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厦门大学胡旭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唐别集叙录》（项目批准号为06颁窜奥00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智晓静、蔡静平、罗争鸣。

　　先唐别集发展至今，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历史。在经历了自然和人为的各种破坏后，它们大多失去了原来的面目。这项成果以着录先唐别集最为集中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为基础，以《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为参照，旁及百家书目、地方史志，凡为先唐人之集者，无论成于古今，一概予以叙录。共得先唐别集1019家，堪为古今叙录先唐别集之多、之全。

　　一、成果的基本观点

　　1．对于别集的起源、发展和定型问题。古今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各有侧重。这项成果作出了新的探讨，认为这一过程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首先，汉武帝欲汇总司马相如的作品，虽未成功，但在别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刘向、刘歆父子将存世书籍分为六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并进行了理论总结，即《七略》。班固以刘歆《七略》为基础，写成了《艺文志》。《诗赋略》是别集的最早雏形。第叁，汉章帝因爱好冯衍的文章，有意识搜罗、汇集过冯衍的作品，这实为别集形成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步。而汉章帝“集览”东平王刘苍之作，开启了名词性质的别集之“集”的概念之源。第四，班昭死后，其子妇撰集其集，标志着别集编撰的真正开始。第五，直到汉末，别集编撰依然是少数人的事，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金楼子·立言》中“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二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说法。

　　2．对于别集概念的形成。这项成果对清章学诚的说法进行补充与发挥，提出新的见解。东汉末年及叁国时期，“撰集”的情况日渐增多，但所撰之“集”尚无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通过相关典籍中对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已佚）的记载，指出《文章流别集》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搜罗采摘之劳，而刻意将众人之作汇聚在一起的，它既是有意识的总集编纂，又很自然地形成一部部别集。否定了《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的观点。

　　3.对于先唐别集古今递相着录的问题。这项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说法，或进一步完善了一些旧的说法。一是《隋书·经籍志》附注梁本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梁本即梁阮孝绪之《七录》，这项成果认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提出梁本当指“宋、齐、梁、陈四代书目”的说法，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否含宋、齐书目，则还需斟酌。二是对《新唐书·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的渊源提出质疑。《旧唐书·经籍志》抄录毋煚《古今书录》，是没有疑义的，但《新唐书·艺文志》的材料来源，却一直没有得到具体而有依据的说明。这项成果认为，除了编次相同之处较多外，《新唐书·艺文志》与比它编撰略早的《崇文总目》相比，在先唐别集着录上存在卷数与名称的差异，这个差异比它与《旧唐书·经籍志》的差异要大得多。虽然还无法证明《新唐书·艺文志》在先唐别集着录上一定抄录了《旧唐书·经籍志》，但对其渊源的揭示，无疑前进了一步。叁是通过实际考察，断定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对先唐别集的着录基本上是抄录《隋书·经籍志》，只在少数别集的着录上参考《两唐志》和其他典籍。而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对先唐别集的着录，绝大多数是抄录《通志·艺文略》，少量抄录《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这些抄录缺乏足够的辨正，甚至把其中的错误也一并抄录下来。焦竑着录先唐别集的不足，一是不注重第一手资料，二是不注意考辨是非，不应过多地作为参考依据。

　　二、成果着录先唐别集的大致内容

　　1．订正集名误讹。在某些典籍的着录中，一小部分先唐别集的集名与先唐其他别集的题名方式有异。如南朝齐代的禇渊之集，按当时习惯，当题为《禇渊集》，但《隋书·经籍志》中却题为《禇彦回集》，这是唐人着录此集时避唐高祖李渊之讳而改动的，所以《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在着录此集时，将其恢复原貌《禇渊集》。又如《隋书·经籍志》着录东汉《王隆集》，但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却着录为《王文山集》，这是因为前者成书时，尚无唐玄宗李隆基，故无须避讳，而后者显然是避李隆基讳。像这样由于避讳而改变集名的还有《江智渊集》、《丘渊之集》、《韩显宗集》等一系列别集，本项目统统予以辨明，并揭示其误讹原因。字形相似导致的集名误讹，也不鲜见。如叁国魏别集中，《隋书·经籍志》着录有《应璩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没着录《应璩集》，却着录《应瑗集》，二集时代相同，卷数一致，“瑗”乃“璩”之讹。这样的情况很多，如《何祯集》为《何桢集》之误、《阮冲集》为《阮种集》之误、《王祜集》为《王佑集》之误、《刘訏集》为《刘许集》之误、《阮循集》为《阮脩集》之误等，数量甚多，这项成果一一辨伪存真。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导致的集名误讹。如《隋书·经籍志》着录《夏靖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着录《夏侯靖集》，时代相同，卷数一致，当有一误。考诸史籍，两晋时期无夏侯靖。《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六有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六章），卷一百五十七有夏靖《答陆士衡诗》。故《夏侯靖集》为《夏靖集》之讹是可以断定的。此外，如《范宣集》一为《范坚集》之讹、王筠《左右集》为《左佐集》之讹，都各有特殊的原因。这项成果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辨正与澄清。

