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及其价值”(项目批准号为06叠窜齿03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苍产蝉辫;2012年2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后,作为现代观念谱系中基础性的观念,“平等”近乎一个不言自明的价值。人们很容易误解,以为“平等”是个简单明了不必深论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它在20世纪中国又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实践中,我们既有过平均主义泛滥的历史,又有最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的一些不平等现象。通观20世纪中国,“平等”话语本身成了持续争论和辩难的平台。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承诺平等为现代价值,如何对“平等”的价值做出哲学证成,以及如何将平等原则转变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生活实践,这叁个问题互相纠结,使得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从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领域看,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人平等观念史的专门着作。“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研究“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及其价值,可以为人们提供一幅中国人“平等”观念的真实图景。这项成果通过解析现代性“平等”观念的生成与演化的历史,来探讨“平等”观念的复杂内容,以及“平等”观念与其他现代性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该研究既有助于开拓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的新领域,又可为我们处理重大的社会实践问题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这项成果采用观念史的方式,研究平等观念在中国19世纪后期以来的嬗变及其价值。由此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平等”观念有一个古今之变,即从古代那种围绕着“人的相同性”出发的平等的形上学,逐渐转变为以权利为中心的平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观念,同时又有东西之别,转变过程中的传统的连续性促成了中国现代性观念的特殊性格。描写与西方化(譬如美国式的)有所不同的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如何在20世纪一连串社会革命的条件下,经历一场古今变革,构成了这项成果的主干。它由叁方面的观念脉络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儒释道诸家有关“平等”的思想遗产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获得某种创造性的解释;外来的思想资源如何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并获得了其植根性;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思想家的意识是如何转变的以及如何将平等理论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实践过程的。
对于平等观念的古今差别,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有所论述。这项成果通过对前贤的理论综合,从观念与社会行动的辨证关系出发发现:古代围绕着人的相同性的理论,主要形成了心性形上学或旨在追求解脱的出世观念,而不是如现今这样,从“人的相同性”出发讨论什么是平等和如何平等(主要涉及建构现代社会制度、规范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平等的观念史研究,重要的不是满足一种单纯的历史学兴趣,更不是借以表明古代圣贤已经解决了现代人的困境。这项成果考察如何从传统中“转化”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平等观念,有助于回答古代那样超越的平等观念,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嬗变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广泛诉求和基本价值,并进而帮助我们反思当代中国人平等观念的内在结构。
如何看待传统观念及其现代转化,是理论界众说纷纭的问题。古今平等观念有本质性的差距,但今人通常引用古代有关“平等”的论述,以证明平等的价值。这里就涉及如何理解“传统观念的创造性转化”的问题。这项成果发现,就“平等”观念而言,早在人们提出“传统观念的创造性转化”这一口号以前近一个世纪,这一历史过程就开始了。人们将平等观念嬗变的具体过程,分析为“异端翻为正统”、“边缘进入中心”和“新知附益旧学”叁种形态。它们的辨证综合,既是传统观念的转化,更是社会史突变的一部分,包含了知识精英观念世界的一个飞跃,由此开启了现代性的传统。
就与现代生活的平等状况相比,中古社会大抵都属于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各有各的不平等罢了。所以,重要的不是要说明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是否“落后”或者“超胜”于西方观念,而是要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观念世界的真相。因此,这项成果主要注意观念的古今之变,以及经过一个世纪的“古今之变”依然存在的中西差异。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平等观念,即所谓“民主的平等”,是在契约论传统中,与个人主义连接在一起、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平等,而且首先是政治平等,即作为公民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通观20世纪中国--她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废除帝制的国家,又经历了激进的社会主义实验及其反思以后的新改革,因而有望重新成为伟大的强国--经过那场古今之变后,平等已经是一个极其有活力的现代精神,它很大程度上改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哲学尤其是价值观念的变革。无论就其一个结构,还是就其涉及的社会心理而言,平等观念在20世纪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平等的诸多诉求中,经济的平等(尤其是分配正义)最为突出,它和民族平等(独立富强)的追求一起,给予中国的现代变革以强劲的推动,不过有时也会压倒现代性的其他追求。与西方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不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平等”,通常是指在一个超出社会之上的权威支配下,通过权力的垂直运用,使民众都得到平等对待的观念。它同时显示出个人作为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保障尚待加强。
