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过：“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 。前一句可谓夫子自道，后一句则是指李达，而将李达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两人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李达是大学教授型的哲学家，毛泽东则是革命领袖型的哲学家。两人之间长期密切而深入的哲学交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家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展开的生动图景。
一、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历程
1920年前后，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李达与毛泽东先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开始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哲学交往。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李达毅然放弃理科学习，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濒迟;政治经济学批判&驳迟;序言》、《国家与革命》等一大批马列着作以及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怀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希望，李达从东京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
为了迎接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李达做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他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着作。1921年他留学期间所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在国内出版，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撰写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一系列论战文章，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黄凌霜、区声白等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张君劢、戴季陶等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特别是他所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建党理论，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探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在当时影响甚大。《共产党》月刊虽然只出版了6期，但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在革命青年中广泛流传。
1920年前后，正是毛泽东思想急遽转变的时期。当时充斥于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思潮，让他颇有些无所适从。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在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的曲折之后，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决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此后不久，1920年11月至12月间，陈独秀、李达致信毛泽东，约请他在湖南开展建党活动，并寄来一批《共产党》月刊。这让毛泽东倍受鼓舞。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身处法国的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 。他还把还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李达与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出席了党的成立大会。这是两人的初次晤面，但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的“二大”前后，毛泽东两度邀请李达到长沙他所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在长沙，李达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负责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编写了教学资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毛泽东和李达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新时代》的发刊词阐明了他们共同的志趣，即“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这期间，李达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研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李达则独自担负起自修大学的工作。半年之后，湖南自修大学遭军阀赵恒惕强令关闭。
李达与毛泽东的再次会面是在叁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前往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工作，任政治教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邀请李达给农讲所的学员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继续从事革命实际活动，而李达则战斗在理论战线的最前沿，先后辗转于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日寇的铁蹄肆虐之下，坚持翻译、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并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着译。
从1927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主要是以李达的哲学著译为中介。这期间，李达从日语翻译出版了《现代世界观》（德国塔尔海玛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日本河上肇著）、《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苏联卢波尔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与雷仲坚合译）等四部著作，被时人誉为翻译介绍唯物辩证法工作“成绩最佳，影响最大” 之人。同时，他撰写了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专著《社会学大纲》、辅导读物《辩证法和唯物论问答》和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分析经济、法律问题的《经济学大纲》、《法理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等专著，“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党内外）无一人能出李达之右” 。
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纷飞的炮火与反动派的阻扰并没有隔断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与革命情谊。1935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后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1936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李达将这两本书先后寄给毛泽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毛泽东还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推荐《社会学大纲》。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毛泽东向延安理论界推荐《经济学大纲》说，李达“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 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知识，指定“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李达本人的情况也一直十分关切。1936年8月14日，即毛泽东得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后不久，他致信早年好友易礼容，特别提及：“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还曾在信中托蔡元培问候李达。1948年春，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到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给李达带信说：“吾兄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1949年5月18日，在北平香山，李达与毛泽东重逢。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为党的理论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他对李达说：你早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是有益的，人民不会轻易忘记的 。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更加频繁与密切。两人不仅在来往信件中探讨哲学问题，还经常晤谈，共同切磋讨论。李达在担任教育行政职务的同时，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与宣传工作，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与通俗化。1950年和1952年，毛泽东的哲学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经修改后重新发表，李达很快完成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等一系列著述。在“两论”解说的写作过程中，他与毛泽东以书信方式相互交流，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与高度评价。在内容方面，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两论”解说中的一些观点与论述。例如，毛泽东对《〈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中有关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论述、有关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而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及有关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和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的论述，均作了重要修改 。在形式方面，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李达的“两论”解说中准确且通俗的语言，认为“两论”解说对于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希望李达为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工作多作努力 。在50年代中后期，李达与毛泽东在具体问题与个别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李达对于“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以及所谓的“顶峰论”，均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与毛泽东在主观能动性问题上持不同看法。有些正确的反对意见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1961年，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议李达将旧著《社会学大纲》修改后重新出版。李达接受任务后，决定重新编写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并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下半年，李达将已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真阅读了书稿，并写下了对于辩证法的核心规律的重要批注。
