游击一般往来防御无固定防区，听总兵、巡抚节制。（4）明代各省镇内臣，除了镇守以外还有分守、守备内臣，以镇守内臣地位最高。所以，这项成果用“镇戍内臣”的提法来概括省镇内臣（不包括珠池诸内臣）。

　　第五章，明代省镇营兵制的编制。明代省镇营兵制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明前期分洪武、永乐到正统两大阶段，明中后期分景泰到弘治、正德至万历、天启崇祯叁个阶段）。明代省镇营兵制，萌芽于洪武末期。仁宣、正统时期的巡哨军及早期“游兵”由“马队”构成，至迟景泰时期北边明确了营伍编制，并已分营常操。同时期的京营则实行团营制。正德以后到万历时期，以北边为代表的、防御蒙古（及倭寇）的营兵有很大发展，诸镇设立了正兵营、奇兵营、游兵营、援兵营，并且完善了互相配合的镇戍体系。明中后期以北边为代表的营的建置，可概括为营、司、队、伍之制，或称为营、部、司、队、伍之制。省镇营兵建置与卫所编制有所不同，前者出现的原因，除了受明代以前古代兵制及明代京营兵制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实战需要的推动。

　　第六章，明代省镇军队的后勤供应。明代北边的军费主要由属于中央财政的起运中支出，北边以外的省镇军费主要从存留（国家财政用于地方者）中支出，这反映了明朝对北边的重视。北边等地的军费，以及宫廷开支、藩王禄米、官员贪污等等，消耗了明王朝大量财富。为弥补财政亏空，明廷实行了加派，而加派最终把边兵、饥民逼上梁山。农民起义和后金（清）内外打击，明王朝宣告灭亡。

　　第七章，明代全国镇守总兵及相关武将镇戍区的分合演变。各镇的镇守武将或镇守总兵的设立及其辖区的分合变化，与明代各地内忧外患的轻重缓急形势息息相关。从镇的分布来说，蒙古威胁严重的北边是镇守总兵及军镇密布的地区，一般一省设立数镇（如陕西便设立了四五个镇）；北边以外的其它地区，一般是以省为单位设镇，而且有时于数省设立一镇。明代北边、沿海、西南及内地等区域设立的总兵等，绝大多数都有同名巡抚与之相配，只有个别晚设立的总兵例外。从辖区上看，镇守总兵与该地的巡抚辖区大体一致，但有的略有差异，如蓟州镇，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该总兵负责北直隶北部的沿边地带，而该巡抚除了总兵辖区外也包括通州、霸州、涿州等地。在镇戍制度上，明代中后期巡抚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视为一镇的建立：如在保定地区，起初设立分守副总兵，因为该分守副总兵之上有巡抚，所以也可视为一个独立防区或者镇（四川松潘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巡抚与各镇的设立有关这一事实。明代总兵、巡抚设立的这种亦步亦趋之情况，一方面说明文武分开后总兵无民事权和筹饷权，需要巡抚等文臣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明廷有意让总兵、巡抚互相牵制并以文制武，从而监督总兵，并维持地方的权力均衡。

　　第八章，浙江、云南、宣府叁个典型省镇营兵制将领等的设置及演变。对叁镇营兵制将领体系所进行的个案考察表明：镇戍将领的设立及省镇营兵制的实行是实战需要促动的结果。卫所正军虽然是由现役军人组成的常备军或准常备军，但卫所逐渐成为储兵单位。在省镇营兵制下，总督、巡抚、总兵等，都强调遇到军情要组织防卫，某种程度上属于持续的军事动员体制。这种军事动员体制的出现，是实战需要逼迫的。浙江在嘉靖以前曾设总督备倭都司，嘉靖间倭患猖獗，明朝于该省设立了地位更高的总兵等将领，并选卫所兵、募兵等组成标、营军队。

　　第九章，明代卫所——省镇营兵制下的军事屯堡。成果所言“屯堡”指带有防御工事的军事屯堡。明代基层社会组织，除了宗族、里甲、乡村、保甲、会馆、结社等等以外，屯堡在一定意义也可列入其间，明代君臣在下传政令时往往将屯堡与乡村并称。明代屯军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屯军实行战斗编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许多屯堡远离卫所又不属于州县官管理，容易形成治安漏洞或隐患。明朝也曾一定程度上加强对屯堡的控制，使可能成为治安隐患的屯堡军丁，成为治安乃至边防的维持力量之一。而屯堡也拱卫长城及城池，承担着护屯、出饷、供兵、防守、养马、中转递运等功能。

　　第十章，总论。在京师以外的省镇地区，明朝前期的军制总体来说是以卫所制为主；明中后期，以卫所制为基础而又有别于卫所制的省镇营兵制居主导地位，此时都司卫所地位下降，但仍然对省镇营兵制起辅助性的支撑作用。明代省镇营兵制虽有非经制的一面，但其基本特点及精神还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挑选精壮，诸营合作；营、队操练，兵将相识；以文督武，大小相制；各守信地，互相配合；以守为主，不乏进攻。此五点从总体来说属于积极的方面。明代省镇营兵制也存在弱点，表现在：分权失当，中制颇严，责罚太过，兵源不继，筹饷失当等。明代省镇营兵制虽不无局限，但在营司队伍编制、兵将关系、指挥体制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丰富了中国古代军制的有关内容。该制度盛行于明代中后期，且为清绿营兵制所效法，说明明代省镇营兵制有可取之处。

　　这项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列表进行分析，并用数字统计的结果来说明问题；个别地区的考察与全国宏观情况相结合；既注意制度的规定，更注意制度的演变和执行层面，用具体事例来说明将领等的职掌；用现代军事理论框架来构建成果的章节，虽然增加了研究难度，但有利于保持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