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刘晓梅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0年间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项目批准号为05颁驰驰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课题组成员有：王衍军、张礼。
这项成果的研究对象主体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150年间的汉语词汇，出于纵向比较的需要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完整性考虑，将建国后50多年的词汇作为次要的研究对象容纳进来。为便于称述，将200年分成叁个时期：过渡期(19世纪)、定型期(20世纪前50年)、发展期(20世纪后50年)，前两者又合称近现代。
一、近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是薄弱环节
近现代词汇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不可轻视的一环。长期以来，针对汉语史上不同阶段的词汇所做的研究用力非常不均衡，“汉语词汇的研究在乾嘉之世登上了一个高峰，但是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只限于先秦两汉(尤其是先秦)”(鲁国尧，见袁宾等主编《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2001)，到了上个世纪叁、四十年代开始关注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一个共时词汇整理的小高潮，“20世纪50年代起，唐宋元俗语词的考释蔚为显学，近年又有移师魏晋南北朝之势”(同上)。近20年来，明清小说词语考释、俗词语考释也形成了热点，同时外来词、港台词、方言词的大量吸收，更是成为探讨的焦点。词汇研究观念不再厚古薄今。但是“自19世纪中国走出封闭起，西方语言和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汉文学语言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不为不大，而这段时间汉语词汇的研究显得很薄弱。”(同上)该成果选取近现代150年的词汇作为主体研究对象，采用个体考察、局部整体考察与全体的整体考察相结合的方法，疏理出这个时期词汇的整体面貌、宏观与微观特征及演变情况，打通19世纪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为理清词汇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建立完整的词汇史服务。
二、200年汉语词汇的宏观特征
19世纪以来的汉语词汇发展不是纯然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受外力因素影响极为强烈的进程。整个19世纪至今200年里，汉语词汇系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首先，新词新语新义不断地批量问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100年。新词语保留至今的有叁分之二，有些已进入汉语词汇的核心部分。大批量的新词语不仅给词汇系统(包括百科词汇)、语素系统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词形繁杂不定型、译音用字不集中的混乱现象，随着词语自身的协调和社会语用的筛淘约定，其中叁分之一的新词语退出了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里尽管是以政治、经济语域为主体的新词语，但其中仍有一大批是外来词，或是受外来概念影响的外来概念词。可见，外来因素与新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密合着的。200年内叁个时期都有极强的外源特征，但仍有差异：过渡期的新词语中音译外来词数量多，定型期的日语借词非常突出，发展期又以大量字母词为明显特征。这200年汉语词汇音节长度的发展变化总体特征是逐步加长。从4954条近现代新词语的考察中发现，新词语的批量出现，使汉语词汇的多音节化趋势在过渡期就已初露端倪，多音节词仅次于双音节词。到了发展期的平均音节长度已达到了2.60，其中单就新词语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阶段的平均词长分别为3.87和2.86，这就意味着汉语词汇的多音节化已经形成了。过渡期的3—4音节词的增长有显着的意义，定型期的3—5音节词的增长有显着意义，发展期的3—8音节词的增长有显着意义。超长的音节词只在发展期才出现，且局限于政治和科技语域的词语。双音节词的比重不断降低，多音词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双音节词仍然是主体。
其次，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方言向共同语的渗透明显增强。总的来看，进入共同语词汇系统的方言词的数量越来越多，所来源的方言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影响力不均衡。过渡期的方言词对共同语词汇的影响不大。定型期方言词对共同语的影响力逐步加大，尤以吴方言词为主。发展期随着方言接触的进一步加深，方言词汇对共同语词汇系统的影响，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还是在输出方言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其中以粤方言词和吴方言词为主，但粤方言词的数量和影响程度大大强于吴方言词。
