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

　　中山大学孙宏云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项目批准号为06颁窜厂01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着。2012年4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沉晓敏、孙宏英。
　　晚清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西方现代学科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地理学、社会学、逻辑学、数学等各科的学科史研究成果相继出现，而对政治学科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项成果旨在通过史实重建，探讨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便认清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从这一过程来看学术与政治、文化与时代的关系。
　　这项成果共分四章，另加“引言”和“结束语”，合计约29.5万字。第一章，西政与分科知识的输入及本土知识体系的变动，探讨了自明末清初至甲午战争以前，西方的政治知识和分科知识传入中国的一般历程。由于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基本上是西学东渐和援西入中的产物，因此要了解其形成过程，应该上溯至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西学教科知识的输入情况，分析耶稣会士对于西方政治知识和教学分科是怎么介绍的。自康熙禁教以后，雍乾两朝相沿不改，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才再度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直到戊戌变法时期，都可以说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传教士的知识输入对于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固然十分重要，而经世学风在晚清的兴起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并且成为了接纳西学的主要动力。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以致合力推动了西学西政知识在中国的发展与扩张，促进了现代学术与教育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不过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沿海向内地、由西艺、西学向西政逐步转变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沿海疆臣是介绍西政的早期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特别是总理衙门的设立与驻外使臣的派遣，中国的官员和知识人走出国门，直接接触与观察西国社会、政治的机会增多了，于是对于西方的政治、学术就有了更为直接与深入的认识与体验，故以驻外使臣为主的海外游历者是1860至1890年代中国人认识和介绍西政和西学分科知识的主体。进入洋务运动后期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经世实学思潮高涨，它一方面抨击科举制度不求实际，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办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在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更应该学习西政。虽然对于“西政”，梁启超等维新派与张之洞虽然主张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主张“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尤其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挟朝廷推广之力广泛传播，而且上升为官方科举改制的指导方针。科举改试策论刺激了政学资料的出版，各种经世文编、时务类编资料以及相应的西学书目大量印制。时务类编资料分类颇不一致，有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有的受传统志书影响；有的采用政、艺、教或政治、艺学一级分类，之下再有二级乃至叁级分类，或仅有一级分类。尽管看上去比较杂乱，但是大体上都寓含了政、艺或政、学两分的观念，可见出于考生射策的需要和书商牟利的动机，其中对于西政西学所进行的分类编排加工，主要受张之洞《劝学篇》以及科举所规定考试科目、范围的影响。各种经世文编目录分类及其思想内容则显示了晚清经世实学的演变轨迹--西学西政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传统的学术与治体则趋于没落。就知识的学科分类来看，“学术”与“政”依然属于不同领域，被纳入“学术”中的西学一般是指自然科学，而属于西政方面的学说、制度与方法等则被看作是传统“六部”之政的延伸。新学书目分类大体上仍在“（西）学分政、艺”的思想框架之下，与上述各种西学汇编资料的分类方法基本相同，属于同种类型。不过就内容来看，已经呈现出东学书目后来居上的趋势。这一时期，期刊中尽管出现了以学科名分栏目的现象，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梁启超的政、学或张之洞的政、艺二分的框架，尚未转换为日本的学科分类体系。不过来自日本的分科名称在这一时期开始产生影响，并逐渐被采纳。在政、艺二分的知识框架下，“艺”一般是指自然科学，具有学理，体现了人们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水平与应用能力。而“政”主要还是受传统的“政”与“治”的理念影响，通常是在儒家道德规范与经世实学二者张力作用下来进行把握。晚清随着经世实学思想的张扬，“政”的道德力量需要通过“治”的成效来加以体现，并逐渐成了普遍的政治观念。
　　第二章，东学、西学竞逐与对西方政治学的摄取。该章不仅一般性地考察了留日学生和严复的译书情况，也重点分析了梁启超对于日本政治学的择取轨迹，以及革命、立宪两派论战中所体现的对于政治学的理解程度和利用态度，着重探讨了严复对于政治学的认识逻辑。在清末新政开始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是基于中国儒家传统的知识分类模式来看待西政的，即将西政与传统的掌故之学、经济之学（经世致用、经世济民意义上的）视为同一类型而加以接引与涵括。与此同时，受之于中国方面的影响，传教士也有意或无意地适应中国的需要。此外，西方政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其实也尚未形成，在欧洲大陆大体上还是中世纪沿传下来的大学四科制度（道、法、智、医），政治学在法科之下。法国在此基础上有所变更，表现为法国国政学堂的教科分类，英国则在政治经济学（“富国策”）中研究政治学。所以在这一时期，基本上看不到后来那种具有明确学科界域的政治学着作和教学科目。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率先了解到了日本的政治学分科，并编辑了《日本书目志》予以介绍。一批士人与官员也大力倡导向日本派遣留学、翻译日本书籍，从而学习其先进的制度与文化。随着清末新政的启动、留学运动的兴起，翻译的法政书籍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大量输入译介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经过20年左右的积累与消化吸收，已经蔚为大观。