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6叠奥奥012），最终成果为专着《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研究》。
高尔基（1868—1936）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但是对于他的评价，却历来众说纷纭。苏联解体后，各种不同观点的交叉更为突出，而对于高尔基的晚期思想与创作，彼此对立的意见最为集中。这里所说的“晚期”，指的是高尔基生命的最后20年，即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1936年作家去世这一整个阶段。面对1917年的历史风云变幻，高尔基曾做出了激烈的反应。1921&苍产蝉辫;年10月，他不得不离开俄罗斯，先后侨居于柏林、布拉格和意大利索伦托等地。1928—1932年间，每年他都曾于大致相同的日期回国小住（1930年除外），随后又折回索伦托。1933年5月他才最终回到国内定居，1936&苍产蝉辫;年6月在莫斯科去世。对于高尔基在这20年时间内的思想、社会活动、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人们的评价远不是一致的，相互冲突的意见一直存在。无论在俄罗斯、西方各国还是在中国评论界，情况都是如此。因此，对于“高尔基的晚期思想与创作”进行专门研究，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课题。这不仅是由于这一研究关涉如何看待他的“晚节”，如何理解他晚期的全部活动的意义，而且联系着怎样正确估价他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该课题研究正是从文学史实和作家创作的实际出发，依据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认真梳理和辨析他对当时一系列重要社会事件和文学现象的反应，细读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文本，在其社会与文学活动、言论与创作的紧密联系中走进其精神世界，认清他的成就、矛盾与失误，致力于对他晚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做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主要内容如下：
该课题研究最终成果共有八章。
第一章是对于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研究史描述。这一章详细地梳理了自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苏联评论界、俄国流亡批评家、西方各主要国家的评论界以及我国评论者们对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不同评说。人们对他的评价不仅观点大相径庭，而且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读”的现象。这既说明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晚期高尔基的必要性，也是进行这一研究的背景和逻辑起点。
第二章集中考察了高尔基在十月革命期间到1921年出国前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作为一位怀有深厚而强烈的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高尔基从维护人道主义、最广泛地联合起国家的一切健康力量开展和平建设、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这一善良愿望出发，在新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为国内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帮助和解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当他发现自己在国内已难能有所作为，甚至可能会被驱逐出境时，他才不得不离开情之所钟的故土。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曾连续发表一组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对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的系列文章（后结集出版），对十月革命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作出了激烈反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第叁章先是对《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行了版本学考察，随后对其作了认真解读，揭示出它的思想文化内涵，并联系高尔基的思想发展，挖掘了作家撰写这些文章的内在根源，认为这些穿透浩瀚风云的文字，不仅体现了这位忧国忧民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强烈社会使命感，而且已成为对于那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一部独特编年史，一部对于革命与文化的忧思录。
第四章考察的是高尔基从1921年10月由离开俄罗斯到1928年5月返回苏联这7年中在国外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活动。在这7年里，他深入思考刚刚过去的革命和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积淀的关系，密切关注国内的社会政治局势和文学生活，不时发出自己激昂的声音，既努力在国内文学和俄罗斯域外文学“两岸”之间搭桥，又积极沟通祖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1924年列宁的逝世以及某些俄国流亡者对此的反应，来自国内广大读者的源源不断的信件及其所表达的热情，1928年因高尔基60岁生日来临世界各国作家在给他的贺电、贺信中所表达的对当时苏联国内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困惑和抗议，苏联领导人出于政治考虑而采取的动员措施，等等，使高尔基终于决定回国一看。
第五章是对于高尔基在域外7年的创作成就的研究。这期间他发表了反响强烈的随笔《论俄国农民》，自传体叁部曲第叁部《我的大学》及本拟作为其第四部“在知识分子中”的一组作品，《日记片断·回忆录》、《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从而构建了自己创作道路上的又一高峰，其思想探索和形式试验均具有突破性意义。由于高尔基在这些作品中对俄罗斯各阶层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灵面貌的出色艺术描写，可以将它们统称为一部大型的“俄罗斯人之书”。这一时期高尔基的创作成就曾被评论界长期忽视，而认识这些作品的价值和特色，恰恰是认识高尔基晚期思想和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六章所论述的内容在时间上紧接第四章。阔别祖国7年后，高尔基曾于1928年重返苏联，此后5年中，他一直来往于索伦托和莫斯科之间。他既为国内建设取得的某些成就而高兴，更为耳闻目睹的诸多反常现象而忧心；他曾试图调和党的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阻止个人崇拜的泛滥和极左路线的推行，反对把阶级斗争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继续为保护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远不尽如人意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以及高尔基进行干预之后所产生的某些效果，使作家感到国内更需要他。这种感觉使高尔基在历经5年徘徊之后最终决定返回苏联定居。
第七章专门评论高尔基的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从作品第1卷问世时至今80多年来，各国学界对于它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但各家观点却是见仁见智。高尔基结撰这部巨着，并非像以往某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揭露、批判萨姆金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示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面貌及其赖以形成的复杂土壤，发掘其文化内涵，并由此而探讨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间的有机联系。借助萨姆金这一形象，高尔基不仅触及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要害，还强调了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发挥与民族文化心态的根本性转换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出了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作品在叙事方式、形象刻画和氛围渲染等方面，也呈现出某些新特色，如采用第叁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展开叙述，却巧妙地传达出对于主人公的讽刺态度；运用梦境和幻觉描写及“多镜聚焦”的结构原则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品中不时刮起的“杂语风暴”，则恰当地传达出特定时代的精神气候和文化氛围。这一切均显示出高尔基对于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
第八章考察的高尔基是从1933年5月回国到1936年6月去世这最后叁年的处境、文学活动和思想。在这一时期，他仍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民主力量的增长，呕心沥血地致力于通过劝说、干预、批评和调解来阻止个人崇拜的猖獗，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提出怀疑；然而，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却留给了他无数的困惑、失望和遗憾，直到他在痛苦中辞世而去。
正如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高尔基也不是完人，他在自己的晚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个人的经历、修养、知识结构和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他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了他只能那样说、那样做，也使得他时时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他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知识分子，力图维护苏联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前的美好形象，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然而他既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更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矛盾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点，对于20世纪追求人类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某种典型性。他的思想、言论和创作，是俄罗斯民族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的一种独特的回声，并已成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所依据的资料新颖而翔实。全书对于高尔基晚期思想与创作的论述，均建立于作者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俄文资料的基础上，其中包括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发表的高尔基的大量书信、文章，以及各个不同层次的同时代人对于他的回忆录和评论，等等，这就为全书论点的提出和论证的展开提供了可靠、可信的依据。
二是对高尔基晚期的创作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往研究者们较多关注的是高尔基的早期流浪汉小说、散文诗《海燕之歌》、长篇小说《母亲》等作品，而他的晚期创作则长时期地处于评论者们的视野之外；该书则以第四、第七两整章的篇幅，深入解读了作家晚年的作品，较为充分地揭示出这些作品的思想与美学价值。
叁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文学观点、他针对国内外文坛的各种现象所发表的见解，他和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作家、流亡作家（侨民作家）的关系，做了细致而全面的考察，并力求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四是较为清楚地梳理了高尔基同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关系，特别是他与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关系，给出了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这一切都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晚年的高尔基，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完整面貌，以及他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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