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曾敏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毛泽东科技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8叠碍厂00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2011年9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并于2011年1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课题组主要成员：李江、石诚、徐惠兰、裴亮亮。
一、目的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其科技思想的中国化，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科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项成果从毛泽东个人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交融、科技思想观点与科技实践时代背景的结合，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技理论学习纲要》中提出的“毛泽东科技思想”，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内容丰富的科学论题，总结、归纳了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本内容，并结合时代背景探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和历史轨迹，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科技发展的奇迹。但是，半个世纪以后，也即21世纪初，毛泽东科技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才被提出来。目前，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或由于科技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或由于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和文献披露的局限，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轨迹的研究不甚清晰，对毛泽东科技思想承认者也不多，长期坚持研究者更是难觅。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研究才逐步广泛、深入：一是出版了几本专着，对毛泽东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二是出版了相关的回忆录、纪念文集，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科技事业的思想进程和生活实践，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和描写；叁是发表了一些对科技各领域的经验总结，对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四是发表了一些毛泽东科技思想的专题论文，着重于科技方针、政策、队伍等问题研究，对科技哲学、科技管理方面思考不多；五是国外专家撰写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科学与革命--中国科技政策与社会变革》等着作，从政治领导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科技实践给予了评价，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研究视角。曾敏研究员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毛泽东科技思想的研究，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对毛泽东科技思想的丰富内容、严谨逻辑、时代背景和社会效果等有着独到的理解，因此力图在吸收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其历史发展、内容归属和个性特征作些探讨，以期为建构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本框架做出努力。
二、主要内容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这项成果认为其经历了特征鲜明的四个阶段：接受新学，科技思想的启蒙阶段；研读马列，科技思想的形成阶段；科技实践，科技思想的成熟阶段；思想冲突，科技思想与科技政策发生偏差阶段。
这项成果将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内容概括为十个方面：
1．科技本质问题。科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概念，其本质可以从多种角度给予解读。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进行科学建设，首先必须知道科学是什么。从知识论来说，毛泽东提出：科学是知识的结晶，目的是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知识如果不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从工具论来说，毛泽东提出：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武装；怎么搞工业，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现代工业。从科学精神的角度来讲，针对中国社会科学精神不足的缺陷，毛泽东明确提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要敢想、敢说、敢做。毛泽东对于科技本质的论述，既解读了对于科技本质的主要观点，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更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浅显易懂，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2．科技动力问题。作为哲学家，毛泽东把科技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矛盾，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科学生产与科学实验的矛盾；提出了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科学实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把科学认识主体的矛盾理解为科技发展的动力，与现代西方科技哲学中的“猜测与反驳”等理论流派有异曲同工之处。把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是科学社会学的学科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直以来就认为社会制度是科技健康发展的主要条件。他认为，近代中国科技落后，首先就是因为旧中国社会制度腐败，而社会主义社会科技发展相当快，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科技模式问题。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开启了科学发展模式研究的先河，而同时代的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对科学发展形式的分析结论竟然与其惊人的相似，并且进一步揭示了科技革命的社会意义。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变量变思维审视科技的宏观和微观运动，提出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思想。认为技术革命是指历史上的重大技术改革，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与技术革新不能并用。技术革新是对每一具体技术的改革，进行技术革新必须研究技术发展规律。
4．科技方法问题。近代西方科技的发展，是从研究方法突破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法与近代西方科技的先进方法的差距，明确提出不解决科学方法问题，科学研究的任务只能是瞎说一顿。就感觉层面而言，毛泽东认为，克服形而上学的方法，要研究方法论；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事物的矛盾法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基本的部分，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就科学方法论而言，毛泽东认为，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科学实验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离不开感性的科学材料，分析方法则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属于感性方法。就理性层面而言，毛泽东认为，只有用思维，才能在有规律的联结中去认识对象。因此，科学抽象的方法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而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问题，是科学抽象的必要环节。毛泽东对逻辑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关注、参与、推动了中国逻辑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假设，就不会有法则即理论。假说方法在毛泽东科学方法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贯穿其哲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的全过程，曾经引发过全国性的大讨论。