对于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取径东洋是最便利而实用的途径。虽然都带着强烈的实用主义，但是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取向。政治流亡者梁启超等是从建国与改革政治的高度来汲取政治学的；一般的留学生则出于国内科举改制，特别是兴学堂需要教科书的原因来译介书籍；部分激进分子则希望借译书办报来鼓动革命风潮。由于目的多不在学术本身，加上水平所限，翻译不免苟且。严复对于东文政治学的这种状况就大为不满，他主张直接从英美输入，主张在自然科学原理（“物理”）的基础上来认识政治现象，训练研究政治的能力，对政治学作科学的研究，反对将一般的政治议论与政治学混为一谈。他还身体力行，翻译了《社会通诠》和《政治讲义》，在中国传播科学的政治学。他的这一做法对于厘清时人对于政治学的模糊认识，提升政治学的学科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叁章，日本政治学与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尽管严复对于政治学有领先于潮流的认识，但是毕竟势单力薄，影响有限。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包括成为学科关键概念的术语生成、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学科制度化（包括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的确定等诸多内容，基本上都是从日本移植而来的。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形成史，不可忽视明治日本的“东学”渊源。我们不仅要一般性地统计与描述晚清中国从日本翻译了多少政治书籍，更要详细考证相关文本的版本信息，进而依据文献及文献周边的各种人脉关系来深入探讨日本政治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形成的具体影响。而从日本方面来看，自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正式进入其大学课程体系，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成了日本政治学界的两大重镇，主导了日本政治学自近代以来的形成与发展。因此，该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早稻田政治学的代表人物高田早苗对于中国政治学形成的影响；第二节分析为东京大学带来德意志国家学的那特硁的《政治学》在晚清的译介及其影响；第叁节论述继那特硁之后成为日本帝国大学第一位由本国人担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小野塚喜平次是如何经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发挥其政治学对晚清法政教育的重大影响的。这些个案分析都是基于两国政治学关系史的主要脉络而确定的，有助于深入认识日本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形成之影响。
　　第四章，学科建制：政治学专科化之历程。学科（诲颈蝉肠颈辫濒颈苍别）不纯粹是知识论层面的内容，也与社会运动与制度规训关系密切。知识观念的嬗变往往引导着制度的变革，而制度尤其是大学系统反过来又可以固定与凸显学科的边际，使之制度化，进而产生学科规训力量。因此，讨论现代学科的形成史，也需要关注学科的制度化过程。欲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学是如何进入学堂的，首先需要对其过程进行史实重建，然后在此基础上联系相关的知识背景来加以解释。近代中国的学校大体上分为叁个系统，即教会学校、书院以及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其中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与官学相比，本来较具民间色彩，但是受科举选才制度的影响，也注重制艺帖括。到了晚清，连同科举成为时人议论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的主要对象，故晚清的教育变革以书院改设学堂为大宗，最能反映传统的经世之学（“经济”）与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对应与衔接关系。京师大学堂被视作中国现代学科的发源地，是学人探讨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与学术发展的焦点课题。这是因为，清朝末年，经世思潮与“中体西用”论结合，催生了京师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以此来接纳西学与西政。由于立学宗旨尚停留在传统的经世济民之政治概念上，统治者便力求将法政教育约束在国家治理的应用层面。进入民国后，蔡元培对北大法科进行人事整顿与制度改革，着力引导其走向学术化道路。周鲠生、王世杰等英美派留学生因之掌控了法科的学术行政职位，推动了法科教学制度与研究风气的转变，北大政治学系开始实现由欧陆派的国家学向美国流的政治学转变，与此同时，研究所、学会、专业学术期刊等相应的现代学术建置陆续出现，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政治学科在北大的建立。
　　鉴定专家点评：
　　华南师范大学谢放教授：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形成的重要成果，也属于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广泛涉及中外文化背景、知识体系和学术源流，具有较大研究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就政治学而言，对于开创具有本土意义的中国政治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就学科史而言，有助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变迁。
　　这项成果系统而清晰地论述了政治学科在近代中国形成的历程，解释了中国传统学术样式因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而发生的变异。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重建史实，追溯源流，对政治学科术语的生成、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学科的制度化、学科意识的成长都做了细致的论证，得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通过文本实证研究结合语义分析，考辨了政治学科形成过程中的学派源流及其互相影响，尤其是深入研究了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对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论战对政治学的传播、日本政治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学形成的影响，条分缕析，多有创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项成果对西政与分科知识得早期输入，经世思潮与讲求西政之关系，梁启超对东文政治学的择取、严复对英美政治学的译介、晚清各类学堂的政治课程设置以及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等重要问题，也都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