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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刘航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唐乐府产生及其流变中的民俗因素解析》（项目批准号为09贵窜奥009），最终成果为专着《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2011年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乐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其创作历时久远，即令就狭义的乐府诗而言，亦绵延汉唐千载，数量极多，且不乏精品，深入认识这些作品，可推进对文学史的理解。文学研究不可能避开民俗，许多乐府诗来自民间，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民情风俗，而观风察政也是汉代乐府机关采诗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若要深化乐府诗研究，民俗这一视角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针对这种状况，该成果着重考察了乐府诗的本事、主旨、人物、模式化意象和情节等是在怎样的民俗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随着民俗文化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乐府诗在民俗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该成果共分上、中、下叁编：

　　上编为《乐府人物考论》：包括《刘生、王昌考》、《莫愁故事演变的叁部曲》、《西子经典形象的形成与祓禊之俗及魏晋隋唐之女性观》、《张女考》、《从何满子传说看中晚唐的怀旧现象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濒迟;神弦歌&驳迟;考论》、《老胡文康考》。

　　对人物传说的探究，是民俗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在中国民俗学诞生之初，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就曾轰动一时。乐府诗中的人物有不少属于神灵或传说人物，如王子乔、渔山神女、井公、白石郎、青溪小姑、刘生、王昌、木兰等，它们本身便是民俗的产物。即便实有其人，形象演变中也往往积淀着民俗文化的因子。所考证的乐府人物分为两类：一是诞生于乐府诗的人物，如老胡文康、刘生、王昌、张女、莫愁、何满子、白石郎、湖就姑、采菱童、明下童等；二是虽非诞生于乐府诗，却与乐府诗关系紧密的人物，例如在《浣沙女》、《采莲曲》里频现倩影的西施。

　　重要观点举隅：

　　《刘生、王昌考》：乐府诗中两个颇引人注目的人物——刘生和王昌都是在风起云涌的武装反对王莽的浪潮中萌生的，像许多传说人物一样，他们也存在着“层累式迭加”的现象。东汉时期地位极为显赫的东平宪王刘苍生平事迹的融入，对刘生形象的演变以及《刘生》、《东平刘生歌》在六朝的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刘生的某些特征融入了王昌的形象，则使得王昌成为传说中着名的美男子。

　　中编《乐府诗模式化意象与情节杂考》：包括《城南——情爱与战争的方位符号》、《乐府诗中的花卉、花果与情爱》、《折柳、折花赠远的形式与功用》、《衣带与汉唐婚恋习俗》。

　　在乐府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意象和情节（如城南、采桑、采莲、折柳赠远、瓶沉簪折等）具有特定的民俗涵义，不但为诗歌增添了许多韵味，还直接参与内容的表达，对它们的解读直接关系到对全诗的理解和把握，尤其是那些模式化的意象与情节。

　　重要观点举隅：

　　《折柳、折花赠远的形式与功用》：“折柳”、“折花”都是乐府诗里经常出现的情节，往往伴随着“赠远”出现。虽然折柳长期以来被当作送别的代名词，其实在唐前，折柳与送别并无关系，有此举动者多为独守空闺的女子，每至春来为相思所苦时，常常攀折柳枝，欲寄远方的夫君，盼其早归。这是因为折柳和折花一样，很早就与情爱结下了不解之缘，青年男女往往折柳或折花相调，赠与所爱。因此，所谓折柳或折花“寄远”、“赠远”，实质上只是一种利用“相似律”的巫术，而非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举动。如果折柳、折花仍不能达到目的，还有一种在古人看来更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柳条或花枝挽结。正如折柳后来演变成一般意义上的盼归之举，折柳送别也是后起的习俗，其用意同样是希望远行人早日回转。

　　下编《乐府诗与民俗文化综论》：包括《民俗文化与乐府诗主旨的形成和变异》、《水嬉与汉唐乐府诗》（附《曲水流觞与&濒迟;回波乐&驳迟;》）、《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及演变的影响》、《&濒迟;文康乐&驳迟;与汉魏六朝戏剧艺术的发展》。

　　重要观点举隅：

　　①《水嬉与汉唐乐府诗》：游戏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府诗与游戏的关系颇为密切，非但有些乐府诗的曲名、题材等源自游戏，一些乐府诗还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水嬉是与乐府诗有关的游戏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故着重考察了宋前水嬉的主要内容和水嬉时演唱乐府诗的具体情形，指出汉唐泛舟、垂钓、船上射猎、采莲、采菱、模仿商旅等水上游戏的兴盛以及水嬉时往往听歌观舞为乐的传统，乃是产生《泛龙舟》、《棹歌行》、《钓竿》、《采莲曲》、《采菱曲》、《估客乐》等一系列数量可观、影响深远的乐府诗的温床。在此基础之上，得出叁个结论：⑴观赏者的参与是实现乐府诗娱乐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⑵与乐府诗演唱直接相关的活动的内容、性质、赖以产生的民俗土壤等，都有可能对乐府诗的内容和风格产生巨大影响；⑶社会历史背景和艺术本身的发展变化并非影响文学作品兴衰的全部因素，例如有些乐府诗的演唱和游戏关系密切，因此，相关游戏是否风行、乐府诗是否适合在进行相关游戏时演唱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乐府诗的风行程度。

　　②《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及演变的影响》：乐府艺术对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在乐府人物传说的流布和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便是一个显例。是否有乐曲专咏人物事迹甚至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乐曲、此类乐府诗的入乐入舞情况和流行程度、歌辞能否唤起读者兴趣并为读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传说的流播。或因其它乐府诗的影响、或从较早的歌辞里生发、或纯为乐府诗人的虚构，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乐府诗中诞生。

　　③《&濒迟;文康乐&驳迟;与汉魏六朝戏剧艺术的发展》：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汉魏六朝乐府是不容忽视的一环。神仙剧作为汉魏六朝戏剧最主要的类型之一，是当时极其盛行的求仙之风的产物。其集大成之作《文康乐》在戏剧艺术上的戛戛独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滥觞的“戏中套戏”，在后代戏剧中屡现芳踪；翻新出奇的音乐设计，成为古代戏剧创新的重要途径；针线绵密的剧情安排，更是剧作家的不懈追求。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叁方面：

　　一、较全面地探究了民俗对汉唐乐府产生及流变的影响，论及诸多前人未曾关注或较少探讨的问题（如乐府人物考、乐府诗模式化意象与情节考、民俗文化对乐府诗主旨形成和变异的影响、游戏与乐府诗之关系、演唱活动对乐府诗题材和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汉魏六朝乐府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为深化乐府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关注乐府诗对汉唐风俗的反作用。由于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乐府艺术成为满足社会各阶层娱乐需要的主要途径，它本身就是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多角度、多层面地影响民俗文化。而以往的乐府诗民俗研究，却仅仅关注民俗对乐府诗的单向影响。

　　叁、对乐府人物和具有民俗意义的情节、意象的考索，填补了乐府诗研究的重要空白。一方面乐府诗涉及诸多人物，在诗文、小说、民间故事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为数不少，值得用力考察，但除了莫愁等极少数人物之外，鲜有问津者。另一方面乐府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情节和意象具有特定的民俗涵义，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的错误，因此，这种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作对乐府研究而言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