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文学院丁延峰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私家藏书个案研究——海源阁藏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叠罢蚕020），最终成果为专着《海源阁藏书研究》。课题组成员有：苗菁、杨连民、杜季芳、耿春燕、吕晶。
私家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着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与常熟铁琴铜剑楼并峙南北，又有“南瞿北杨”之誉。它在中国北方异峰突起，从收聚到散失，非常典型，也备受关注。作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典型代表，对其进行个案研究颇有价值。
海源阁藏书研究，从杨氏藏书1930年前后散出时期，到1949至1990年以前，再到1990年以后至今，经历了一个高潮→低潮→高潮的驼峰式变化过程。这期间以收集整理材料和泛论为主，解决了部分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具体而言，首先，研究方式方法有待改进。整理材料多是散金零玉，且述而不论，因较少系统综合升华，难以揭示杨氏藏书的整体面貌和价值。而一些概述因缺少实证支撑，又多泛泛而论。其次，研究深度不够，有些课题未能引起重视，如杨氏刻书，前人只是搜集了部分简目，而具体的刊刻情况和特点未做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杨氏刻书在清代刻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杨氏藏书特色，前人只是简单谈及，并未展开论述。对杨氏所藏善本的着录，有不少停留于表面，其文献和校勘价值尚需深入挖掘，广度上亦有待拓展。如前人较少关注杨氏的学术贡献，进而忽略了学术与藏书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海源阁的深层成因；善本的着录整理（前人只是着录了部分善本）与开发利用，等等。再次，前人的研究还有一些误说，如版本鉴定的失误、藏书数量统计不确、有些遗书归宿调查失实等。综上可知，海源阁藏书研究确待改进完善，其研究空间仍有很大。
这项成果以收藏、整理、利用之史实为经，以学术平议为纬的交织理路来建构全文。其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
一、藏书缘起与源流。本章对海源阁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自宋至清，藏书以江南一带为盛。清末四大家中，叁家为江浙所有，惟海源阁崛起于北方，地处山东孔孟之乡，出身于书香之家，酷爱治学，广泛的交往，殷实的家境等，都是海源阁形成的必然条件。杨氏藏书肇始于兆煜，奠基于以增，补充于绍和，保藏于保彝，散佚于敬夫。
二、藏书思想与特色。本章探讨了植根于治学的杨氏藏书思想和特色。杨氏藏书所遵循的“海源”治学思想，决定了藏书特色。“源”，表现在版本上即是崇尚宋元古刻、名家校抄；内容上注重原典——正经正史。其宋版“四经四史”就是这种藏书思想的典型体现。“海”，是指收藏之广博，对明清版本、域外版本等亦尽行搜罗，且又不惟正“经”正“史”，对其它经史着作以及蓄藏极富的子集作品也一并收藏。杨氏藏书以质和量取胜，是“精”（源）与“博”（海）的结合。本章用实例说明其特色。如果按照《中国古籍定级标准》的标准来衡量海源阁藏书，大约应有四百余种善本可为一级古籍，为使人们能够了解海源阁的善本典藏面貌和价值，特从这些一级古籍中再遴选出至精至善之本五十余种，分别以版本名称、题跋、版本形态、刊刻时地、递藏源流、杨氏书目着录、版本价值及收藏情况等着录项目，进行了叙录考释。
叁、目录版本学。本章探析了杨氏的目录版本学思想及其实践。以往的目录编排往往着眼于内容上的分类，并不注重版本，这种状况至清代有了很大改变。杨氏在编目的各个环节上突出版本特点，而其兼顾版本和内容的编目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创新。同时，将分类和编年统于一体的编目体例对后世的编目也是一个启示。本章以《楹书隅录》为例，用实例详析私家书目对《四库全书总目》的传承与改进。私家书目所作的这种尝试，大大丰富、加深了目录着录内容，并促使目录着录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版本学上，主要探析杨氏鉴定版本的方法、善本观、研究版本的基本手段等等。杨氏用刻工、版框尺寸等鉴定版本，对以后的版本学研究有抛砖引玉之功。通过丰富多样的鉴定方法，杨绍和对二百余种宋元校抄进行了鉴定，从而纠正了《总目》及前人的四十余条误说，确立了这些善本的版本价值。这在版本研究史上，应是一笔不小的贡献。杨绍和还通过梳理版本源流、比勘版本优劣来勘定版本价值，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版本的途径。杨氏是注重内容又兼顾形式的善本观的实践者，这为今后以此为标准的善本理论的形成打下基础。版本研究是一个历史过程，故杨氏亦有失误之处。基于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研究，说明杨氏不是仅仅停留于保藏上，而是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这是十分可贵的。
