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田中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批准号为03叠齿奥010），最终成果为专着《现代化与百年中国报刊话语嬗演——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的一种解读》。课题组成员：蔡骐、肖燕雄、王文利。
该成果旨在20世纪百年时间跨度上研究中国传播发展的规律。而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由一个以农为本的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以工商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的民主社会的历史过程。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上来研究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传播发展的互动互应关系，对于了解传播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作用，对于认识中国传播现代化的自新过程及中国现代化与传播发展互动互应关系的某些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该成果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在这种背景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嬗变中去展开研究，而贯串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运行的主线是传统和现代、中和西的文化冲突及融合和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化的嬗变。20世纪中国传播一方面需进行现代化革新，一方面需进行本土化吸纳，现代化和本土化是中国文化向现代运演提升的两轮两翼，也是中国传播向现代运演提升的两轮两翼。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传播发展的互动互应关系，也是研究中国传播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只有与现代化对应起来研究，对中国传播的本土化研究才有坐标，有深度，有制高点，才可能进行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也同时真正具有民族意义和本土特色的传播研究。
然而，“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的研究，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切入点，要不会大而不当，要不则不能“窥见全豹”。该成果通过“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的研究，来揭示“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的某些规律，达到课题设定的研究目标。
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总论”，对话语理论、“中国文化特质与中国话语”、“中国现代化与中国话语”、“中国现代化与百年报刊话语嬗演”等问题作综合性的分析论述，为后面诸章设定逻辑前提，铸定理论基础，开辟论说主线。后面四章选择“民主”、“科学”、“民族”和报刊自身四个支撑点构成四条基本的线索，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出发，经过“百年”的跋涉，共同完成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论证。民主、科学是现代化的精髓，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两位“先生”；民族独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涨，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获得独立解放后的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它本身就构成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侧面，它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必有之义；报刊自身规约是对报刊自身生命运行轨迹和生存规律的话语表述，它也是该项成果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报刊的话语规约，既来自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政党、阶级、团体等，也来自报刊“自我”。四个支撑点的确定，奠定了该项成果的逻辑基点和基本架构，思路也由此清晰。从而，在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择定一条论说主线，揭示“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并由此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与百年中国传播进行一种解读，有了一个有机的、合乎历史文化主流面貌的、具有较深刻的历史文化本质的言说体系。
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该项成果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首先，是把中国的传播放置在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中来研究，甚至放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和20世纪世界发展大趋势的背景下来研究，探析它的历史本质和文化底蕴。该成果以“历史决定着话语，话语演绎着历史”作为总纲，概括着其基本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特色。“现代化”与“话语”是其两个主要视角，它们的交叉互动，构成其研究视域。现代化，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国的传统太久远，积淀太深厚，中国近代以来经历的现代化实践所依凭的内外环境太艰难，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定千曲百折，注定步履维艰。中国的现代化在一种十分被动的历史境况中发轫，与英、法、德、美等先行启动现代化的国家相比，已经落后很远，因而，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中。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形成的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与现代化文明的不相容所致。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双重困境的夹击下艰难前行的。由这个视角分析、研究百年报刊话语言说“历史”、又被“历史”言说的嬗演过程，能较深刻地显现20世纪中国报刊发展历史的本质内涵和时代品性。话语则是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语言，是一种具有支配意愿的、显示权力意志的语言。巴赫金、福柯等人对话语权的阐释，也是该项成果研究破解历史的重要的理论利器。新闻是一种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传播是一种话语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由此角度来看20世纪的报刊话语与历史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见出它的深度和错综复杂性。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航道上，它劈波斩浪，兴风作浪，成为这主航道重要的汇流。从话语视角去解读百年中国的报刊，那些尘封的铅字就都变成了无数飞扬的“喉舌”的声音，形成无数话语的争相表达，成了“喉舌”的争夺的阵地，那些尘封的铅字实际上曾是过去历史舞台各种“喉舌”的声音的活化石。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五光十色的声音就是它们发出来的，没有声音的历史舞台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如此多的“喉舌”发声的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正是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中国社会的典型表征。这种将“现代化”与“话语”交叉观照、互为凭依的研究方式，既成为该成果宏观整体的研究方式，也鲜明地体现在一些微观细部的分析表述上。比如第二章有这样的分析：“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科学进步带来人们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伟大成果，又是人们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带来的科学进步的伟大成果。这篇文章从根本上摧毁了“两个凡是”的话语根基，将中国人民从现代迷信的话语罗网中唤醒过来，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到来奠定话语基点，从而建立新的主流权威的话语体系，为十一届叁中全会的话语建设提供了根本的也是基本的理论保障。”其逻辑力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追求多学科的整合性研究，也是该项成果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在逻辑关系上是承前一点来的。因为把传播放置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就必然形成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就必然形成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这其实正是学科边缘性极为突出的传播学的“个性”与“风格”。现代化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视角。它是文化、社会发展、历史等视角的交叉整合。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所在、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艰难所在，坎坷所在；既体现中华伟大的民族精神，同时又体现她与时不适、亟待实行现代转换的文化基因。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上研究“传播”这一社会的“神经系统”与社会主体前行的互动互应的规律，切中的应当是中国传播的最为本质性的问题。既是研究传播的本土化，也是研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和西碰撞而融合的文化自新的过程和规律。“话语”视角也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视角，话语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对话”的语言，它不是索绪尔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情境中进行研究的所谓“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话语”的理解和把握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内容，无论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还是话语的理论视角，其实都是在探讨中国传播、中国新闻和中国报刊的历史、文化本质，探讨它和历史、文化互动互应的关系，探讨它生植于斯的这块历史、文化土壤的质地和艰难变迁，探讨这块历史、文化土壤的质地和艰难变迁赋予中国传播、中国新闻和中国报刊特有的个性、风格和质地及其艰难的蜕变，等等。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也是该项成果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该成果的整体构架、总论和各章的联系，各章节之间的联系，都特别强调在一种高视野中的联系性，研究不只是专注于传播活动的某个具体环节，而要考虑它们和历史、文化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百年是一个大的系统，现代化又是一个大的系统，报刊话语也是一个大的系统，而百年中现代化与话语之间的嬗演关系，又构成一个极富时代变革性、直抵历史和文化本质、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联的极其错综复杂的大系统。系统的观点和眼光，赋予了该项成果的学术创新性和深刻度，整个课题都是在“叁论”的观照下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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