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学刘怀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赋比兴与中国诗学体系研究》（批准号为01颁窜奥00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由于诗学发生学研究不够深入，也没有受到学者们普遍的重视，致使有关诗学概念乃至诗学体系的研究中存在主观性太强的弊病。鉴于此，这一研究成果坚持把诗学的发生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把民族文化早期萌芽状态的诗学纳入研究视野，在将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叁种艺术思维方式的前提下，主要研究如下叁方面的问题：初步探考赋、比、兴的发生远源；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歧义纷呈的赋、比、兴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诗学问题进行重新解读；揭示赋、比、兴与诗教、诗言志同源共生，是中国诗学的叁大原生概念，并在齐梁以后与与玄学“言意之辨”一起促成了中国诗学独特的民族特征。该成果的重要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赋、比、兴植根于原始感性生活的沃土中，与原始的巫术宗教祭祀仪式和歌、乐、舞艺术综合体有密切的关联，在原始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赋”之本义当从贡赋制求之。而中国古代贡赋制又是源于贡物助王祭的“赋牺牲”古制。这从《国语·楚语》、《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等典籍的记载可以得到说明。赋字虽是随贡赋制的产生在国家制度初具规模时才出现的。但在此前，它所指称的与祭祀有关的“赋牺牲”的早期含义，在文字上是由“献”、“享”“飨”等字来表达的。在现存甲骨文中，这一组汉字一无例外地都与祭祀有关。因此，赋字虽不见于甲骨文，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或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年代也是极早的。
“比”字的古体实为原始舞蹈的象形。从存世岩画及陶器、青铜器上的舞蹈形象和符号可以断定，比字所象形的原始舞蹈当有两类：一是男女双人舞，一是集体拉手舞。前者与上古生殖崇拜、春秋高禖祭祀密切相关；后者与氏族内公共仪式、大事，及氏族间结盟集会乃至后来的天子诸侯会盟制度难以分开。二者实际上又常常融合在一起。在巫术、宗教衰微、国家制度日渐成熟的历史背景下，比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于天子诸侯的盟会制度中。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文化现象，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比字“密”的本义。《易·比卦》正是对这一政治文化智能的的理性总结。
“兴”为祭名，既可从甲骨卜辞中考知，又见于直至唐代的民间祭典。其仪式特点是除包含了用以通神的歌、乐、舞一体的艺术形态，还有众人举物献祭的内容。而祭祀过程中祭祀者&苍产蝉辫;“与神同一”（“神人以和”）的宗教心理体验，直接孕育了后世兴“触物起情（与物同一）的特点。这是兴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发生学原因。
赋、比、兴作为祭祀行为都与歌、乐、舞有关，它们既以歌、乐、舞为必要手段来构成祭祀仪式，又因歌、乐、舞的不同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叁者最早在氏族会盟中形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因此，早期的赋、比、兴或与仪式密切相关，或是仪式名称，同时，又可兼指体用不分，以用（功用）为主的歌、乐、舞艺术综合体。后来它们也始终是密不可分的一组概念。
二、殷周之际的文化剧变则使原有的祭神、祭祖仪式，尤其是天子诸侯会盟活动中的仪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赋、比、兴与风、雅、颂分别是与古会盟制和新会盟制相对应的歌、乐、舞综合形态。后者当即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取代赋、比、兴，成为与新的仪式相配合的新乐舞，这是赋、比、兴能够从具体的仪式中被抽取出来，在下一步的发展中逐渐升华、凝结、抽象为中国古代艺术思维最基本的叁种方式的关键。在漫长的感性发展历程中，经过巫术宗教衰微的冲击与先秦理性精神的洗礼，赋、比、兴的感性要素逐渐被蒸发，至汉代终于获得了形式化的总结。
赋、比、兴古乐舞在上古时代之所以能汇集起来并使用于会盟活动中，乃是由歌、乐、舞被视为通神手段的巫术、宗教观念决定的。对古帝王来说，掌握了某氏族、某诸侯国的乐舞，就等于得到了控制对方的密码。同样，诸侯国献出自己独有的乐舞，也就意味着对古帝王的完全臣服。由此，历来处于疑似之间的周代采诗制，可从根本上得到说明，它不仅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已处于由重巫术功能转向重社会伦理功能的阶段，汉代的乐府制度乃是这一传统的进一步延续。
“毛传”标兴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透露出风、雅、颂与赋、比、兴两组概念之间特定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从文化、美学的角度说，“独标兴体”正表现了古人对作为审美心理原型的兴的不自觉的重视，可视为兴的思维传统向艺术美学发展的起点。
