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主持的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项目“客家福佬关系史与闽粤台族群融合、社会和谐问题研究”顺利通过鉴定并以“优秀”等级结项。消息传来，友人和学生纷纷向谢教授表示祝贺，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如为什么要研究客家和福佬？研究有哪些创新之处？等等。为此，记者近日采访了谢教授，请他谈谈项目研究相关情况和多年来的治学心得。
尊重前贤 推陈出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乍一听说客家、福佬，难免让人既新奇又疑惑。譬如客家，人们或许会自然联想到苗家、侗家、傣家等等，请问何谓客家、何谓福佬？客家是不是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谢重光：客家、福佬不是少数民族，它们是汉族在华南的两个重要分支。客家主要分布在闽粤赣叁省边区；福佬主要分布在闽南和广东潮汕地区，习惯上分别称为闽南人和潮汕人，合起来则为福佬人。客家人和福佬人都自称是历史上自北方南迁汉人的后裔。学界对客家人的由来研究较多，而对福佬人则少有严格的学术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的研究中，是如何做到既尊重前贤，又推陈出新的？
谢重光：从事客家研究，罗香林先生是一位绕不开的大师，他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和汉族发展史的视角研究客家，早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
我的客家研究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继承和扬弃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所以我给自己立了叁条原则：
继承罗先生的研究范式，辅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主张客家人是由汉、越、蛮叁种先民长期互动、融合而形成的，坚持客家人是中原汉文化在叁种先民、叁种文化的互动中的一个汉族分支，客家文化属于汉文化的一种区域形态。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把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客家精神和客家人文性格等问题放到赣闽粤边区特定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放到客家的生计方式和斗争历程中加以研究和阐释。
坚持以文化界定民族、民系的原则，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血统和种族的概念”，通过考察论证了客家民系的形成时间是在南宋中叶、形成时期的中心地域在闽西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的课题研究创新之处有哪些？
谢重光：具体而言有以下叁方面：
夯实研究基础，突显史实性。课题研究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正史典籍、地方志书、谱牒文书、古人文集近两百部。我一方面努力爬梳、收集史料，另一方面在资料运用上力求正确解读，有理有据。
提升研究水准，突显理论性。在坚持“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的学理基础上，将此理论运用于分析福佬的形成发展，提出客家、福佬是由多民族融合形成的“融合说”观点。
解析研究困惑，突显考辨性。研究中既对自己提出或赞同的观点予以充分论证，也对其他不同观点予以厘清反驳，并以翔实的材料深入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尊重事实 秉笔直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陈出新不易，您在研究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与阻力是什么？您是如何对待的？
谢重光：客家与福佬的研究，既是族群研究，又是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就涉及区域内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有些人往往站在本位的立场，使用局部的材料，得出偏颇的观点。在此问题上，我本着学者的良知，继承中国史学研究秉笔直书的传统，尊重事实，根据事实得出并坚持客观科学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举个这方面的例子？
谢重光：一个典型事例是对于土楼的研究。土楼是神奇的大型夯土民居建筑，多年来，闽西客家人一直宣称土楼是客家人的创举，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中原汉人南迁，把中原的圆形民居形式带到了闽西客地。漳州市的学者则提出“漳州圆寨甲天下”，认为漳州土楼的数量比永定更多、时代更早。我是客家人，但并未偏袒客家一方的说法，而是根据土楼基本分布在博平岭山脉东西两侧，这里恰是客家与福佬毗邻而居的界面，结合可靠的文献资料和遗存的土楼匾额题刻纪年，把土楼的兴起放在客家与福佬两个族群相互冲突的背景下考察，得出土楼兴起的直接动因是为抗倭御寇聚族而居，是“客家与福佬共同创造的建筑奇迹，大约在嘉靖后期于闽南沿海及闽西北山区同时兴起”的结论。
关注现实 经世致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问您对于客家、福佬关系史的研究，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重光：关注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台湾客家、福佬关系的研究上。本课题研究分析指出，“台湾要重建合理的族群关系，以之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关键在于客家、福佬两个族群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有了这个前提，在两岸努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营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环境下，台湾客家、福佬两个族群完全可以消除历史积怨，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共同创造台湾繁荣发展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自己二十年“学术反哺社会”的探索之路，您一定深有感触吧？
谢重光：回顾二十年来我的客家研究之路，的确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漫漫求索之路，真可谓甘苦寸心知。时代的召唤促使我从驾轻就熟的佛教社会史和隋唐史领域转向客家研究，是学者的良知支撑我在重重困难面前保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断突破，不断创新。（记者 闻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