四、刻书与抄书。本章详尽考查了杨氏刻书、抄书的数量、种类、规模，揭示其特点和思想。杨氏刻书有四十余种，由于校勘精审、选择底本谨慎、写刻优美，不少刻本深受学者称誉，如《蔡中郎集》、《柏枧山房集》等。杨氏刻书时间长、地点变换多，但并未因此而降低质量，盖因杨氏刻书将治学置于首位，并以传世为己任。杨氏不惟藏刻，对于抄书，亦甚勤奋。杨氏抄本22种，存世者有20种，大都着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得到世人好评。
五、学术利用。本章探讨了杨氏及其后人的藏书利用情况。与南方藏书家较为开放的观念相比，杨氏藏书只对“挈交”开放借阅，其保守思想既受传统影响，又有个人、地方等特定原因。杨氏藏书在归公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利用，提供了一些底本和校本，体现出很大的校勘价值。但仍有不少“国粹”未能得到开发利用。本章对遗漏的百余种最为精善之本进行了钩稽和评估，以冀在中国古代典籍利用上发挥更大作用。过去的研究较少注意这个问题，这项成果对此进行了关注。
六、散佚与归宿。本章对杨氏藏书的保藏、遭劫、散佚、归宿等进行了系统的爬梳整理。海源阁藏书能够叁世递藏，殊不多见。同时，它又是“私家藏书深受兵燹之祸的代表”。故对其进行解剖研究有典型意义。杨氏藏书散佚严重，但大都保存于世，课题对此进行了调查，基本摸清了各藏所的收藏数量和书目版本情况。
成果对杨氏藏书的成因和特色，目录版本学、刻书以及藏书利用等思想和实践的探讨和总结。前人的研究往往从某一个角度，零打碎敲，本课题是进行系统、综合的完整性研究。同时，课题以私家藏书的内在规律为理路，有意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构架和平台，可以为私家藏书研究树立一个研究范式，亦为广泛开展此项研究提供借鉴。
成果在研究方式方法上，渗透学术因素，以学术视角观照藏书，改变以前以编汇史料为主、仅仅着眼于藏书本身的单一研究模式。杨氏治学崇尚“海源”学说，主张汉宋“二者不能偏废”，有自己的经世思想并敦行实践，这些都对藏书起到了推动作用。杨氏利用自己的藏书先后编制了五部善本和普本简目及解题目录，在目录学、版本学研究上又有不少创获。学术与藏书之间相互生发、促进的这种互动双赢，显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过去的藏书研究多从史传角度出发，侧重于藏书史料的汇编。由于缺少学术层面上的深度研究，其研究往往只有量的改变，而无质的飞跃。本课题将海源阁之“史”与“论”、“述”与“评”结合起来，运用考证、比较、归纳、数字、图表等方法来获取结论，从学术高度来认识考量海源阁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课题还采用了竭泽而渔的方式搜集资料：一是去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搜集书跋、手札、版本等资料；二是通过访问当地长者、知名专家、实地考察杨氏故居、文物等获得第一手材料；叁是复制善本资料、拍摄书影等，以便校勘论证善本价值。总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文献调查和社会调查，尽可能将资料搜集齐全，进而使研究建立在了实证的基础上。
成果在前人基础上，首次对海源阁藏书的收集、保藏、编目、鉴定、抄刻、利用、亡佚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基本摸清了杨氏藏书的真实底蕴，揭示了杨氏在保存和研究文化典籍遗产上暨对中国文化学术所做的实际贡献，并以此呈示中国文化学术的某些特质和形成基础。海源阁藏书宏富精善，计有4600余种20余万卷，其中宋元校抄500余种近2万卷。其藏书的收集、保藏、编目、鉴定、利用、刊刻等，皆有令人称道之处，对其进行研究总结，于中国藏书文化建设不无启迪。通过考查某些善本的刊刻情况及其对于古籍与现代整理点校本的校勘价值，可以提醒学界应该充分注意发挥古籍善本的学术作用。通过考查杨氏的编目实践以及建立在校勘基础上的版本学研究，来寻绎归纳出杨氏的学术贡献，为建构、发展和完善中国文献学提供参考与借鉴。同时，课题亦旨在做一个真正的典藏个案研究，提醒学者应该注意私家藏书的研究。私家藏书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藏书家不懈的蒐藏、刊抄和研究，既为中华民族积累起丰富的文化财富，又为中国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但纵观中国近百年私家藏书研究历史和现状表明，个案研究还比较薄弱。大陆和台湾学者虽曾开展过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出版了一些专着和论文，然综合性、有深度的力作不多，这与中国拥有数百着名藏书家的实际状况不符。要想从事中国藏书史、文献史乃至文化学术史的宏观研究和构建，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学术性的完整性的个案基础性研究。因此，这项成果的完成，可作为一个突破口，为继后的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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