总的来说，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哲学交往，始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的考验，建国后更为频繁与深入。两人虽有过分歧与争论，但始终坚持相同的立场与原则。作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与主将，李达在建党初期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有成效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正在积极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学说和方法的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两人相识以后，共同的革命信念与理论志趣更加促进了两人之间的哲学交往。随着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更为直接而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20世纪二十年代，正是通过认真学习、比较各种理论与学说，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自那时起，毛泽东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与哲学素养，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友，强调研究学术之重要性，赞同肖子昇对于中国目前缺少研究学术的专门学者的观点，指出“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并且坦承“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毛泽东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较为有限。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6年，他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1932年，他读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到达陕北以后，环境相对和平稳定，毛泽东得以抽出较多时间与精力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尽管当时理论书籍非常短缺，但毛泽东到处借书读，并拜托在国统区的同志购置书籍。他不仅读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对于辩证法的笔记》，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经典著作，还读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以及近代西方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从现有资料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认真阅读了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第4版）、由沈志远翻译的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等哲学著作，并写下大量批注。其中，毛泽东阅读李达著译时所作的批注占有大量篇幅，占全部批注文字的三分之二以上 。还在自己的《读书日记》中详细记下了阅读《社会学大纲》的进度 。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系统化并多方面地展开的时期。毛泽东留下的这些批注真实记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哲学思考，也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李达著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提供了文本依据。我们认为，唯有将这一考察置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实际的广阔历史背景下，才能揭示李达与毛泽东之间哲学交往的深远意义。
首先，李达着译为毛泽东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开阔了理论视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主要内容逐渐由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早在二十年代，瞿秋白就已经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唯物辩证法的广泛宣传与普及主要肇因于一场颇具规模的论战。20世纪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围绕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作用、哲学本身能否消灭、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以及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论者指出，“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的思想有一日千里之势；因之俄国的思想介绍盛极一时” 。这一方面是因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客观上要求人们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社会、指导革命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编译、著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发生了一场激烈论战，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米丁、康斯坦丁诺夫、尤金等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哲学家批判了机械论派和徳波林派否定列宁哲学的倾向，倡导以列宁哲学为重心，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根据列宁对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观点阐发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在这场唯物辩证法运动中，李达亲自翻译介绍了国外学者尤其是苏联学者的唯物辩证法著作，还撰写了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研究中国社会的专著。他的功绩在当时就受到了学者的肯定。“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 他所翻译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这一时期苏联哲学家编写的教科书中的代表作，它吸纳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徳波林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突出了列宁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代表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正如李达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译者例言”中所指出的，“本书是集体研究的结晶，是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的说明。” 因此，李达选择翻译出版这一著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开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眼界，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事实上，这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著的《新哲学大纲》等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一些观点被当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引用，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地位与世界观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达本人则在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吸纳国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了《社会学大纲》这一论述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
尽管当时身处延安的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哲学论战，但是，通过阅读李达著译等一批哲学书籍，毛泽东得以充分了解苏联和中国哲学界的研究动态与理论成果，既开阔了理论视野，又吸收了思想资源。毛泽东对李达著译的重视，从他反复研读并写下大量批注文字可见一斑。这些批注文字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在阅读李达著译等哲学书籍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内容时留下的，相比较而言，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内容的兴趣不大。这也表明，受到李达著译等哲学著作的影响，毛泽东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由唯物史观转向了唯物辩证法。同时，他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吸收与掌握，集中表现为1937年4月至8月他为抗日军政大学授课而准备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诸多共同之处 。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
其次，李达着译为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认识工具。
20世纪叁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批读李达着译的时候，正是他集中反思中国革命道路、批判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之时。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了“立叁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路线。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使整个中国革命濒临危亡险境。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拒绝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沉痛的教训。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但由于战争环境，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算“左”右倾等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剧了革命形势的复杂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动荡的国内外形势与尖锐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纠正和消除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路线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中国革命斗争的坎坷与曲折、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的残余与遗患，客观上激发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探索。