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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师范大学张俊才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年林纾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叠窜奥048），最终成果为专着《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课题组成员：王勇。

　　林纾是中国大量译介西洋文学之第一人。也正因为这一点，林译小说又被后人誉为催生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但是，由于林纾晚年曾在“儒学存废”、“文白之争”两个问题上与五四新文化派对垒，又曾11次拜谒光绪陵墓，因此晚年林纾又被文学史家们按照五四话语定性为“封建复古派”。影响所及，是林纾研究的严重失衡：长期以来研究者的兴趣基本上都集中在对辛亥之前林纾的维新思想和翻译事业的研究之上，而对辛亥之后即晚年林纾的政治思想、文化立场、文学主张以及他与新文化派的对垒，则纷纷采取回避的态度。个别论着不得不涉及对林纾晚年的评价时，则似乎都不屑于认真地占有史料进行研究，而是重复五四以来那些连基本史料都存在明显漏洞的结论。显而易见，晚年林纾研究不仅是林纾研究中公认的难点，也是制约林纾研究深入发展的瓶颈。因此，这项成果的首要学术目标，就是期望能对这个公认的难点和瓶颈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对五四新旧思潮之争做出新的评价，以便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良性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这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客观地、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晚年林纾在政治思想、文化立场、文学主张上的困惑与坚守。这项成果除引言与结语外，共计五章。鉴于五四新旧思潮之争曾经严重地影响到对晚年林纾的评价，因此，这项成果之第一章即以“五四：林纾的滑铁庐”命名，赋予这项成果以重说五四与林纾关系的学术特色。这项成果之第二、叁、四章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客观的事实、史料出发，依次论述晚年林纾的政治绝望、文化忧思和文学焦虑。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五章“重评五四新旧思潮之争”，一方面与第一章形成照应，另一方面则将论述导入对晚年林纾的总体评价。

　　对于晚年林纾的政治绝望，这项成果指出，辛亥鼎革之际林纾已经认同了共和。晚年林纾能够认同共和，是清廷之顽固腐朽、“皇帝让政”这种温和的革命结束方式以及林纾本人非政治主义的救国主张等因素综合促成的。民国元、二年间林纾决计认同共和的主观态度是真诚的。他宣扬一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思想”，并因此而维护当时中央政府的权威，对挑战这种权威的革命党人心存不满。但是，由于照搬照抄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民初的政治运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使林纾那种非政治主义的救国之梦随之破灭。于是，他悲观绝望，频频拜光绪陵墓，以表达他对那个夭折了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怀念。林纾不是由于拥护专制、敌视共和，而是由于他所期待的共和杳如黄鹤、国愈不国才以遗老自奉的。林纾由决心作“共和之老民”反身以“遗老”自奉的主观原因有二：一是他始终身处在一个由遗老或旧式士大夫组成的人群之中；二是他无法突破尊重君主、惧怕革命和民主观念比较淡漠等立宪派人士共有的思想局限。就此而言，林纾反身以遗老自奉乃是一种必然。

