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沉松勤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宋文人与党争》（批准号为&苍产蝉辫;01叠窜奥020），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
作为北宋文人的延续，南宋文人也是以参政主体为主要角色的，多数还具有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叁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特征；作为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朋党之争也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政治层面上，而是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的一个轴心，与政治运作、文士命运、文学创作、学术发展等方面产生了结构性互动。
一
一般认为，在南宋历史上，党争的现象并不突出，长时期的宋金和战之争与道学反道学之争，不属于党争的范围。其实，南宋党争不仅与南宋政权共时并生，与北宋党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而且在南宋新的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阵势分明，波澜迭起，宋金和战之争与道学反道学之争，就是以党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就南宋党争的历程而言，则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
——高宗在位的叁十六年。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绝大多数经历靖康之变，饱受了剧烈的家国之痛。同时又从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中走向南方，参与南宋政治重建，带有无法平息的朋党意识与激烈的党争冲动。因此，这一阶段的朋党之争虽然主要围绕主战还是主和展开，但难以从北宋党争中分离出来。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都具有以往党争的知识背景与思想意识，也都面临对“靖康之变”的反思。在反思中，自然地点燃起往日的党争情结，从而使北宋党争死灰复燃，即便是在和战之争中胜出的秦桧及其相党，在政治与学术取向上，也一反赵鼎的“党元祐”而“主王安石”。所以，可以称之为“后新旧党争”。
——孝宗即位至宁宗开禧的近四十年。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道学朋党”与“反道学党”之争。“道学”一词，在后人整理的宋代学术史中，多数专指程、朱一系的学术思想。在南宋，该词的盛行却取决于党争，从很大程度上是党争给命名的，是“反道学党”用来指斥政敌的一个专用词汇。在被指斥的政敌中，既有庇护“道学”的宰执侍从，又有极富理想色彩的学术官僚。如道学的倡导者张栻、朱熹等人，在全面挖掘儒家“道统”中的“精义”后，竭力张扬“圣人”之境“天理”，既“以圣人自期”，又主张他人“当以圣人为准”，并据以批判朝政，抨击异己。这与极度匮乏“圣人”的现实世界形成了高度紧张，在高度紧张中出现了强烈冲突。这一冲突萌芽于乾道年间，始盛于淳熙后期，至“庆元党禁”，标志了“道学朋党”的终结。“开禧北伐”后韩侂胄的被诛，则宣告了“反道学党”的末日。
——宁宗嘉定以后至度宗朝的近六十年。随着与金、蒙关系的变化，和战之争也成了这一阶段朋党之争的一个话题。但相对于以往两个阶段，这时党争中的学术之争几乎消失了，绍兴年间“党元祐”的赵鼎、胡安国以及孝宗朝“道学朋党”中的张栻、吕祖谦、朱熹等所张扬的道学，尽管无法真正落实到治国方略中，却被推上了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朋党之间虽然不时地发生正面交锋，但激烈程度似乎降低了不少，也很少见到“绍兴党禁”、“庆元党禁”中那种残酷的迫害。但是，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接二连叁地出现，而且他们所实施的相党政治变得稳固多了，在稳固的相党政治下，文人士大夫的锐气却越来越少。
二
南宋党争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表明了党争是南宋政治与文人参政的主要表现形态，同时又成了南宋文人在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围绕这个轴心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呢？或者说，在这个轴心上，多层面文化活动又产生了哪些结构性互动？
——“国是”的推行。这无疑是最为显目的表现。所谓“国是”，就是指“千准万确”的最高国策，也是绝不允许“异论相搅”的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模式。“国是”一说，在上古便已出现，但作为政治文化运作中的一种模式，却是从熙宁王安石变法开始实行的。为了排斥政敌、抑制异论，保证新法的顺利实施，神宗与王安石共同定新法为“国是”。也就是说“国是”乃由新法之争引起的“新旧党争”的产物。自熙宁以后，定“国是”、持“国是”，一直成了两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文化的运作或朋党之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国是”作为最高国策而存在，绝不允许“异论相搅”，所以在每个阶段的朋党之争中，党争双方都竭力争取定“国是”、持“国是”的权力。易言之，党争需要“国是”，“国是”激化了党争。