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涂卫群副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眼光的交织：在普鲁斯特与曹雪芹之间》（项目批准号为03颁奥奥002），最终成果为专着《眼光的交织：在曹雪芹与普鲁斯特之间》。
这项成果意在沟通两部世界名着：《红楼梦》和《追寻逝去的时光》。鉴于两小说家之间并不存在“事实联系”和“实际影响”，它应属于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而非“影响研究”的类型。从展开作品的方式上看，既重视从整体上感悟作品以揭示作品的艺术与精神境界、又注重细致的文本分析，并兼用中西小说理论和研究角度阐释两部作品，它更接近于“双向阐发研究”。成果的独特之处在于，从根本上说其方法来自作者对《追寻》和《红楼梦》的阅读经验，及对中国传统的类比思维的理解。
就阅读经验而言，选择两小说家的眼光作为探讨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因为两人都很重视眼光问题，并曾指出他们的作品具有使人“换新眼目”或治疗眼疾的作用。由于他们的作品显示了小说家（借助于主人公）眼光的演变过程，读者追随这一过程，便有可能通过看见他们眼里的世界而发生眼光的改变。其次，与“目光”相比，“眼光”具有更丰富的含义：“眼光”所表达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视线、看法，而是蕴含了不同寻常的看的能力，以及经过反复思量、观照之后形成的某种相对明确与成熟的观点，在其中包含着人生智慧。
从对中国传统的类比思维的理解来讲，其特点在于，同时看到事物之间相同与相异之处，并通过求同存异而在事物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类比思维充分体现在中国文明的两项重要发明——汉字和《易经》中，而汉字和《易经》中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支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无论在西方、东方，这种思维方式一直保存在文学中。从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在诗人波德莱尔的大力提倡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类比思维在法国诗歌中得到充分展现；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家普鲁斯特，则对类比思维进行了全面运用。这一点体现在他对隐喻的重视与运用上，他将隐喻从作为修辞手法提升到建立联系的眼光的层次。
庄子有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成果的目标在于，在差异中展现共同的文学精神。以简化的方式说，两部小说“异”在语言文化，“同”在文学精神。用这个词语，作者指优秀文学作品所分享的精神实质，它包括对人的奥秘的热切的关注与探索，对爱与美的向往与表达，对文学与灵魂不朽互相依存的关系的强烈信念；它唤起对人生的残缺、有限与文学的境界之无限（至美、至真）的感叹。这项成果力求阐发和展现这一超越文化的文学精神，它是两部作品本质的“同”的方面。
为了展现这一文学精神，作者采用“中庸”或“两者之间”的观点进入作品，尤其注重揭示两部小说如何植根于各自的文化艺术传统并游刃有余地对其进行发挥和再创造，以达到高妙的艺术和精神境界。成果以类比思维为指导，始终结合着作品，对属于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一些重要概念：名、镜、梦、幻、戏、类、象、游、时、情、易、大观等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将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符号、隐喻、象征、类比、想象、真理、虚构、时间、灵魂等的来龙去脉，在参考一些经典原着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探究。对于一些相关的重要文学概念（比兴、隐喻，艺术借境、互文性等）进行了沟通的工作。作者兼用早期《红楼梦》评点中的概念，以及西方二十世纪以来得到充分发展的小说理论分析两部作品。对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前人的研究思路与成果，努力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梳理和辨析。在红学方面，尤其重视脂评和评点派的贡献，它们不仅构成后来的红学诸流派的重要基础，也会聚了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的方法、观念；就普学而言，则特别阐释了《追寻》和普鲁斯特的文学理论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作者不偏重任何现成的概念范式，是为了从作品出发，并在对作品的阐释中使不同范式互相渗透，以便在两部杰作间建立互相映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异”等的多重关系，最终达到“同人于野”的大境界：在这一广阔背景上沟通两部作品。
