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周建忠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百种楚辞着作提要》（项目批准号为02叠窜奥03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据不完全统计，自汉代迄今，楚辞着作已达1200余种。该课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楚辞着作500种，以提要的形式，原始要终，考镜源流，对两千余年来楚辞与楚辞学领域中的系列问题进行融会贯通、系统整理和重新构建，不仅总结古今学者的学术成果，而且融会撰稿者自身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楚辞学发生、发展全貌。这项成果主要内容如下。
一、提要编纂：继往开来，考微知着 成果认为，在楚辞研究史上，真正可称得上楚辞着作研究的滥觞之作，当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世纪以来，一批重要的楚辞着作提要相继问世。这项成果坚持“楚辞研究”与“楚辞研究之研究”同步进行的研究方法，力图从广阔的学术视野、较高的理论层次、丰硕的研究成果等方面，重新构建新一代的学术性大型工具书，既补前贤之未备，又集楚辞着作之大成。
这项成果所收着作的时空范围是西汉至2004年。其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框架，然亦考虑时代特色与学术进展，主要包括如下项目:一是作者，即姓名字号、生卒籍贯、生平履历、思想学术、主要着述、作品史料等；二是内容，即写作缘由、成书经过、成书年代、序跋体例、章节篇目、学术贡献等；叁是影响，即学术地位、引用评述、获奖情况等；四是版本，即版本源流、出版年月、再版重印等；五是论文，即在相关楚辞着作的末尾，收录历代学者（主要是20世纪）着作研究或评述的专题论文（包括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目录，收录下限为2008年。另设“附录”《非楚辞着作中的楚辞成果目录》、《楚辞楚文化着作总目》两项，突破“楚辞着作”体例上的局限，介绍一些楚辞大家或不是专治“楚辞”的专家的楚辞楚文化研究成果“目录”，既无遗珠之憾，又便利学界使用，强化其“全面性”与“工具性”。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
一是纠正版本讹误或着录、转摘错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着名的楚辞版本，就连饶宗颐、姜亮夫、汤炳正等先生亦未见过，在版本着录、介绍时难免有错讹；现有的几种楚辞着作研究或介绍的书，错误甚多，容易贻误学界。而这项成果基本采用一手资料，尽量减少讹错，保证其准确性、科学性。
二是弘扬严谨学风。至今，“楚辞学史”着作已有4种，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写作“楚辞学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为学术史的基础工作还没有落实，这样写出来的学术史，往往空泛、粗疏。成果通过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总结“楚辞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难点、热点的研究情况，既能纠正一些错讹误说，又是对空疏学风、架空论述的一种反拨。
叁是推进学术进展。楚辞学界新论迭出、言人人殊，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学术进展，导致重复研究、徘徊不前的现象。许多看法前人早就论述过，但不少学者囿于所见，还作为“新论”提出，浪费时力。这项成果在求“实”与求“精”的基础上求“全”，实证辨析，信息量大且准确，从而对楚辞某些专题研究史进行了纵向勾勒和横向剖视。
二、学者评判：笼括全局，观照个性 在历代研究中，最缺乏的就是学者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全”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五百种楚辞着作提要》则强化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弱项”——学者研究，全面汇集楚辞学者的研究资料，尽可能做到旁搜远绍，竭泽而渔，且根据不同时代特点，介绍生平事迹，突出学术评价，弥补传统研究之不足。成果中的学者评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条目调整。增加“学者”研究内容，包括：时代、姓名、字号、生卒年、籍贯、生平事迹、主要着述、传记资料、楚辞研究方面主要学术观点及其评价。以“着作”为载体，注重对学者的介绍、评论，丰富条目内容，增加课题分量。遇到的困难是一些着名学者在楚辞研究方面发表过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或见解，在学术史上有一席之地，或者成为无法回避的热点问题，但这些学者并没有楚辞研究方面的专着，如果不负责任，完全可以放弃，估计也没人计较。但如果放弃了这方面的内容，将会造成学术史的“单薄”与“缺憾”。于是采用了“通融”的做法，对这种特殊情况设置相应的条目，如“论文”有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朱东润《楚辞探故》；“其他着作”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钱锺书《管锥编》、杨公骥《中国文学》、龚维英《女神的失落》；“论文集”有《胡小石论文集》、《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张汝舟《二毋室论学杂着选》、文崇一《中国古文化》、郭在贻《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等。