而“国是”的推行，则决定了君权与相权的并重，两者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一方面，为分朋结党与党同伐异树起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旗号，从而推进了人事上的打击与迫害、文化上的监控与禁锢，朋党之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显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强化了参政主体的专制文化性格，进而又与党争中的学术之争、用人之争产生了内在的互动。因此在学术层面上，呈现出极度的封闭性，形成了鲜明的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在用人层面上，则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凸现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文学。在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中，文学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层面。不过文学层面上的互动，既有正面促进，又有负面效应。南渡以后，在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的批判与否定，对“新党”、尤其是以蔡京为首的“绍述”朋党集团的误国之罪的声讨与清算中，长期被禁锢的“元祐党人”得到了平反昭雪，被严禁的包括苏轼、黄庭坚的文学在内的“元祐学术”也获得了新生，苏、黄的文学意义与价值得到了全面的阐释与张扬，文学群体随之进行了重组，从而保证了“江西诗派”与“苏轼词派”的兴盛，“道学文派”也相继崛起，各种文体的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从而使文学命运从“崇宁党禁”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再造。
然而，南宋文学的繁荣是缺乏持续性的。探究原因，同样是围绕党争这个轴心所形成的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所致。比如，歌功颂德运动此起彼伏，谄诗谀文汗牛充栋，这玷污了文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命运的走向。但这对于执政者来说，正出于推行“国是”这一高度一元化的专制政治所需；对于创作者来说，则出于因专制政治的压迫而产生适应变异后的表情达意之需。诚然，谄谀之作在汉代扬雄、蔡邕的笔下业已出现，但在文坛上大量出现，却始于北宋“崇宁党禁”后而盛于南宋。其实，谄诗谀文是文学主体内在的、气质的、待时而发的心理与性格的一种外化形态，南宋党争之“时”便极大地诱发了这一心理与性格。作为一种舆论力量，谄谀之作的盛行则十分有效地助长了在“国是”中形成的专制政治的肆虐；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观之，谄谀者既成了依附在“国是”这张“皮”上之“毛”，又充当了推行专制政治的党魁之“毛”赖以生存之“皮”。
王夫之曾将高宗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概括为两大类：一是“逾其度”者“操必得之情，则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是“阻其几”者“恒留余地以藏身，则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坚”。前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气张之已甚”，后者“重抑其情而祈于自保”，二者所患虽异，但“皆本原于居心之量”，殊途同归。缺乏“居心之量”而导致“要以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大业”的原因，在于“不能据中道以自成”（《宋论》卷10第201页）。“中道”即“无偏无党”、“无淫过、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尚书正义》卷12，《十叁经注疏》本第189页）；“不能据中道以自成”而“堕其大业”。也就是因“朋党之恶”而不能成就经世济民的大事业。因此无论是“逾其度”者“假乎权势”，党同伐异，甚至迫害政敌，还是“阻其几”者在党同伐异中遭贬处穷，甚至被迫害至死，都是失去“中道”后相同命运的不同表现形态。王夫之以“朋党之恶”为轴心、以主体心态即“居心”为依据所作的这一概括，其实也适合于整个南宋文人士大夫。这一命运及其表现形态，也是文学领域中创作主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尤其是“阻其几”者在“藏身”中的“重抑其情而祈于自保”，被转化成了文学层面的主题与价值取向。该取向的功能在于淡化由政治层面的“朋党之恶”带来的悲剧命运，排遣在悲剧命运中身负的畏祸与处穷情累，镇定心志，保持初心，安顿心灵，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意境。这是文学生态中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所呈现出来文学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走向。
南宋党争是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的一个轴心，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以及士人的文化性格与政治命运、文学的命运与走向置于这个轴心之上进行考察，这有助于深入揭示其中丰富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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