就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而言，成果从几个关键问题（它们也是两小说家刻意经营的内容）入手发掘和揭示存在于两部作品之间的多重联系。从眼光上看，两小说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处理，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可视为两人眼光的交织点。成果分为四单元、七章。每单元都试图从不同角度阐释两小说家的文学观和小说观。文学观是对“什么是文学”的回答，对此两小说家的关键性答案是相同的：文学是生活的写照，文学帮助人认识生活；小说观则涉及“什么是小说”和其答案，两小说家都充分利用小说这一体裁的综合性质：小说借鉴不同艺术形式（园林、建筑、戏曲、音乐、绘画等）从整体上展现生活。成果试图在对照两小说家眼光的基础上，理出小说创作的一些普遍规律。
第一单元“象征”分别从作品中最小象征物“名”和映照整部作品的象征物“镜”的角度初步接近作品，以显示文学与象征、隐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章“命名”讨论了小说中的人名、地名的多重功能。透过两小说家笔下的专有名词，显示出他们所采用的文字的一些特点和他们对这些特点的充分开发与利用。另外，在他们那里，小说人物塑造始于人物命名，名与命运互相映照。第二章“小说之镜”着重探讨小说中出现的象征物兼隐喻，“风月宝鉴”和一组“视觉工具”，以展开小说作为镜子和视觉工具令人“换新眼目”的功能，并解决小说家究竟希望读者看什么及如何看（涉及阅读方式）的问题。
第二单元“写作法”转向小说的观念与具体作法，试图深入小说家的构思与营造过程，以回答文学（特别是小说）何以能够从整体上展现人生的问题，并进一步对作为象征和隐喻的共同基础的类比思维展开讨论。象征和隐喻，都涉及形象化的表达（离不开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以及通过不同事物互相表达而拉近不同事物乃至不同世界。第叁章探讨了作为虚构之作的两部小说与自传的牵连，并着重展开《红楼梦》的梦的立意（进一步探讨镜与梦的关系）与《追寻》的寻求真理（视觉工具即寻求真理的工具）的立意，以揭示两部作品殊途同归：梦和寻求真理都是为了展现生活的整体面貌。第四章探讨了两部小说中布置与叙事线索的关系，一方面展开曹雪芹以游园进行布置并基于循环往复的四时叙事，另一方面阐释普鲁斯特的音乐化的叙事——通过作为序曲的散步布置主题、随后展开多主题的变奏与最终交会，以显示小说作为时空织体，是对经验世界艺术化的再造。
第叁单元“人生在世”展开小说中两条重要线索：爱情（第五章）与家庭及社会政治生活（第六章），以揭示小说家如何看待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在创造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与小说作为言情及家族、社会演变之书的侧面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作为情感的人和社会的人的两重体验，决定了我们基本的人生感受——美满还是残缺，对此两小说家的答案非常接近：无论是爱情还是家庭及社会生活，都难以为个人的充分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最后一单元（第七章）“超越的世界”，从文学境界的角度阐释两小说家的眼光；着重探讨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及普鲁斯特书中的另一世界或不可见的世界。由于两部小说均具自传性质——其主人公均有走向写作的趋向，可谓两小说家都将作为人生极致的写作之境（作品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灵魂的交流）纳入作品。文学既属于又超越此世。两部小说都充分显示了在超脱、出世与认识、揭示人生真相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文学所追求的超逸的精神境界与宗教境界有所牵连，因为该境界常与不可言说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体验相联系。同时，文学使人更富同情心：通常情况下，人很难超越自身境遇去想象和体会他人的处境与不幸，小说家却能够深入不同人物内在的不幸；透过他们的眼睛，读者也能够由于对人的处境有了总体认识而心生怜悯。
作为中法文化与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两部小说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寻找失去的时间”。曹雪芹和普鲁斯特生活的时代，两国分别处于文化上集大成的年代，同时又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在法国，资本主义秩序已基本建立，贵族世界走向没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同样面临种种潜在的内外危机，孕育着某种剧烈变化。因此这里的“时间”指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那些渐被遗忘、忽略或正走向消亡的宝贵财富。这项成果努力对这些财富进行了清点，由此两部作品作为百科全书的特点得到了较具体和较全面的揭示，两小说家的眼光也显示出互相不可替代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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