二是条目处理。对于古代近代学者，尽量增加“年谱”或“评传”的种类及出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来源。如，钱澄之《屈诂》条目增加：“其少子钱撝禄纂辑《先公田间府君年谱》，止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载《国粹学报》1911年第7本第75—79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另，该《年谱》末有萧穆所作《附录》，将谱主后二十年之经历大致列出。”至于现当代学者，由于“厚古薄今”的影响，往往不为学界所重，其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常常被忽略，以至于给学术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遗憾。这项成果则努力开风气之先，大大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研究了汤炳正、郭在贻、朱季海、饶宗颐、史墨卿、陈怡良、冈村繁、大宫真人等中外学者215人。
叁、学术论衡：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陆时雍《楚辞疏》云：“抑一言之当，九泉知己；片言之误，千载口实。”成果十分注重对楚辞着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以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私于轻重，偏于憎爱”的弊端，从而客观地评判其学术价值。该成果的学术论衡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纠正讹错。如，明代贺贻孙《骚笺》评解《楚辞》作品仅限于屈、宋之作，依次为屈原的《离骚经》、《天问》、《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辩》、《招魂》、《大招》。选择范围大致反映了部分明代学者对“楚辞”内涵的认定，如屠本畯《楚辞协韵》、林兆珂《楚辞述注》、张京元《删注楚辞》，亦收入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叁篇。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以为“叁十六篇”（将《九辩》作为九篇），显然不妥；而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误为“二十六篇”，则为以讹传讹。又如，对洪湛侯《楚辞要籍解题》，给予高度评价之后，重点分析其存在问题，并指出该书在版本、目录方面的明显错误。
二是追踪前沿。如，对王逸《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主要介绍李大明的研究成果：“今之所见《楚辞章句》的最早刻本为明代翻刻本，其底本来自北宋。明正德戊寅（1518年）高第刊黄省曾本《楚辞章句》是明刻本中最早的，黄氏所藏，或为靖康时刻本。明隆庆辛末（1571年）豫章夫容馆重雕宋本，是明刻本中的善本。经比较，明翻宋本《楚辞章句》当出于同一传本系统，不同于洪兴祖所用《楚辞章句》传本系统。”
叁是揭示传承。学术史的意义，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学术观点的提出，二是后来者的不断修订、完善。该成果努力揭示出某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同时尽量勾画出此观点的发展与演变。如，对于明代汪瑗《楚辞集解》的学术影响，列出以下几点：汪氏说《九歌·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又说“二湘”为湘水配偶神，《湘君》“托为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词”，均为闵齐华、王夫之所采。又说《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都之时，并由此推出，屈原见废在顷襄王十叁年。认为“此郢乃指江陵之郢”，亦为王夫之、陆时雍所承。此外，汪氏训《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之“败绩”指“车之覆败，以喻君国之倾危也”，训《离骚》“昔叁后之纯粹兮”之“叁后”为“楚之先君”，二说均为戴震采用。至于曹耀湘、俞樾训释“彭咸”亦与汪氏重复或偶合。
四是调查争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争鸣讨论。但在争鸣中出现了一些暂时无法鉴别的情况：对着作权发生争执，不予回避，尽量客观介绍争执内容，供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之用，如张叶芦认为姜亮夫《屈子游踪图》就转自其《屈原放逐行踪示意图》；对一些历史疑点一时难以作出定论，则尽量阐述争论的由来、背景以及各家的主要理由，如汪瑗《楚辞集解》之《天问注补》的作者是汪瑗还是汪瑗之侄汪仲弘的争执；对有明显缺憾的着作，除了批评其不足外，也不“全盘否定”，对其有价值的方面亦予肯定，如谭介甫《屈赋新编》。
五是突出热点。该课题从学术史的角度，弄清各个热点的由来、内涵以及争鸣的症结，为学术界客观公正的讨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平台。如，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引起过对于“屈原有无其人”的争鸣，则设置了《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朱东润撰“楚辞探故”系列论文两个条目。又如，对于杨公骥、曹大中为代表的“屈原爱国主义否定论、局限论”的争鸣，也专设“《中国文学》（第一册）”条目，作完整综述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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