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葛景春研究员主持的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批准号为04叠窜奥021），最终成果为《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课题组成员有：丁富云、隋秀玲。

　　诗风之变与诗歌主潮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密切关系，而此二者的变化与文化思潮的嬗变更有着深层的联系。该成果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深层探索和思考，以李白和杜甫为样板，深入地考察了李、杜的诗风之变与唐代的诗歌主潮之变及唐代文化思潮的迁变的深层关系。将诗歌研究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深入地探寻他们的诗风之变的深层文化动因。

　　该成果分为叁大部分：上编、中编与下编。上编具体剖析李、杜诗歌的变异；中编论述李、杜诗风之变与唐诗主潮的嬗变、审美思潮之变及地域文化交流的关系；下编探讨李、杜诗风之变、唐诗主潮的嬗变与唐代文化转型的深层联系。叁编逐层深入，将李、杜之间的诗风变异纳入文学思潮和文化思潮的大范围中加以重新审视考察。

　　上编分别从李、杜的五古、七古、律诗与绝句四个方面切入对李、杜二人诗风之变进行综合对比研究。以他们诗体风格的变异研究为主体，同时将李、杜诗歌的各自渊源、个人创作在题材的各自选择取向、同一体裁的诗歌结构、章法、声律各自特征、各自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各自风格的原因，都做了详细的探讨。通过他们各体诗歌的具体对比，可以看出，李、杜对各体诗歌都有突出的创和造发展。但李白主要沿着“诗缘情”的方向，以诗歌抒情达意为主；而杜甫却继承史的实录精神与“诗言志”的传统，有以诗叙事议论的倾向。李白有嗜古情结，多以古人古事，借古以讽今；杜甫有现实精神，多写今人今事，以时事入诗。李白喜爱并擅长不受格律拘束和适于自由表达情感的古体诗与不大拘于格律的绝句，而杜甫则喜写并擅长各体律诗，善于在约束与节制中展现才能。李白的律诗“以古入律”，受到其古诗的影响；杜甫的七古和绝句，多有对仗，则受到其律诗的影响。李白意在守成，而杜甫则志在创新。李、杜的诗歌既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一面，从总体上来说，是异大于同。同的一面，是说明李、杜同生长于大唐盛世，都受到过这个时代精神和风气的影响；异的是二人的个性、家世、所受的思想文化教育、人生经历、诗学渊源、审美观、诗体的演进及创作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最重要的是他们诗歌创作高峰期的时代不同，文学思潮和文化思想倾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影响了他们的诗风。

　　中编着重论述了李、杜诗风之变与唐代诗歌主潮的嬗变、唐代审美思潮的嬗变及李、杜所代表的不同时期地域文化及诗风的流动的趋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李、杜的不同诗风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风格问题，而是有着两个时代诗歌总体诗风的代表性。李、杜虽同生于盛唐时代，年龄仅相差11岁，但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和主要代表作品，却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李白的诗歌的75%左右的作品及其代表作，都作于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时期，而杜甫的诗歌90%的作品和代表作，都作于安史之乱后的盛中唐之际的转折时期。盛唐和中唐的分期如以安史之乱划线，安史之乱后则应属中唐时期。杜甫应属于中唐诗人。李、杜应是分属两个时代的诗人。李白是是初盛唐时期理想主义浪漫诗歌主潮的集大成者，而杜甫则是中唐现实主义写实诗歌主潮的开山者。因此，李、杜诗风之变，是唐诗由理想主义浪漫诗歌向着现实主义写实诗歌的诗歌主潮的嬗变。

　　从审美思潮的角度来审视李、杜诗歌，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诗歌是属于不同时代审美思潮的。盛唐时代所崇尚的是着重于情感自由表现的自然天成的美学观。李白就是这个审美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大气包举，豪迈旷放，无所拘束，任情而发，同时也崇尚诗歌语言的清新自然。盛唐时代是崇尚天才也是出天才的时代。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出了一大批富有创造力的杰出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总体的美学风范是着重自我表现，酣畅淋漓，摆脱拘束、纵放自如，体现出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强烈的自信心和自我表现的欲望。李白可以说是他们的总代表。这种浪漫的情怀，是盛唐人高度的自主、自尊、自信、自由的盛世心态激发出来的时代精神。而安史之乱后，唐人的心态大变，开始直面于苦难的现实，由尚“虚”转向尚“实”。诗歌的审美观也从重情感气势转向重诗歌形式、从重自由表现转向重法度规矩、从崇尚自然天成转向着重人工雕饰、从意象疏朗的古体诗转向意象密集的律诗、从崇尚天才转向崇尚积学功力。整个审美思潮由盛唐的重自然天成、自由表现、重气势轻形式的审美情趣向着中唐的重人工修饰和重法度规矩的审美趣味的趋向转型。而杜甫正是这种唐代审美思潮嬗变的代表人物。