　　对于晚年林纾的文化忧思，这项成果指出，尽管林纾对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的理解仍相当肤浅，但他对西方启蒙运动张扬的反抗专制、追求平等等观念，还是有所了解并能认可的。不过林纾并不认为西学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中学，他曾经反思过自由学说的流弊，并对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方式表示不满。林纾亦不讳言中学以及奉中学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所存在的种种缺陷，他对国民劣根性也有过大量的反省和批判。但林纾始终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所揭示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不能被随意否定的。欧风美雨激荡下出现的某种世风日下现象使他意识到，轻率地否定传统文化将会给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严重弊端。为此他不惜“顽固”地为传统文化辩护，并认为这样做决非“守旧”。林纾赞同中西文化会通，但他强调会通后产生的新文化仍应是中华文化。林纾的文化立场仍可以用“中体西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但“体”的基本含义是强调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独有价值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必须坚守；“用”的基本含义是强调西方文化可以用来改造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具有新的时代气息。作为“老新党”，林纾的文化观念新旧杂陈，他的女权意识与爱情伦理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于晚年林纾的文学焦虑，这项成果指出，作为晚清文学维新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林纾对于文学维新的基本构想是“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镕为一片”。他虽然也鼓吹向西方文学学习，但对本民族文学的总体成就和民族特色始终充满自信和敬意。然而戊戌以降文学的典范转移却明显地超出了林纾的维新构想，中国文学传统会不会因此消亡便成为晚年林纾最大的文学焦虑。为了抵制文坛上全盘西化式的典范转移，林纾把“力延古文之一线”视为自己晚年的一项神圣使命和责任。林纾并不讳言古文这种文体在现代社会的“无用”，但他认为古文作为一种“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学之根。因此“力延古文之一线”的实际用意就是努力使中国文学的传统不致完全丧失。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是中国传统古文理论的收束之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祖国传统文学艺术风范的谙熟、自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林纾的部分古文固然表现了近代一位正统士子爱国爱民、伤时感事的人文情怀，艺术上也尽显林纾个人的天资才情，但从总体上看也相当明显地表露出传统古文的迟暮之态。在林纾的心目中，古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值得珍视的“品牌”，但古文却是注定要寿终正寝的。于是，到死林纾都走不出他的文学焦虑。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潮之争，这项成果指出，长期以来，文学史着述中为晚年林纾罗列的叁大罪状，即主动挑起新旧思潮之争、企图借助军阀势力扑杀新文化运动、在整个论争中都顽固地站在封建复古派的立场上，倘征诸史实或考量学理都是难以站住脚的。在五四新旧思潮之争中，新文化派也有明显的缺点。必须承认，正是由于新文化派的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意识才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但新文化派所奉行的粗暴反传统的激进立场却也使“传统”在那个时代几乎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词。新文化派对新文化战胜旧文化充满自信，但他们却不认为林纾有和他们在同一个学术平台上讨论问题的资格。因此他们宣称自己的主张“不容匡正”，并对试图“匡正”的林纾展开了非学术式的讨伐。新文化派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并视林纾为“敌手”，因此在新旧思潮之争中曾对林纾采取过嘲骂、戏弄以至随意编派罪名等作法，这实际上蹈入了意图伦理的歧途之中。五四时期的新旧思潮之争，在学衡派崛起之前亦可视为新文化派与当年的维新派（“老新党”）之争。就鼓吹西学和反省传统的弊端而言，维新派是新文化派的先辈。但是双方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略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新文化派主张全盘西化，关注的主要是文化的时代性；维新派强调应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关注的主要是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方略之争在民国建立后儒家文化由此失去国家体制支持的情势下更形激烈。因此，五四新旧思潮之争，不是什么新文化派与封建复古派之间的斗争，而是新旧双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方略之争。新旧双方对中国文化之革新既各有建树亦各有局限。

　　对于晚年林纾之总体评价，这项成果认为，晚年林纾作为五四时期着名的旧派人物确有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思想局限，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程朱理学的笃信。但晚年林纾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卫护以及由此而彰显出的民族意识，不仅对全盘西化思潮起到了纠偏作用，而且与全盘西化思潮一起，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独具的结构性功能。晚年林纾虽然在文白之争和儒学存废等问题上与新文化派形成了尖锐对立，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反拨和制衡粗暴反传统的激进思潮，是维护我们民族美好而有价值的传统。因此，晚年林纾不是抱残守缺、迷恋骸骨、反对变革、敌视进步的封建复古派，而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有叁：首先，它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定性，推翻了以往人们强加给林纾的“封建复古派”的罪名，这在林纾研究中具有明显的突破意义。其次，它既充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派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贡献，又认真分析了他们的缺点，从而较好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讳疾忌医”的弊端。再次，它坚决摒弃了以往那种先对历史人物作政治定性，然后再加工相关史料以“论证”这种定性的研究范式，而是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从探明事理和理解前人心曲的动机出发，合情入理地分析晚年林纾各种主张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得失，这就使研究者对晚年林纾的评价不仅渗透着一种“理解之同情”，而且切实做到了客观公允，具有了较高的学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