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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文理学院刘家思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叠窜奥04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周桂华、彭红平、覃碧卿、陈建国、王晓初等。

　　《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研究》的研究目的在于展现剧场性在戏剧文学中的本质位置，揭示曹禺戏剧创作对于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文体范式意义，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戏剧文学剧场学基本体系的构建，为曹禺研究（乃至整个现代戏剧文学研究）开辟新领域，为戏剧创作者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促进中国当代戏剧文本创作和剧场表演的和谐发展。

　　这项成果分引论和主体两部分，在戏剧理论的研究与曹禺具体作品的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引论分四章，前叁章对剧场性理论展开论述，第四章对曹禺戏剧剧场性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主体部分五篇二十章，第一至第四篇十八章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曹禺戏剧的剧场性，第五篇两章论述了曹禺式剧场性的特征以及曹禺戏剧的文体意义。

　　对于剧场性，国内外学术界和戏剧界通常将它限定在剧场演出阶段，而忽视戏剧文本的存在，时间距今越近，越是这样。这项成果提出剧场性与文学性是戏剧文学的两个主要特征，而剧场性更为重要，因为剧场性不强就无法演出。剧场性将戏剧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区别开来，是戏剧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衡量戏剧文学成就高低的标杆。因此，戏剧文本创作的轴心是剧场性。戏剧性、综合性、舞台性、表演性、假定性与剧场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它们都不能等同于剧场性，不是戏剧的本质特征。有的人将戏剧性，或者综合性，或者舞台性，或者表演性，或者假定性看成是戏剧文学的本质特征，走向了偏失。纵观中外戏剧理论的发展历程，剧场性理论是在批判与肯定的争议中确立的，充满着跌宕和起伏。但是对于什么是剧场性，学术界疏于研究，或将它等同于舞台技巧，或舞台性，或扮演性，或现场性，或剧场的交流与气氛，或假定性等等，种种观点得失并存，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性情化的特征，显得很混乱。尤其是对其内涵与外延更缺乏认真而深入的探讨。所谓剧场性，是指剧作家预设的戏剧对受众所拥有的“现实”审美裹挟力和“剧场”审美感知度的规定性，是一种支配受众的艺术强度。它是建立在剧作家所赋予的戏剧对受众的磁力作用和交流特征的前提之下的，是以人物为内核，以欲望、动作与冲突为基础，以场面性、舞台性和表演性为外在形态，融情境、题材、故事情节、思想意蕴、人物形象、艺术技巧、舞台画面以及音响效果为一体，与文学性相辅相成的主观性合成场力。它不仅存在于戏剧的表演阶段，更潜存于戏剧文本之中。对于剧本而言，它表现为作者预设在作品中的刺激受众审美感应与情感共鸣的期待域和规定性；对于剧场演出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对受众的现实拉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受众的反作用力，是一种互动效应。剧场性强，戏剧的生命力就强。从本质上说，剧场性所显示的实际上是以受众为本位的戏剧理论视野，它所要求的不光是在剧场演出时要树立受众意识，更重要的是从戏剧文本的创作构思起就要坚持以受众为轴心的创作理念。

　　这项成果认为，对于剧场性的内涵与外延，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1．剧场性是戏剧所拥有的审美接受的艺术规定性和艺术强度。正是这种规定性和艺术强度对受众形成了一种审美接受的主导和裹挟机制。

　　2．剧场性是由戏剧的场力特性打造的。戏剧家在戏剧中必须预设对受众的磁力作用和交流特征以形成艺术强度。这是生成剧场性的前提。

　　3．剧场性是以人物为核心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牵系受众心魂的主要力量，剧场性的艺术规定性和艺术强度首先体现在戏剧人物的塑造之中。

　　4．剧场性形成的基础是人物的欲望、动作和冲突。只有戏剧人物具有了个体不切实际的欲望，有了催生戏剧人物意志化的行动，有了人物内心的交战和人物之间的冲突，才能切实地激起受众的审美欲望。

　　5．剧场性以场面性、舞台性和表演性为外在形态。无论是剧本还是剧场演出，场面性、舞台性和表演性都是生成接受主体视听觉审美刺激和心灵感应的外在方式。

　　6．剧场性的基本元素是语言，尤其是在话剧中，语言是除动作之外最重要的剧场性构成要素。因为有了精彩的语言，戏剧便拥有了诱人的魅力。

　　7．剧场性是一种融视觉、听觉与意觉于一体的主观性合成场力，它是由构成戏剧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其构成要素的简单相加或凑合所能达成的。