　　李、杜的诗风显然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白为蜀人，深受蜀地的巫祝文化与道教文化和文风、荆楚富有浪漫色彩的楚文化与江左地区的清新自然的民歌及南方长江流域的富有葱笼想象力的浪漫诗风的影响，他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的代表。而杜甫却深受河洛的传统儒家文化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史学传统及两京地区的京城诗派的重法度规矩的典雅诗风的影响，他可以说是北方黄河流域文化的代表。李白在开元、天宝时期，几次入洛阳与长安，将南方的的道家文化与不受拘束、自然天真的山林派的自由诗风，由南向北，向北方黄河流域与两京地区的方向进行交流和挺进，给北方的传统的儒家文化与重法度规矩的典重诗风中吹进了一股南方的清新自由之风，实现了南方文化及诗风与北方文化及诗风的交流与融合。而杜甫则在安史之乱后，从京城走向偏远的南方巴蜀和荆湘地区，将北方的儒家文化与京城的厚重典雅诗风，由北向南，进行传播与交融。他们各代表了盛唐时期与盛中唐之际，南北地域文化与诗风相互交流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走向。实现了南北文化与诗风的双向交流。他们本人也在南北文化与诗风的交流与融会之中，既各自完成了南北文化与诗风的互补，又保诗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了既有具鲜明独特个性与地域性，又有南北文化兼融的多样性的大诗人。

　　下编着重研究探索李、杜诗风之变、诗歌主潮的嬗变与文化思潮转型以及文化价值观、诗人心态与文化人格的变化的关系。

　　初盛唐的思想文化与中晚唐的思想文化确属于不同的类型。初盛唐属于唐朝在上升时期多元开放型的文化，而中晚唐则属于唐朝在衰落时期主尊儒学、排斥异端的内敛型的文化。两者之间表现为唐代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由“放”到“收”的变化趋势。这不仅是初盛唐到中晚唐的思想文化型态的转变，也是中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转变的一个关捩。这个关捩，是由安史之乱划线的。盛唐时期处于一个阶级关系相对缓和、民族关系相处得比较和睦、生产力空前发展、对外往来频繁不断，文化上出现儒、道、释、侠与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态势，故盛唐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文化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但由于唐玄宗在天宝后期的昏愦与腐化堕落，加重了对百姓的经济剥削、阶级关系趋于紧张；频繁开边，激化了民族矛盾；沉迷于道、佛的宗教迷信，使具有理性意识的儒教处于边缘地位，弱化了儒学的思想教化，导致了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的失衡和破坏，引发了以民族矛盾为主的安史之乱。为了救亡图存，唐代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大的转变。复兴儒学、尊王攘夷、排斥异端、直面现实，务实致用的思想，成了安史之乱后以至中唐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盛唐的多元和谐的社会与文化，已成了空想和遥远的梦。忧患意识代替了乐观自信，“小我”服从于“大我”，群体人格意识压倒了个体人的意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大一统意识逐渐代替了多元开放意识。由盛唐时期外向开拓的心态，转变为中晚唐内向收敛的心态。由“放”到“收”、由“外”转“内”，是中晚唐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诗人的心态由于时代文化精神的变迁，由少年型的乐观心态转向了成人型的忧患心态。诗人的心灵，是时代文化思想的一面镜子。在诗歌方面，也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型，由盛唐的理想主义的浪漫诗潮，向着中唐的现实主义写实诗潮发生了嬗变。而李白和杜甫的诗风的变异，正是这两种诗歌主潮嬗变的具体表现。

　　总之，盛唐至中唐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变迁的一大关键。而李、杜正处于这个文化转型的风尖浪口上。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是盛唐文化及诗歌的一个终结者式的人物。而杜甫则是盛唐和中唐之际文化转型的转折性人物，他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的重任，成了中唐文化与诗歌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中晚唐诗歌以至于整个文化思想，无不在杜甫的影响之下。他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诗歌，一直影响到宋以后的各个朝代。由于像盛唐朝代的盛世不再，李白和他所代表热情乐观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盛唐文化，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出现的机会。他的诗歌及其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一直作为一个历史的光辉样板和典范，为后人所企慕向往。

　　该成果开拓了李、杜研究的文化视野，将李、杜研究由过去的仅限于个体风格对比研究，提高到诗歌主潮变化和文化思潮的变化的层面来加以宏观的观照和审视，以更高和更深的层次，透视文学，扩大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与研究空间，提高文学研究的文化含量。同时，该成果对进一步弘扬李白和杜甫的文化精神，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及文学艺术，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