就研究方法而言,这项成果的工作主旨可以归结为“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批判的观念史”。“批判的观念史”,与观念的编年史有所不同,虽然它也必须留心汲取实证的观念史的成果,并总体上以观念的编年史为基础,但它更注重理论批判的工作,不过分留恋历史细节的辩明;与某些单单强调“内在理路”的观念史也有所不同,它不把观念史看成观念单位独立的历史,而是更注意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或者说“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结合。
“与社会史结合的批判的观念史”注意在对中国社会主要的思想文化派别的批判中研究问题,它把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看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的历史。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变在形成了某种新的社会共识的同时,也构成了各种思想派别争论的历史。这些派别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叁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新儒家等等。粗略地说,我们可以按照现代社会的一般方式将其划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联盟,它们给予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以主要的推动,保守主义则主要对观念嬗变中传统的连续性给予了思辨的说明。然而,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平等问题上的联盟则时断时续,这是因为激进主义通常持激进的平等主义的立场,在价值排序中坚持平等优先,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则时而以为“一碗饭和一张票”可以兼容,即使倾向平等主义时也不失温和的态度,更多的时候则还是坚持自由优先的价值排序,而且时时警惕着“平等”妨碍和威胁“自由”的可能性。保守主义并不简单否定平等,但他们更看重秩序和权威,所以通常以传统主义的面相出现,同时常保留权威主义的色彩。上述叁大文化(同时也是哲学的甚至政治的)派别,各自强调的某些价值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就其理论的真理性而言,却又都表现出某些偏颇,需要对它们展开深入的批判,方能达到理性的综合。对“平等”的观念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代社会价值的建构提供某种个案式的历史经验。
注意与社会史结合研究观念史,是观念史的方法论自觉。这项成果专门讨论了“观念史”。它认为,以研究人们精神变迁中某些核心观念生成与发展为目标的观念史,是人类认识自己的努力的一部分。观念史以追求真观念为己任,包括观念内容的真理性、观念者的实际信念与观念所蕴涵的态度的一致,以及观念推动社会行动的真实活力。它不仅研究思想的结构,而且研究思想的过程;不仅分析人们应该如何思考,而且关注人们事实上如何思考。处理这一“思”与“史”的关系,从纵向的角度说是解决观念的发生学和社会植根性问题;从横向的角度说则要回答特定观念在同时代观念谱系中的位置,以及观念史与其他学术形态之间的联系。观念就其作为语词或概念,就其表达某种义理来讲,当然可以从结构的完善与逻辑的自洽去分析,但是观念同时还可以表达意蕴,表达心理。假如我们承认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人们的行动,都是某种观念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物,那么社会史在这里就不仅是观念史的背景和条件,而同时是观念史的某种呈现。这项成果作者出于得自于知识社会学所引发的灵感,将“平等是一连串社会革命的产物”视为理解平等在中国实现现代嬗变的关键和更深层的动力,而把前贤对于传统的创造性诠释与外来思想的传播视为知识生产的显性过程。
在资料的采集上,这项成果也显示出了某些特点:第一,具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平等”观念作为一个现代性观念中基础性的原则,虽然得到了专业哲学家的关注,但是又广泛反映在多个学科和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因此这项成果对包括哲学、政治、宗教、社会等多个学科的文献都有所采用。第二,所采用的材料不仅有那些被公认为20世纪的哲学经典,同时也兼采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等现代传媒。因为现代传媒在表达社会情绪、诉求、爱好、心理、审美趣味等场所,常比学院哲学更为敏感、快捷,同时也可能更矛盾、更混杂,学院哲学则可能比较深刻和系统。这项成果从时代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将通俗哲学与学院哲学融合一体,希望获得一种通观。第叁,涉足历史上某些反常的岁月,譬如“文革”时期。结果发现当时的平等状况实际上是:在经济收入差距缩小乃至走向平均主义的同时,其实还存在着广泛的新的不平等,诸如地域、阶级、单位和或明或暗的特权所导致的不平等。它为我们理解从纠正平均主义出发的改革,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贫富悬殊的局面,以及最近20年来民众权利意识的上升等等当代现象,提供了历史之镜。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中国平等观念历史的着作,这项成果进一步打开了平等以及现代性研究的新空间,诸如如何看待平等与其他价值(如自由、秩序)之间的博弈,合理的社会价值系统如何可能,以及如何进一步开掘中国古代丰富的观念史资源等问题。
(责编:秦华、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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