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张卫中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批准号为04叠窜奥04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从“五四”到新时期，汉语文学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成果依循文学史的线索，探索和梳理了在近百年历史中汉语文学语言发生的变化，将近百年汉语演变历史分成叁段：现代文学30年，建国后前30年（1949-1976），新时期至今。
一
从语言本体论角度讲，“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意义深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人创造了语言，但同时也被语言所控制。前人的认识，经过整理以后，积淀、保存在语言中，后人则在语言中接受前人的认识与判断，人的任何认识都必定受到语言的影响。“五四”时期，汉语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其实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汉语的欧化，即将西文的一套观念、思想和价值体系移植到汉语中来。“五四”时期，正是语言的置换隔断了中国人与旧思想的联系，将来自西方更先进的思想观念引进到中国来。因此，“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其实更多地是一场语言的斗争。因为语言能够保存某种思想与意识形态，能够先入为主地影响人们的判断与认识，因此，接受何种语言往往成为一个民族寻找前进路向中最重要的选择。“五四”时期，中国人选择了现代汉语（经过欧化的汉语），这其实也就是在整体上选择了现代性的发展路径。“五四”时期，在文学现代化之前，其实首先要有一个语言的现代化，语言现代化是文学现代化绝对的和不可或缺的条件。
其次，20世纪初，汉语书面语经过欧化以后，其结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复音词大量增加、句子的延长以及复句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汉语结构形态的这种变化，看似平常，但对文学表达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古代汉语，包括旧白话一个重要的缺点是语义凝缩、语气急促，叙述是“概述式”的，在表意上则“能叙述而不能描写”。中国古代小说，不论长篇还是短篇，大都是情节的概述，很难深入细腻地描绘生活。而现代汉语从某种意义上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古代语言力求概括与精炼不同，它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分析性。同样的语义它力求把它掰开揉碎，把对象的每一个纹路都表现出来。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分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丰富、曲折、精密以及逻辑上的严谨。现代汉语与现代小说是并生的，没有现代汉语就不可能有现代小说。
“五四”时期首先有一个成功的语言转型，其后文学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就成功地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刷新了各种文学体式的面孔，提供了不同于古代的新式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涌现了一大批在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当然，20世纪初，汉语文学语言经历了一场“整体”变革，“五四”以后，它虽然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的性质，但是它还要将各种语言资源进一步整合，特别是因为受翻译语体的影响，它身上还有许多“异质”因素，这些情况都使新生的现代文学语言一定要经历一个淘洗的过程。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便在最有天赋作家的作品中，也能够看到他们在使用新式语言的艰难和生涩。
二
建国后前30年（1949-1976）文学语言发展的成绩在以往很大程度上是被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就是有的研究者误把语言的成就完全等同于文学的成就，认为“十七年”和“文革”过多受到政治的束缚，成就不大，因此文学语言同样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而实际上，文学语言与文学的进步虽然息息相关，但是文学语言还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在创作之外有些东西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同样能产生重大影响。
从20世纪文学语言的建构过程来看，建国后，普通话的推广对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其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种超方言的普通话得以建立和推广，中国文学因此得到了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通用语言，作家不必再为不同方言区交流的障碍而忧心忡忡，而这正是新文学几代作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另外，我们也不能怀疑“十七年”作家在艺术和语言上探索的真诚与努力，虽然多种风格的探索并没有得到鼓励，但是在现实主义范畴中仍然有一个如何更好地使用语言的问题。有一批作家仍然在非常严肃地思考如何提高语言水平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等都显示那个时代的文学语言仍然是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之上。它们在表现的多样性方面虽然没有很多的拓展，但是在语言的协调与融合方面比叁、四十年代小说的语言还是有了明显的进步；在表现的细腻与复杂方面也不弱于现代小说，而这批作品中已经基本不见了硬性欧化的印记。把这30年看作从现代文学向新时期文学一个必要的过渡，应当没什么问题。
叁
新时期是继“五四”以后第二个大开放的时代，也是文学充分发展和繁荣的时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文学语言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经过新时期之初的恢复和探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语言又是一片新气象。拿八、九十年代的语言与“五四”时代做一个比较，百年汉语文学语言的演进的实绩清晰可见。
首先，新时期作家驾驭现代语言显示出更多的熟稔、老道与轻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汉语文学语言已经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已经充分吸收多种语言资源，特别是吸收了翻译语体的优点，而又过滤了那些与汉语表达习惯格格不入的过分欧化的杂质。
其次，新时期作家创造了许多具有特殊风格的语言。拿新时期与现代文学语言做一个比较，最直观的感觉是现代文学语言在整体上比较朴素、平实；多数现代作家对语言的企求就是清楚、明白地反映生活。现代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像鲁迅的凝练与瘦硬、郁达夫的清楚与畅达、巴金的酣畅与汪洋恣肆、老舍的幽默与平实、茅盾的精密与严谨、钱钟书的调侃与诙谐等；但这些语言都还是以反映生活为目的，整体上没有超越对生活的依附；朴素、平实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在新时期这种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多数作家的语言仍然以叙事的清楚为目的，但是在很多一流作家笔下，语言的独立性和自指意义被突出出来。这些语言或浓丽厚重，或虚幻飘渺，或陌生怪异，它们似乎脱离了表意的实用性，而成了语言自身的炫耀与表演。有些小说甚至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那种美轮美奂的质地与色彩，体现了汉语表达中非常高的境界。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作家进行了非常多的语言探索，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朔、王小波、林白等都显示出非常特殊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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