　　2.辨明作者身份、职衔等相关信息。首先，《隋书·经籍志》在着录先唐别集时，作者信息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梁又有东晋鄱阳太守《虞溥集》二卷”，校勘记曰：“东晋鄱阳太守虞溥，据《晋书》本传，‘溥卒于洛’，不及东晋。”校勘记只校出“东晋”之误，却未校出“太守”之误。《晋书》称虞溥鄱阳内史，而非鄱阳太守。据《职官志》，内史实质上为王国之相，官阶与太守相同。要郡太守亦称内史。故正确的说法，当为“西晋鄱阳内史《虞溥集》”。又如《旧唐书·经籍志》着录宋《临川王集》，而宋临川王有两位，一是刘道规，一是刘义庆。必须结合相关史志着录，才能完全辨明。类似情况很多，这项成果一一予以辨析。其次，《隋书·经籍志》着录先唐别集时，有一些作者没有交代任何信息，需要考证。如《庾赤玉集》四卷，厕于晋人集中，无时代和官衔，显得非常突兀。然是书又着录晋寻阳太守《庾统集》八卷。考诸典籍，赤玉为庾统小字，故庾统、庾赤玉实为同一人。盖梁时避昭明太子萧统讳，遂名《庾统集》为《庾赤玉集》，不应分别着录。凡此类情况，这项成果皆予辨明并补正。第叁，先唐别集的若干作者，没有专门的传记资料，在撰写他们的小传时，需要综合其他相关史料，才能大致辨明他们的生平事迹。如《隋书·经籍志》着录晋汝南太守《孙毓集》、晋《刘宝集》等，作者信息皆不明朗，这项成果对此多方考察，尽量通过蛛丝马迹，来辨明相关作者的生平事迹。

　　3．别集的源流清理与辨正。先唐别集自编撰成集后，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兵燹水火等各方面的原因，亡佚非常严重，后人不断重新裒集、刊行，故历代对于先唐别集的具体着录，卷数就有相当的差异。如何厘清这一变化过程，是这项成果的重点。如曹植生前已有集《前录》，死后魏明帝下令撰录植前后所着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由于史料不详，此二集具体内容、卷数均不明。《隋书·经籍志》和《日本国见在书目》皆着录《曹植集》叁十卷，可见整个唐朝，《曹植集》有定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着录《陈思王集》两种版本，一为二十卷，一为叁十卷。题《陈思王集》而不题《曹植集》者，与此前着录已不同。其中二十卷本，未知所自，疑后人所辑。《郡斋读书志》着录《曹植集》十卷（或作一卷，疑误），提要云诗文二百篇，已远多于魏明帝景初中所编的“百余篇”，显系后人重辑。《直斋书录解题》着录《陈思王集》二十卷。提要云是唐人旧传，则亡佚多年而复出者。然此后二十卷本流传情况不详。《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皆着录《陈思王集》十卷。当即宋人辑录之本。今存曹植作品集之最早刻本，当为南宋嘉定六年刻《曹子建文集》十卷，藏上海图书馆。明人刻本多出于此。《四库全书》所收《曹子建集》，亦即此本。清朱绪曾撰《曹集考异》十二卷和丁晏撰《曹集铨评》十卷，是有清一代考证、注释的最佳成果。近、今人古直、黄节、赵幼文在曹集辑、校、注诸方面亦取得出色的成绩。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举例说明。这项成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对先唐别集进行全面的透视，务必找到其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轨迹。

　　先唐别集流传既久，版本非常复杂，底本校本淆乱。这项成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出了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