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大学姚文放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批准号为02叠窜奥00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该成果1-5章概括了古今中外文学传统论的几种倾向，即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论的心理学倾向，五四时期文学传统论的功利性倾向，西方古代到近代文学传统论的社会学倾向，西方20世纪文学传统论的形式论倾向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为现实斗争需要服务的文学传统论，从而为建立当代新型的文学传统论提供可资借鉴和整合的思想资料。6—16章逐一讨论有关文学传统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当代新型的文学传统论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包括文学传统的当代转换，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文学传统流变的机制与形态，文学传统的功能与知识增长，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文学传统与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等。主要观点有：
第一，传统问题是人们常谈却尚未完全弄清楚的重大问题，如今人们经常使用“变革”、“创新”、“发展”、“建构”等字眼，激进者则标举“否定”、“消解”、“反叛”、“颠覆”之类名目，其实在这林林总总的说法背后都有一个“传统”的问题，这些说法都是相对于传统而言，以传统作为参照，都暗含着对传统的一种立场，一种姿势，一种态度。因此传统问题决非细枝末节，关系许多重大问题。具体到文学来说，在“革故”与“鼎新”、“解构”与“建构”、“颠覆”与“重建”之间，事事通到传统，文学传统的历史流变和当代转换中的性质、动力、过程、模式、关系、机制、形态、结构、功能，对于文学的当前发展和未来走向都具有决定意义。如果忽略或处理不好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则势必不能有效地达到开新求变的目的。
第二，历来围绕着文学传统一直存在两种立场、两派意见，或贵今崇后，拒绝传统；或尚古复古，固守传统。许多分歧都走不出这各执一端、各执一辞的怪圈。必须跳出这种二分的思维定势，将文学的发展演变理解为文学传统在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语境中不断获得新的意义内涵的过程。
第叁，“当代性”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的成立及其使用都与“传统”有很大关系。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具中国色彩，后者则富有西方特质。但通常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混用，因之有必要作一辨析。“当代性”、“现代性”并不是中性的、单纯的自然时间概念，它们要比“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自然时间概念更多一层价值判断，隐含着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所作的一种审视和估量。但“当代性”与“现代性”又有重大区别，“当代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这种当代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当代的，也谈不上什么“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对任何对象都生效。“当代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追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研究认为，使用“当代性”一词，避免了“现代性”对于传统的偏激态度，又不失日新其德、鲜活生动的当代精神。
第四，中国古代、五四时期、西方古代到近代、西方20世纪的文学传统论，在总体上表现出各自的基本倾向，即心理学倾向、功利性倾向、社会学倾向、形式论倾向。它们在方法论上分宗分派，各尽其妙。说这是时代特色也罢，说这是文化特色也罢，总的说来大致涵盖了考察文学传统问题的主要路数。该成果在吸收各种路数的优长之处基础上，综合运用而形成新的思路，即用文化批评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
晚近以来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用文学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二是用文学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化现象；叁是用文化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四是用文化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化现象。在这四者当中前叁者均可归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第四者则不属“文学研究”，只能归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了。譬如说将北大百年校庆或电视“金鹰奖”颁奖仪式作为一个文本而对其进行文化分析，就只是属于“文化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文学研究”了。这里有一条底线，即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起码要有一头与文学搭上边，才能算是“文学研究”；如果两头都与文学不搭界，那就不成其为“文学研究”了。这就是说，一旦“文学研究”泛化到失去边界的地步，也就失去了“文学研究”。
第五，在立足当代审视传统的问题上，该成果提出了一些具有创造性、原创性的原则和方法，如从“文学传统的延传变体链”、“现在对过去的逆向规定”、“历史研究的价值联系原则”等角度去寻求文学传统当代重建的途径。所谓“文学传统的延传变体链”，是指传统常常是由诸多变异的形态首尾相连所构成的链式结构，其基本方面在不同时代的接受、阐释和再创造中发生了变异，而人们恰恰把这种传统的延传变体链视为传统。所谓“现在对过去的逆向规定”，是说在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中，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常常被人忽略的方面是，现在为过去去蔽，使之显现出新的内涵、新的侧面，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让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把握过去。这不啻是现在对过去起着逆向规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倒不妨说过去成为现在的产物。所谓“历史研究的价值联系原则”，是说现时的实际价值、现实需要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归宿，也是历史研究的动力和标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从根本上调节着人们观照历史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见解和结论，它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贯穿着一个明显的价值联系，传统因这种价值联系而得到有机整合，也因这种价值联系而获得新生。
第六，以往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即把认识对象仅局限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不把这些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作实体来看待，通常将这一块视为空白、空缺。其实在这里展开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即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互世界，这个交互世界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用哲学术语来说，是一种“实存”。对于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及其作为“实存”的哲学认定，显然能够使对于文学传统的意义和作用获得这样一种认识：将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作为“实存”来加以认定是一个重要的求知方法。“文本间交互性”、“话语间交互性”、“主体间交互性”等具有意义生成性，一定文学文本、文学话语、文学主体的意义终究要到其与文学传统的交互关系中去求致和确认。
第七，该成果通过对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比较，肯定了人文科学与自然学科、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融互补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文学传统当代重建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方面，人文学科需要吸收自然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也要具备丰厚的人文底蕴，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向科技知识分子讨教，科技知识分子也要向人文知识分子学习，总之必须使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平衡起来，以人文蕴含的柔性对科学理性的刚性起到调节和制约的作用。那种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相互轻视甚至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狭隘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不同学科的携手并进、共谋发展才是正确选择，而文学传统也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得到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文学传统与文化传统各有特点也各有长短，有相互包容之处也有彼此差异之处，既然如此，这二者也就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废，因此不但文化传统将继续存在下去，文学传统也将不断向前延伸和发展。
第八，文学传统问题一旦进入当下语境，便势必生发出新的意义维度。如，在全球化、现代性、生态学等当下语境中重新考量文学传统问题时，便会发现其中许多新的内涵，譬如文学传统中的生态意识，简直是一座蕴藏巨大的富矿，后人“每日挖山不止”也不能穷尽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是习惯于用社会学、伦理学的眼光去看待它，而缺乏一种生态学的眼光，所以对于其中隐含的生态意识往往视若无睹。惟其种种隐秘信息如今因人们新的生态学眼光而得到彰明，才使得这种发掘成为可能并具有意义。又如，在“现代性”语境中构想“后现代之后”的前景时，一些风头正健的世界级后现代大师如哈贝马斯、哈桑、大卫·雷·格里芬等竟不谋而合地转向大力肯定传统的重要作用，一种“反传统”的语境恰恰激发了“传统”的现代意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它正印证了这样一句话：“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再如，对于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传统的研究有利于坚定这样一种信念，值此电子媒介时代，文学仍会以其自身特质而长久存在下去并取得发展，文学以语言作为媒介，语言是文学不变的栖居之所，永在的身份标记，语言媒介的巨大魅力是其他媒介当然也包括电子媒介所无法遮蔽、无法取代的，文学将与人类一路同行。
(责编：陈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