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学院郭延礼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于2000年立项，2003年3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着《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李开军、黄丽珍。
该成果比较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和主要得失，展现了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以及学术论争的热点和成就。
一
该成果在《绪论》中指出，20世纪是中华民族告别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的中国迈进的世纪，也是变化最大、成就最多、道路最曲折的一个世纪。就20世纪的学术研究而论，虽然道路坎坷，但它在中国学术史上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传统的经学研究过渡到科学的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并认为，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表现为以下叁个方面：
1．唯物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对20世纪的学术研究在理论观念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唯物史观的确立。诚然，在19-20世纪之交，由严复自西方引入的进化论对学术界也有很大影响，如胡适便曾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谭正璧也写过《中国文学进化史》，但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的还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它第一次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它是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就着文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国，1924年5月出版的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作用进行系统阐释的一部史学理论名着，它的问世标志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确立。这是20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新的变革和突破的开端。
如果说，李大钊通过宣传和实践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郭沫若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历史学界，它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范型”的意义。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书中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作者对《诗经》的解读，就有很多不同于传统诠释的新鲜见解，在《诗经》研究史上也是一次大的突破。连鲁迅先生都说郭氏“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转折点，在文学研究界，也开始出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气象，例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以及50年代至60年代何其芳、冯雪峰、高亨、余冠英、肖涤非、华岗等对古代小说、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杜甫、鲁迅的研究，成绩是应当肯定的，虽然有些老专家在研究中难免杂有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但用唯物史观指导文学研究，其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也不容忽视。本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带有方法论的内涵，他如归纳、演绎法，实证主义方法，二重证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法，乃至传统的训诂、考据法。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主体对如上研究方法的灵活运用，多元互补，这也是促进20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转型固然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以文学研究为例，20世纪完成了由以传统文学观为基点、以注释一考据为研究方法的古典型范式向以纯文学观为基点、以分析、归纳等为研究方法的现代型范式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和理论资源就是西方文化。20世纪文学研究的这种转型又是全方位的，从文学观念、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表述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现代学术研究的先驱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就标志着这种范式转型的开始。 3．政治因素的影响。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学术研究受到了较大的政治因素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而且也阻碍了人文学科大师级学者的出现。以文学研究为例。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它和社会、政治是有关联的，但文学又有其审美的特殊性，它和一般的意识形态诸如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是有区别的。因此，文学研究固不能说与政治毫无关系，但它有自己的宗旨和职能，不可与政治联系得过于紧密。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学术领域的兴无灭资（接连不断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泛滥，又将“政治标准第一”替换成“政治标准唯一”，此后在学术研究中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加突出。 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而论，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上述的政治背景，学界不仅将近代文学分成“新派”和“旧派”（或称“复古派”、“形式主义派”），并对“旧派”（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鸳蝴派）文学全盘否定，说成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而且也对一向视为具有进步倾向的谴责小说大肆讨伐。其理论根据就是近代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而在清末所出现的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已日趋反动，它们对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只能起着反对和抵制的作用，毫无进步性可言，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这类谴责小说其政治倾向都是反动的。我们姑且不说把作家的政治态度完全等同于作品思想意义是如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常识，即就这种形式主义推论的武断性而言，已令人不寒而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推论和极左思潮的上纲上线，在文学研究界愈演愈烈，至“文革”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文革”中近代文学研究一片空白，几近于零。在“评法批儒”中出现的少量所谓评论文章，已成为政治野心家篡党夺权的工具，自然与学术研究毫不相干。
二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它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分叁个阶段论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进展情况，指出每个阶段的特点并作出评价。叁个阶段为开创期（1919-1949）、拓展期（1950-1979）、繁盛期（1980-2000）。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繁盛期正值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的二十年，也是思想解放、学术空气相对宽松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近代文学研究全面丰收、学术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段。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观念更新、方法多样、自由探索、多元互补的前进态势。它具有以下特点：（1）排除“左”的思想干扰，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2）学术队伍的扩大与学科意识的确立。（3）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补：宏观、微观、比较研究齐头并进。（4）多种近代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5）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规划近代文学研究。
下篇题为“学术的论争与研究的深入”。作者选择本世纪近代文学研究中有争议、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重要问题之论争与研究的深化进行评述，显示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不同时段的面影，以及前进——曲折——前进的态势和走向，从而揭示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推动21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叁
该课题在结语中指出：本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其中60至70年代还有10余年的空白，但总的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的研究实力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的研究阵容，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发展更加迅速，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尽管如此，倘和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人数少，力量薄弱，目前还存在着研究队伍的断层问题。二是研究领域狭窄，这种情况90年代虽有某些改观，但并无根本性的转变。目前的研究客体仍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近代许多二流的重要作家仍缺乏研究；叁是研究工作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从研究方法到学术质量均有待改进和完善；四是高校文科的近代文学教学目前仍很薄弱，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导致近代文学研究后备军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多年呼吁而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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