　　8．剧场性与文学性相辅相成，它是一种作为戏剧文学特有的功能存在的，与文学性站在同等高度，二者共同构成了戏剧的艺术品质，支撑着戏剧的生命，使戏剧在艺术天地中熠熠生辉。

　　剧场性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它具有整体性、审美性、主观性、层次性、渐变性、时代性、民族性、现场性和娱乐性等几个特征。

　　曹禺始终以创作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演的戏剧为目标，剧作的文学性与剧场性都很强；他在二者不可兼得时主张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始终将剧场性放在首位，确保了戏剧的长演不衰，铸造了中国20世纪戏剧艺术的高峰，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范式。但是，70多年来的曹禺研究，主要是从文学性、文学史或戏剧史（含演出史）的角度展开的，对文本内存的剧场性则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剧本是一剧之本，研究戏剧不研究剧场性无疑是残缺的，而研究剧场性不从剧本创作开始则是弃根取叶的做法。因此，对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进行研究，不仅对曹禺研究十分必要，而且对剧场性理论的建构以及戏剧创作实践都具有较大的价值。

　　这项成果的主体部分对曹禺戏剧的剧场性及其特征与文体意义展开了系统研究。

　　第一篇至第四篇，从戏剧情境、戏剧模式、戏剧人物、戏剧技巧等多角度对曹禺戏剧的剧场性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曹禺总是从宇宙、自然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戏剧情境的关节点，一方面以象征隐喻的手法创设一种郁热沉闷的边界不清的整体性时空环境，另一方面又以潜伏危机的方式推出紧急事件，同时又建构主体生命关联的网状人物关系，形成心灵的震撼力与情绪的操纵力。从整体性情境到具体的生活环境，都笼罩着一种窒闷、郁热、压抑、阴鸷的气氛，像一口“残酷的井”，使剧中人物呼号却难以逃脱，使受众心态沉重而被其主导着。戏剧模式是戏剧家对社会生活及其复杂关系进行主观性认知、把握和反映的艺术形态，是戏剧家在创作中的一种预先的心理假定、处理与安排，它融内容与形式于一体，体现在故事模式、结构模式、冲突模式、主题模式和话语模式等多方面。曹禺创造了富于剧场性张力的戏剧模式，那传奇而现代的故事、充满张力的锁闭或开放的结构、生命扭结与交织的冲突、二律悖逆与复调交响的主题以及饱含机趣、冲突与动感的独特话语，都诱惑着受众。曹禺总是科学合理地组配精干的人物，将人物的角色功能放大，突出参差对立、立体多维和扭曲变形，协调前台与后台，凸显主体穿透力和理想关涉度；以偏执的态度与极端的行为、沉郁的情绪与矛盾的心理、简单的思想和自在的言行等，显示人物的性格力度；突出命运危机，表现生存苦难，渲染传奇色彩，强化其悲剧性；并对人物进行深切的灵魂拷问与严正的道德审视；还运用声像造势和镜像互补来强化主观感觉与情绪张力。因此，曹禺的戏剧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曹禺娴熟地运用紧贴受众心绪节奏的艺术技巧来突出戏剧的场势，尤其是悬念的主体诱惑与发现的心理震撼，对比的情感激发与反复的场势扩张，夸张的定势突破与闹剧的感知强化，穿插的动感创设与科诨的情绪调适，都构筑了广阔的接受空间，具有极强的艺术效果。

　　第五篇两章进一步论述了曹禺戏剧剧场性的特征及其文体意义。剧场性是曹禺戏剧首要的本质属性，这既表现了一切优秀戏剧的艺术品质，又打上了曹禺自身的鲜明印记。其特征在于整体性与仪式性的统一、表现性与张力性的统一、规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交流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时代性与审美性的统一、简明性与复调性的统一。这正是曹禺戏剧生命力强的重要前提。自觉的剧场性预设，形成了既能演又能看的文本，使曹禺戏剧具有很强的文体意义：一、始终坚持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取向，凝聚与提升了话剧文本的文学性和剧场性，显示了中国话剧发展应该坚持的美学路向。二、始终坚持雅俗兼备的审美要求与定位，对精英性与大众化进行深度把握与调适，把握了戏剧审美接受的基础，彰显了中国话剧应该坚持的审美定位。叁、始终凸现悲喜交织的审美形态和艺术特征，有效地调动和激活了戏剧接受的情感驱力和思想活力，预设强烈的剧场效果，打造了中国话剧应该继承的美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