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重振本土制造业,欧美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公司发展等政策和措施,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造成巨大挑战。
欧美“再工业化”意欲何为?
“再工业化”缘起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世界制造业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欧美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劳动力迅速从第一、二产业转向第叁产业,制造业占本国骋顿笔的比重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持续降低,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1980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骋顿笔比重从21.1%降低到11.7%,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21.6%降低到8.9%。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骋顿笔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降至17.9%,这意味着欧洲因为“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二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抓住机遇,利用优势基础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330亿美元增加到19230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78%增加到18.85%,2010年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去工业化”致使发达国家抗危机不足的弱点充分暴露,从而催生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
欧美“再工业化”的目标导向。为了实现美国制造业强势回归,美国制造业协会对“再工业化”曾提出四大目标:从现在到未来,美国要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造中心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地方;拓展全球市场,未来美国制造商的市场要扩大到95%的国外顾客;美国制造商要拥有符合21世纪经济需求的劳动力;未来美国制造商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创新主导者。从上述目标看,奥巴马的“再工业化”说法以及欧美国家已出台的系列法规和政策,欧美发达国家这次“再工业化”的目标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在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的地位,继续成为工业强国,这是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本质;二是能否再次通过“再工业化”,推动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配置;叁是能不能继续运用新的技术信息、互联网的优势对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新定义、整合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使提高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返欧美国家;四是能否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创造新的产业。
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挑战
挑战一: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可能大幅度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曾是我国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我国制造业产物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和相当竞争力的关键。然而,中美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此涨彼消的变化。制造业回归美国成为公司重要的选择,而我国制造业如果没有了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型升级将成为“中国制造”的唯一选择。
挑战二:我国出口制造业可能会受到巨大冲击,加工贸易有可能衰落。欧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曾将大量制造生产环节外包到我国沿海地区。当前经过新技术改造的生产方式对要素需求降低,为美国“再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新技术革命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传统制造业回流美国,进而对我国的出口制造业形成巨大冲击。
挑战叁:美国等发达国家继续作为新一轮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控制者,而我们的制造业依然被控制。目前我国制造业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附加值低、利润薄的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处于价值链高端,而且通过关键技术、产业标准、产物标准等控制了产业的价值链、制造业供应链。“再工业化”是建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息渠道通畅、分销网络广泛合理,市场环境好、交易便捷,而且发达国家民众总体富裕,更具备个性化消费的条件。
挑战四: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创新竞争力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还可能加大。美国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公司进行创新活动,这样既可以迅速实现产业化,也便于产生经济效益,美国政府的职能则是为公司创新活动创造必要条件。相比之下,我国政府虽然也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但在市场导向、制度安排与激励机制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政策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启示
我们不能简单模仿欧美国家的“再工业化”措施,但对于共性的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反思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内在动机,前瞻这一转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启示和借鉴意义。
启示一:建立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新一轮产业革命,我国未来的产业体系应该是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的,与金融、贸易、航运等现代生产服务业互相融合的产业体系。我们应以“高端高效”的目标特征作为制造业发展导向,抓住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机遇,在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上求得突破。
启示二:通过发展战略性先进制造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选择应该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即知识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基础之上。我们不能被产业的新名称所迷惑,因为先进制造业也需要低端的制造环节,我们不能把先进制造业中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当作我们的先进制造业,而是要从该产业是否处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否主要依赖知识与智力资本,是否能够创造高附加价值来判断。
启示叁:培养价值链集成商,重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链。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是公司,应该围绕这个主体进行制度改革与政策设计,支持他们进行新制造模式的创新,争取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因此,培育价值链集成商(大公司),通过价值链集成商主导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链重构,进而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动态匹配,是符合现实条件、切实可行的模式。
启示四:政府要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服务,但又不是替代市场与公司。政府对制造业转型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虽然欧美提出“再工业化”,但政府并不明确具体的产业选择,因此政府应让市场去发挥功能,而不是政府自身去替代市场做出决定。所以,从政府层面来说,我们应该进一步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完善市场规则,让公司真正发挥工业强国的主体作用。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项目“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