叁、赋、比、兴与诗教及诗言志叁大诗学概念，本是同源共生而所指各有侧重的，它们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古代政治、宗教和艺术合为一体的巫文化歌舞祭祀仪式中，叁者在发生源头上的密切联系，使它们在汉代以后构成了中国诗学发展的叁条主线。因此，与朱自清把“诗言志”、“比兴”、“诗教”作为中国诗论叁大基本概念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是“赋、比、兴”而不是“比兴”，与诗教和诗言志同为中国诗学的原生概念，也共同构成了中国诗学最基本的原生体系，对中国诗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从老子开始的言意问题大讨论，经过先秦两汉的发展，在魏晋玄学中得到升华，并进而向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领域渗透，或者说被文学理论和诗学所吸收，并在齐梁以后与赋、比、兴汇流，成为中国诗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共同决定了中国诗学独特的民族品格。以往论者谈到先秦言意问题的讨论，往往只提《易传》和庄子等少数学者。事实上，对于言意问题的讨论，发端于老子，在先秦到汉代一直是诸子百家的热门话题，当时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叁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现实人生为出发点，将言意问题与现实事功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孔子和《吕氏春秋》的言意观为代表。第二类坚持“言不尽意”论，却又以“立象尽意”、“得意忘言”之论，将人们的思路引向语言文字之外，为语言突破其有限性指明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可以《易传》和庄子的言意观为代表。第叁类在对经典的阐释中展开对言意问题的讨论，充分注意到言、意之间的多重关系，从而将言意理论从语言学的角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可以孟子和董仲舒的言意观为代表。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言尽意”论、“言不尽意”论和“立象以尽意”论，而王弼将庄子“得意忘言”论发展为“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论；郭象则以“寄言出意”论进一步拉近了“言意之辨”与文学理论之间的距离。此后，经刘勰、钟嵘、殷璠及司空图、严羽等一大批诗学理论家的努力，“言意之辨”的理论成果通过与赋、比、兴，尤其是兴汇流的方式，终于成为中国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诗学的审美品格和民族特性。
五、作为艺术思维方式，赋、比、兴同时涵盖了中国诗学在艺术表现、伦理功能和审美特征，以及创作、阅读和批评等不同层面的诸多问题，因而不仅仅是一组理论概念，还以其独特的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的民族品格。赋、比、兴在中国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们远远不象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诗歌表现手法，而同时又是体现诗歌伦理功能、诗歌审美体验的概念，并且这叁方面又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在“比兴”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赋则是通过赋体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来淋漓尽致地发挥其铺叙的表现特点，并以“绝丽”之美实现其伦理功能的。而兴在中国诗学、美学中具有更为核心的地位，不仅衍生出大量的理论概念，而且兴象说、韵味说、兴趣说、意境说、神韵说、盛唐气象等一批重要诗学概念的理论内核都可以归结为兴。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有一大批重要范畴都是从赋、比、兴这一组原生概念衍生而来，或与之有着深层的美学关联。赋、比、兴的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审美追求，影响了古典诗歌伦理功能的实现方式，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体验的民族特质。
在中国学术史上，赋、比、兴虽是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受到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往还没有人把赋、比、兴作为思维方式和一组不可随意分割的概念，对其发生和流变及其与中国诗学的关系，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即想通过这一新的途径，来揭开学术史上这一巨大冰山的一角。
该成果是在朱自清《诗言志辨》、赵沛霖《兴的源起》及20世纪赋、比、兴研究的基础上，把赋、比、兴这一组诗学概念置于中国诗学和民族艺术思维的视野中，对它们的发生源头作了初步的破解，并在将赋比兴作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叁种艺术思维方式的前提下，对不同历史阶段歧义纷呈的赋、比、兴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诗学问题作出了重新的解读，从而使赋、比、兴作为中国诗学原生体系和基本构架的事实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对于中国诗学研究的深化和21世纪中国文论、诗学话语体系的重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责编：陈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