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丁超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罗文学关系史》(批准号为04贵奥奥002)，最终成果为专着《中罗文学关系史探》。
这一研究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原典实证的方法，首次对中罗两个民族之间相互认知、两种文学互相接受的历程进行了双向梳理和现代阐释，以新的视角揭示了中罗文学关系丰富多彩的全貌。该成果分为上、下两编，共十一章，时间跨度自古代（主要从17世纪下半叶）至2006年。
上编 中国文学在罗马尼亚
该成果首先对罗马尼亚先民接触东方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历史追本穷源，通过发掘相关史料，勾勒出罗人对东方的想象和认知轮廓。对古代华夏民族与东欧民族的两次大规模正面接触，即北匈奴西迁和蒙古铁骑西征，也从中罗关系史的角度进行了考述。17世纪作为罗古代史书编纂的鼎盛时期，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编年史家，在《摩尔多瓦公国史记》等着作中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文字，18世纪的宇宙志类书中也有多种对于中国的介绍，它们是罗人早期了解中国舆地的主要来源。
中罗文学关系的发轫与17世纪下半叶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使华密切相关。这位中俄早期关系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因其摩尔多瓦民族出身，也被罗马尼亚尊奉为对华关系先驱。米氏着有《西伯利亚纪行》、《出使中国奏疏》和《中国漫记》等，除史料价值外，兼有很高的文学性，对罗后世作家延续撰写中国游记文学有重要影响。
19世纪，伴随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罗人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增多。多位着名文学家都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如马约雷斯库1880年译《今古奇观》片段，波戈尔1882年转译中国诗歌，阿列克山德里创作“中国诗”，斯拉维支对孔子儒家学说积极摄取并将其中的道德伦理观融入了自身的创作。
20世纪上半期，罗华政治关系开始具有一定实质性内容，汉学研究呈现雏形。有旅行家来华，罗国内有学者开始对中国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伯伊里亚努的《中华文明简编》和内格鲁的《中国文明与思想举要》等，是比较突出的成果。还有多位现代学术大师和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中国文化这一重要学术领域，通过文学创作或以纯学术而非功利的精神进行探索，以独特方式介绍、欣赏和解读中国。他们的着述和作品视野开阔、富有创意和启迪，体现了那个时代作家和学者的可贵努力。
1949年以后，罗中文化交流在良好的政治关系影响下，也开始了一个崭新时期。50年代，罗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非常重视，通过俄文和其他语言，翻译出版了一批中国文学作品，形成了一次不小的高潮。其中大部分为现代文学，特别是那些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土改的小说，也有一些古代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政治家、作家和记者的中国纪行，真实生动，与前人主要借助西方文献，近似“盲人摸象”地研究中国相比，有了本质上的跃升。
60年代中期以后，罗汉学家队伍逐渐成熟，开始直接译介中国文学。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接受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翻译出版的作品中，既有《诗经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今古奇观》等古典文学名着，也有《家》、《四世同堂》、《艾青诗选》、《中国现当代诗选》等现当代文学精品。中国文学名着的罗文版印数可观，畅销一时，受到读者和评论界青睐。文学翻译与中国研究并驾齐驱，相辅相成。涌现出了罗明夫妇、鲁博安夫妇、杨玲、江冬妮等一批汉学家，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和文化人士来华访问，成就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游记散文佳作，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中国知识之窗。
1989年后，罗社会环境和文化的组织、形态、机制、运作等发生巨变。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研究和出版活动，开始超越先前那种服务于意识形态、受制于官方意志的一元局面，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翻译活动个人化特征突出。90年代前期，中国文学作品在罗的翻译出版一度走低，但很快有所好转。随着两国关系新的发展，有关中国的访问见闻或游记竞相问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给予热情赞誉。此间，罗作家联合会与中国作协之间也恢复了交往，作家互访，撰写出版文化随笔。在纯文学翻译方面，更加注重作品的审美价值，翻译题材和品种呈现多样化，中罗翻译家开展合作，不断推新。中国文化典籍颇受重视，《论语》、《道德经》、《易经》等都有多种译本问世。欧美华人作家的畅销作品也开始进入出版界的视线，还有罗中双重文化语境的小说问世。但追求新奇和商业利益的糟粕出版物也为数不少，涉及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西藏问题、风水占卜、艳情小说，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汉学研究开始趋向西方汉学界，原有的传统和特色正在受到挑战。
下编 罗马尼亚文学在中国
这部分以探寻历史上东欧民族传教士、旅行家最初踏访中国的踪迹为切入，着力发掘古代和近现代对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东欧民族的各种文献记述，如利马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魏源《海国图志》中有关东欧国家的介绍，以及清末吴宗濂、郭家骥译《罗马尼亚国志》等。
对于20世纪前期我国文学界接受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情况，按萌发、上升和趋缓叁期进行了系统考察，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取得的成就都做了概括性的述评。同时确定了罗文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上限和有关内容。诸如二十年代初沉雁冰兄弟和《小说月报》对罗文学的介绍，诗人朱湘在1924年翻译出版《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贺文林、杨彦劬译罗马尼亚小说等事例，都是迄今为止在中罗文化关系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着作中没有提及过的。以此对学界某些论着中对于鲁迅先生最先译介了罗马尼亚文学（1935年）的提法，做了有说服力的修正。
新中国之初的对外文化交流一直体现着国家意识形态，罗马尼亚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普遍受到重视。在“文革”前的17年里，中国译介出版罗文学作品单行本多达50余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它与罗马尼亚引进中国文学同样蔚为大观。《世界文学》杂志也刊登了不少作品，成为当时国人了解罗文学的重要渠道。当然，其中有成功之作，也有应时之作，败笔之作，这在政治统领一切的年代无法避免。“文革”期间，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中罗之间政治盟友关系得到加强，因而罗文艺团体、电影等能够继续进入中国，但纯文学的译介和出版却因中国国内极“左”思想的桎梏和出版业的萧条而彻底跌入谷底。
“文革”结束后，在国家改革开放、文学回归传统、出版事业兴旺、翻译力量成熟的新时期，罗马尼亚文学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由于罗文学创作先于中国摆脱了教条僵化的模式，有许多作品注重反省历史，摈弃政治狂热，追求民主法制，以批判精神反映社会现实，弘扬人道主义，其内涵比较适合当时中国社会“解放思想”的需要，在创作手法上也新颖独到，因而受到欢迎。长篇小说《傲骨》、《时刻》、《骗人的早晨》、《什特凡大公》等，《考什布克诗选》和《爱明内斯库诗选》，话剧《公正舆论》，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沸腾的生活》等等，都是那个年代在中国产生巨大反响的优秀作品。1979年以后，中国作家开始访罗，楚图南、周而复、王蒙、刘心武、丁宁等，都写下了生动感人的作品，成为一段特殊友谊和历史的写照。
1990年至2006年，中罗文学和文化交流开始摆脱以往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两国作家之间的互访交流得到恢复，中国学者对罗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化。但受读者消费市场的制约，以及老一代翻译家的淡出，罗文学的译介和出版逐渐式微，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略有好转。
本成果对中罗文学关系的发展分期而治，对有关作家与作品、译家与译品、版本与流传、翻译与出版媒介、作家文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和文化交流等都作了认真调查和客观评析。力求揭示文学在沟通两个民族精神世界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回应和纠正学界在对中罗文学与文化关系认识与评价方面某些已成定势的偏误。本成果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显着的拓荒意义，对于中国与欧洲小国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亦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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