再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白话词语在共同语词汇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使得词汇又一次在“质”的方面进行调整，白话词汇成为共同语词汇系统的主流。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9世纪的10000个常用词当中，白话词汇成分占了至少80%，定型期的更高，约有90%。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词汇的文白转型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总体比较来看，该成果认为，这200年来的词汇史当中，最突出的就是近现代词汇，其历史功绩需要重新评估。它代表的是汉语词汇已进入现代汉语词汇时期，无论从宏观角度看，还是从微观角度着眼，它都具备了现代特征。一是音长形式的现代性，多音节词的迅速增长在19世纪已经是一个显着的特征了，这与整个20世纪的词汇增长态势是一致的。二是词义的现代性，尤其是经过学科洗礼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各学科术语也是集中在近现代引进、形成的，比如法律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政治学等的术语系统都直接导源于近现代。叁是白话词汇已成为词汇的主体。19世纪以来的汉语词汇发展也表现出继承、稳定的一面。从词汇的整体更替情况看，无论是就全部词汇而论，还是就常用词而论，继承率始终是50%左右。这并不像之前所设想的，发展期对定型期的继承率要明显高于定型期对过渡期的继承率。在常用词提取、比较的基础上，该成果提取了200年的基本词汇2892条。这批以单音节和双音词为绝对主体的基本词除了具备常用性和稳定性之外，还体现出语体色彩和感情色彩、语义偏向上的中性化倾向。这就意味着，19世纪至今这200年的词汇史是一个不应被人为割裂的连续体，单纯地将1919年作为分割点失之于简单化。该成果主张将这200年作为一个词汇整体来看待，都属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汇史的开端应该定在19世纪初。
叁、200年汉语词汇的微观表现 微观地看，首先，词汇的发展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语素系统也在潜移默化地变异，不光增加了新语素与语素新义，一些语素的活动能力也发生了微妙的调整。该成果只考察了近现代和当代的语素变异情况，而这两个时期又都是词汇变化非常迅速的时期，虽然语素新成员的绝对数量不多，远逊于新词新语新义的数量，但其稳定性还是很强的。此外，该成果又个案描写了部分当代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新词语，如“太过”是来自粤方言的超量级程度副词新成员，具有强烈的评价色彩，认为超出的程度太多，到了过分的程度，有“不应该”、“过犹不及”的意味，因而其语义偏向超量而否定。
其次，该成果挖掘了早期的《英汉词典》(马礼逊，1822)和《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郭实腊，1833-1838)在记录和创制新词语方面所做的贡献，又补充了部分现代常用词的近代源头，在词源探讨方面提供了许多新的来源，也为《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的词源确定向前推时了一步。
再次，该成果探讨了四组常用词义场的竞争与更替。常用词的局部整体性考察是描述词语的发展演变的综合性研究，须结合共时与历时因素，这是近些年来词汇研究中的重点取向，但均集中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早期阶段和现代汉语阶段(1919年以来)，而对该成果所论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以及当代汉语新词语则涉及得很少，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算是一种填补。研究发现，义场演变存在着整个义场的增加的演变类型；存在着突变与渐变的不同模式；同义场演变的结果既有彼此明确分工的，又有交叉并存的，而少有定于一尊，并且一个义场当中非常用的代表词可能不止一个。
此外，构词、构语方式上的创新也不容忽视，一是字母词的拼合方式，广泛应用于各个语域的字母词当中。二是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的《英汉词典》确立下来的形容词性“的”字结构，这种词语虽然至今仍局限于释义语言当中，但生命力极其旺盛。
四、宝贵的近现代语料资源有待深度开发 包括辞书、报刊杂志、译书成品、教材、政论文章、文人笔记日记、官方文件等在内的近现代语料是一个有待深入挖掘的巨大富矿，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比如近现代辞书留下了丰富的早期词汇学理念和实践（如复音词在词汇中的重要地位在辞书中已体现出来了），而目前语言学界对这些资料的利用还很不充分。这些近代语料无论是在词汇整理、记录上，还是在创制新词语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为现代词汇学研究尤其为建立现代汉语词汇史提供丰富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对补充、修正《汉语大词典》也极有意义。随着对近现代语料的更深入的挖掘，还会有更多的词汇现象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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