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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传史诗文本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2叠窜奥06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史诗学是个历史极为悠久，成果极为丰厚的领域。西方的史诗学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乃至在“万马齐喑”的中世纪，西方的史诗研究传统都不绝如缕，只不过不够活跃。从18世纪延伸到当下，史诗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翼，成果数量巨大，影响也颇可观。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史诗研究越来越超越了既往的以文学和语文学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史诗研究引入了讲述民族志的理念，并在口头传统的研究视域中，特别是在口头诗学的理论烛照下，充分结合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具有相当阐释力的新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又反过来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发生了深层次的影响。

　　在东方，印度的古典诗学中，有对“大诗”的讨论。而印度的“大诗”，就是包括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史诗类作品。中国的史诗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大量收集中国各少数民族史诗材料的基础上，史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成果陆续出现，近年中国史诗理论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

　　在既往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总结性的大部头着作，如鲍勒的若干成果，还是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如杭柯对于斯里史诗的研究，皆未围绕史诗文本做专题理论探索，这是因为在西方的史诗学术传统中，曾经一度活跃在歌手和听众口耳之间的口头史诗，多已通过抄本等形式文本化了，今天所见史诗遗存，大抵是文字版本。中国的情况大为不同，少数民族的“叁大史诗”和从南方到北方的大量史诗演述，都是活形态的，即便偶有抄本和刻本传世，也不足颠覆其口传的基本形态。这项成果选取口传史诗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选题既紧密结合了中国的资料，又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视野，因而很有学术意义。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如下：

　　这项成果内容涉及对口传史诗文本的定义、分类、文本的跨传统比较、史诗歌手与关联文本以及史诗文本的田野采集几个方面的讨论。

　　成果正文六章，外加“余论”和“引证书目”两部分。

　　第一章分两节，第一节概述了国际史诗发展的大致走向和脉络，特别指出发展到20世纪末的国际史诗研究界，在哪些问题上形成了新的视域和新的建树。第二节提出了史诗学基本术语的解说。这些术语的厘定，对后面的分析性工作，奠定了一套术语体系。

　　第二章分四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中西方文学传统中，一般工具书对史诗概念的界定。第二节对几种重要的史诗观念给出了学术性述评。第叁节着重介绍了数位代表性史诗专家对于史诗的见解。第四节对史诗进行界定，提出衡量史诗的尺度，是从史诗的形式、内容、语境和功能四个层面上展开。这样的论析，避免了简单化的弊端，也避免了过于偏重某些文化对史诗尺度的影响和左右。

　　第叁章聚焦于核心议题——史诗文本的分类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乃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节介绍文本的综合面貌。第二节分析了史诗文本的诸多形态。在本章中，特别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材料，并就其中的特异现象和对它们的分析归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于中国诸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形态各异，生长于其上的史诗传统也就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相貌。就史诗文本而言，口头音声文本、口述记录本、转述本、录音誊写本、歌手自己撰写的文本乃至刻本和印刷本，不一而足。仅在藏族地区，就有诸多不同的文本，例如“伏藏”文本，从“意念”中“掘藏”的文本，等等。对这些文本进行分类和归纳，梳理和总结，对于更好地理解“原初”形态的史诗演述，从而烛照其他史诗传统，意义很大。

　　第四章谈论在几个差异颇大的传统之间，在理解史诗文本和演述中若干核心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异同。这里一共提出了五个问题，它们分别是：何谓“一首诗”？何谓“典型场景”或“主题”？何谓“诗行”？何谓“程式”，以及何谓“语域”？&苍产蝉辫;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国际史诗学界，特别是其中倡导用“口头诗学”的法则研究口传诗歌的学者们的晚近思考。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许多看似极为简单，其实不然，有深刻的反思在里面。例如在回答“什么是一首诗”这个问题的时候，站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立场上，就会给出很不相同的答案。同样，“诗行”这个看似客观的诗歌现象，其实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而这些差异，恰恰是口头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从口头诗学的学术立场上看，许多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其实隐含着意味深长的问题。对它们的索解，恰恰体现了晚近国际史诗学界的学术自觉和反思力度。

　　第五章串联起六个国际上着名的史诗歌手的个案，深入剖析了歌手与关联文本之间的复杂联系，连带解释了一些史诗学界在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进行索解时所提出的学科立场和态度。这六位歌手是古希腊的荷马、南斯拉夫的阿夫多、芬兰的伦洛特、古印度的毗耶娑、爱尔兰的莪相、中国当代的冉皮勒。在对荷马史诗作者身份的质疑中，史诗学术，特别是其中的古典学传统，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向。在对阿夫多的讨论中，“口头程式理论”的创始人帕里和洛德，从歌手阿夫多所演述的故事文本中，总结出了一些对于后来的史诗研究领域意义重大的法则。20世纪口头诗学的相对完整的建构，是从这里出发的。伦洛特则是另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所编订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从形态上说，属于介乎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之间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该史诗的创编、传承和接受，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规律。对这些新现象的思索和解答，表明晚近史诗研究的活力和张力，以及对人类复杂文化现象的阐释力。在对古印度毗耶娑的讨论中，形成了一些对于大史诗的历史形成过程、编订方法和古老传统当代重构的若干重要理念。在对麦克弗森伪造“莪相”诗歌的案例中，从对知识赝品的挞伐入手，重新考辨了传统资源的再利用问题，特别对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重点回到中国。冉皮勒堪称当代最伟大的史诗演述人之一，聚焦于他身上的问题，以及通过对他的研究带出来的其他问题，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史诗学界在近些年来的理论建树。

　　这项成果的突出之处，是广泛参考了国际史诗学界同行的成果，特别是晚近的理论成果，这有赖于作者多年的专项资料积累。另外，成果论证中样例的取样范围，也考虑了中外材料的结合。在外国材料中，考虑了东方和西方的兼顾。

　　成果的主要建树在于：虽然聚焦于口传史诗的文本，但实际上是民俗学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民俗学的文本制作和采集、分类和阐释，一直是学科面临的重要问题。因而这项成果应当能够对整个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特别是口头诗学的理论建设，产生有益的作用。

　　这项成果对于确立史诗学学科规范，进而对史诗学的教材成型，田野作业技术路线的明晰化，应当会产生有益作用。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热潮中有关人员进行史诗遗产的搜集和立档工作有一定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