5．科学政治问题。科学作为人类思想观念发展的反映，是社会的产物，尤其是近代科学的国家化倾向，更强化了科技与政治的结合。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对于科学，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是，政治与科学的统一，永远如此。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一开始就有对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政治特征主要表现为唯物主义与宗教迷信的对立。古代希腊自然哲学是反对原始宗教的新世界观；把一切运动归结到机械运动，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和联系研究事物的发展。近代科技的政治特征表现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对立。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即哲学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哲学指导的自然科学是盲目的科学；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结论。现代科技成为社会的主要部分，自然科学包括中医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研究和利用科技是有阶级性的。对无产阶级来说，科技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放松政治，科技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不注意政治，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技术家。
6．科技领导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从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在执政初期缺乏领导科技建设的经验，也因此一段时期泛滥着共产党不能领导科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不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政党，就应该灭亡。只要能够领导阶级斗争，就能领导向自然界的斗争。党应该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有许多缺点需要克服，但是就整个科学的前进方向而言，党能够以政治去领导。在具体的工作中，要改进科技领导方法：加强学术领导，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分学部领导科研工作；依靠优秀科学专家，做好学术领导工作；建立合理分工、合作的科学研究工作体制；加强专家处理科技问题的责任制。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既要从学术和领导入手，更要立足提供和改善科研条件。在中国这样科技落后、经济贫穷的国家领导现代科技，其政治领导的内涵必须包括科技后勤保障，也就是要切实解决科学研究和中间试验的投资，必须相应地发展辅助科学所必需的事业。
7．科技方针问题。抓方针是毛泽东科技思想中重要的工作方法。前进的政党，应该把握科技发展的方针。结合时代背景，研究毛泽东所提出的科学方针的出发点和目的。毛泽东的科学方针可以理解为国家或执政党层面的科技根本政策。就制定方针的目的来说，科技方针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科技工作必须切实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此，必须加强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理论要与实践结合，确立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毛泽东把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是希望通过营造人民内部的民主环境，来团结知识分子，促进科技的健康方针，实现科学与民主的协调。毛泽东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相互敌视和对立的时代，处理好科技发展的国内与国际关系，是科技方针层面的国家根本政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科技发展必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乐于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但是国家的竞争已经进入科技竞争的时代，谁都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给别人。在先进国家的技术限制政策中，毛泽东体会到“自力更生好办事”的真谛。当然，能够学到的外国先进科技，必须努力学习。同时，学习外国科技，要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8．科技规划问题。毛泽东认为，规划和计划，是一回事，都是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规划或科技计划，是党对科技进行政治领导的具体落实。因此，要以国家计划领导整个科学的前进。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科技事业的方针也必须是有计划的。没有比较全面的长远规划，科技事业的发展就没有方向，科技的前途就是暗淡的，就不可能有将来日益完备的科学工作计划。在毛泽东时代，科学规划是整个国家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需要各个方面的大力协同，依靠全国的力量；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科技攻关，解决重点和关键的科技难题；需要通过重大科技任务的研究，带动所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形象地把科技工作比喻为“同地球作战”，向地球开战必须讲究战略战术。要用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技先进国家的水平，必须打破常规，实现科技赶超。当然，实施科技赶超战略，既要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
9．科技人才问题。科技人才问题是毛泽东科技思想中成就与失误并存，颇有争议的部分。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建设新中国，在科技上赶超世界水平，需要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尤其是要加快培养年轻科技人才。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科技奇迹，都是年轻人做出来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应受到尊重。要求要像打仗一样，做好后勤工作，改善对科技人才的使用和安排，给科技人员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所有这些必须服从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由此，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或阶层；要培养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对科技人员的过高政治要求，导致脱离科研规律、否定科研活动、否定知识分子的现象泛滥，工厂、农村都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实验室，复杂的科研工作变成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0．科技强国问题。科技为国防建设服务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新中国的国家主权面临威胁的时期，无论在思想理论、政策制定或实践建设中，科技为国防建设服务都被摆到了首要位置。因此，国防科技是毛泽东科技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明确提出，对现代最新科技的掌握，是国防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搞尖端国防，要求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不仅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毛泽东国防科技思想的贯彻实施，使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尖端武器。
此外，毛泽东提出，应充分应用近代科技成就，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领导干部要较多地懂得农业，懂得农业科学；要加强对农业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指导，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研机构和队伍。
甩掉旧中国“东亚病夫”的侮辱，是毛泽东寄予中国医学科学的厚望。毛泽东认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中医是一项。但是，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因此，中西医结合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毛泽东提倡的中西医结合，已成了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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