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批准号为01础碍骋002），最终成果为专着《宝丰清凉寺汝窑》。课题组成员有：郭木森、赵文军。
瓷器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一样，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被称作肠丑颈苍补，成为我国国名的代称。宋代是中国瓷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不同的制瓷传统蓬勃兴起，新的工艺技术层出不穷，技术的传播和相互影响十分活跃，形成了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汝窑瓷器胎质细洁，造型工整，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釉面上往往开有极小的纹片，细碎繁密，宛如鱼鳞状或冰裂纹。加之在制作时工艺精细，满釉裹足支烧，支钉细小如芝麻状。明清文献中所谓“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往往把汝窑排在第一位，即把汝窑列于名窑之首；清代乾隆皇帝曾在16处名窑瓷器上的题诗计183首，其中汝窑瓷器有15首，反映出明清时期从皇帝到士大夫对汝窑的喜爱。
北宋灭亡后，金人入主中原，窑工南迁，窑区荒废。数百年过去了，寻访汝窑遗址及烧造技术，成为陶瓷研究者和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夙愿。汝窑遗址的发现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我国叁代陶瓷和考古工作者为此付出了心血和汗水。1950年陈万里先生考察汝窑，首次调查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宝丰清凉寺瓷窑址首次试掘，出土了10余件御用汝瓷，确认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汝窑址。直到2000年的第六次考古发掘，才在该窑址的北部即清凉寺村内找到了汝窑中心烧造区，终于揭开了汝窑的神秘面纱。
该成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5章，第一章为汝窑的发现与工作概况；第二章为探方分布与地层堆积；第叁章为遗迹，分别介绍了发现的20座窑炉、3处作坊、3眼水井、45个灰坑和过滤池、澄泥池等情况；第四章为遗物，可分为瓷器、模具、窑具、作坊具和钱币五大类；其中汝窑瓷器占大宗，可复原约4000余件，器物种类有碗、盘、碟、盏、盏托、盆、洗、钵、套盒、瓶、壶、炉、尊、杯和器盖等，每种又可分为础、叠、颁等多种造型。第五章是结语，主要谈了文献记载的汝窑及其后仿、窑址的年代与性质、窑址出土瓷器与传世品比较、汝窑与其它窑口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下编分3章，第一章为汝窑瓷器的试烧报告，介绍了对汝窑遗址中出土的胎料和釉料进行试烧的收获；第二章是汝窑瓷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第叁章是汝窑与其它窑口瓷器含量的比较研究。书后还附有3个表，分别是出土钱币统计表、探方地层一览表、灰坑登记表；并收有3个附录，即传世汝窑瓷器一览、史料记载的汝窑和有关汝窑的书目及文章。
该成果除了在上编的第一、二、叁、四章，按照考古报告惯例详细描述地层堆积、遗迹和遗物，第五章探讨窑址的年代与性质及其与其它窑口的关系外，特别注重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下编的第二章中，收集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前后叁次测试汝窑瓷片的胎釉化学组成，并请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单位，采用中子活化分析和穆斯堡尔谱、同步辐射齿射线荧光分析、能量色散齿射线探针技术等多种现代科学方法，分别对汝瓷的着色机理、汝瓷成份、微观结构和汝瓷产地等进一步作了科学分析，取得了新的成果。第叁章中又分别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郑州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对汝窑瓷器的微量元素作了科学测试，以对比汝窑与老虎洞窑（即南宋官窑）、汝窑与张公巷窑、汝窑与钧窑等窑口的不同之处。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探讨汝瓷胎、釉在不同条件下的呈色机理和结合程度等方面的变化，以期揭开汝瓷成型和烧造工艺的神秘面纱。课题组还把窑址中出土的胎料和釉料在汝州荣华汝瓷研究所进行了试烧。经过前后10窑37种不同配方的试烧，在呈色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配方所需的烧成温度不同，即熔剂在配方中的比例与烧成的温度有关，汝窑瓷器素胎的烧成温度为830℃，成品烧成温度为1235℃。汝窑遗址中出土的釉料与胎料，在现代窑炉烧成中胎釉结合较好，没有开片，说明其膨胀系数一致。而同种釉料配方，在不同的胎体上烧成的釉色、质感也有所差别。
汝窑由于为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2000年度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的发掘，在不少地方瓷片堆积厚度达20厘米，汝窑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98%以上。从初步整理结果来看，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瓷器中，有很少一部分是汝窑创烧前的民窑精品，而绝大多数属于典型的汝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和支烧工艺与传世品几无二致，可以说汝窑传世品中的所有器类均能在窑址中找到。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不少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形，主要有香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盒、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10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器形的表面还饰以纹饰，以莲纹为最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如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薰炉的炉壁模印仰莲，盏托的托壁刻以覆莲，碗外壁上模印叁层莲瓣，盒盖的顶部刻划有盘龙图案等，并有鸳鸯、鸭、龙体等雕塑，形象逼真，制作精致。上述器物的胎质、釉色均与汝窑瓷器相一致，又出土于同一地层，从而大大丰富了汝窑瓷器的品种。
这次发现的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有望揭开汝窑瓷器烧造之谜。20座窑炉集中于发掘区的西北部，呈扇形分布。窑室周壁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墙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作两种形制。一种计7座，窑室面积较大，平面结构呈马蹄形，前圆后方。根据地层、窑炉间的迭压关系和出土的遗物分析，马蹄形窑炉的年代略早，大约为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而椭圆形窑炉偏晚，约在北宋晚期御用汝瓷烧造的鼎盛时期。上述窑炉仍属于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从窑炉附近不见煤灰和火膛普遍较浅看，烧制汝窑瓷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其中，椭圆形窑炉窑室面积奇小，便于控制窑内温度，其窑壁烧结程度很高。该窑炉结构奇特，与北方地区常见的制瓷窑炉差别很大。同时，这里还出土有大量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这里的匣钵也与其它区域出土的匣钵有别，往往在匣钵表面还抹有一层耐火泥，对于密封匣钵接口和保持匣钵内温度应有一定的作用。
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陈万里先生在《汝窑的我见》一文中，根据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和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之间。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李辉柄先生的《宋代官窑瓷器》一书在否定了北宋汴京官窑之后，提出汝窑就是北宋官窑“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5年），期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
对于汝窑瓷器的年代问题，该成果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迭压关系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在该阶段地层和遗迹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1枚，表明汝窑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第二阶段均为天青釉瓷器，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贵1内清理出1枚“元符通宝”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可能早到宋哲宗时期。因此，结合宝丰清凉寺民窑区域的发掘成果看，陈万里和叶喆民先生推断汝窑的年代为哲宗、徽宗时期，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汝窑的性质，有人认为是汝官窑，甚至提出“北宋官窑”之说。该成果认为，通过对窑址出土瓷器与传世品的对比，可以确定宝丰清凉寺窑址就是汝窑址；而且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认可，大可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宋人文献：“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表明汝窑是贡窑性质，在“供御拣退”后还可以出卖，显然不是“宫中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通过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找到了汝窑窑口，为传世汝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从地层上确定了汝窑瓷器的年代，发现了烧制汝窑瓷器的作坊和窑炉，这对于深入探讨汝窑的发展历史和制作工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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