与大多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泽东起初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921年1月2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坚信“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毛泽东尤为重视阶级斗争学说，并运用这一学说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然而，在1931年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实施的土地分配、游击战等一系列措施，以及他所倡导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 。在1932年的长汀会议上，由于反对中共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等主张，毛泽东被认为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了“缺席裁判”。红军随后遭遇的失败表明，反而是那些自称精通并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将中国革命引向了困境。毛泽东在党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具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致何干之的信中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在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的批注中，毛泽东写道：“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 在毛泽东看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法和工具，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所读到的李达著译，综合了当时国内外哲学界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最新研究成果，因而有效地帮助他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理解、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最终形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理论。毛泽东阅读李达著译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所写下的大量批注，则是他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吸收思想养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真实写照。大致而言，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而写下的哲学批注，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批判。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一方面借鉴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作斗争以及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哲学的党派性的原则高度，直接批判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以及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 。在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哲学的党派性》时，毛泽东认为，中共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与列宁所批评的孟什维克党具有一致性，即二者都违背了辩证法唯物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另一方面，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剖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例如，在读到列宁对于在考察社会现象时不能以主观臆测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时，毛泽东写道：“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在读到“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时，毛泽东在下面划上波浪线，批注道：“这两句说的是陈独秀主义” 。他还在这一段末尾“‘没有辩证法的理论，烦琐哲学的理论家布哈林’，不理解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学说”的行间写道：“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斗争的问题……陈独秀同样不理解” 。在读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的论述时，毛泽东写道：“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叛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 “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 在读到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毛泽东写道：“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者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 因此，通过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事物的客观联系、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性、内部矛盾的决定性的观点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认识到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即背离了对现实过程的唯物的、辩证的理解，而走向了唯心论与形而上学。“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二是对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分析。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改变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阵营的势力，削弱了民族反革命阵营的势力；同时，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不够强大，革命发展还不平衡，因此，中国共产党应采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一结论是毛泽东分析国内外形势变化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对比而得出的，体现了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来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通过阅读李达著译等哲学著作，毛泽东进一步结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在批注中分析了当前革命形势与任务，为党的策略与方针找到了方法论的根据。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主要运用矛盾的观点阐发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第一，中日矛盾取代国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现实前提。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第二，矛盾的特殊性要求针对不同矛盾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法，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在读到“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时，写道：“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同时，他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列宁党也有过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口号。中国党同国民党合作，原则上也是分进合击，不过表现的方法不同。分进是阶级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合击是统一战线。” 第三，对立双方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在依据。在读到列宁对于对立的同一性的论述时，毛泽东写道：“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同时，他结合中国实际指出，“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路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 1941年3月以后，毛泽东继续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4版），在批注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批判了中国主观主义和张国焘主义等错误路线。正是在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回应了他自己所发出的“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的感慨。
再次，李达着译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启示。
这一点在《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上表现得尤为显着。
根据毛泽东留下的哲学批注与《读书日记》，他批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的时间是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所用的版本是1937年上海笔耕堂书店版。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先后多次阅读该书，我们难以确定他是否读过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的《社会学大纲》讲义以及准确的阅读时间，因而无法推断毛泽东在1937年7月至8月完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之前是否读过《社会学大纲》并受其影响。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借鉴吸收这一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内容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观点和原理，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升哲学素养提供了思想资源，并启发了毛泽东的哲学思考。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由五篇组成，分别是唯物辩证法、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政治建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毛泽东重点批读了其中的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前三小节里写下了大量的批注文字，同时在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和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中留下一些批划符号。在整个《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他批读《社会学大纲》时写下的批注文字与批注符号，其篇幅仅次于他读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进所作的批注。从内容上看，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主要考察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包括原始时代的人类的认识、古代自然哲学中的辩证法、古代唯心论哲学中的辩证法、中世纪哲学中积极的成分、近代初期的唯物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等内容。其中，对于原始社会的人类认识与古希腊时代以来唯心论哲学的论述是毛泽东当时读到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所没有的内容 ，因而引发了毛泽东的阅读兴趣。他对这一部分论述进行归纳、概括，使之条理化，并加以适当的发挥。毛泽东概述了万物有灵论等原始思维与原始宗教、古希腊的唯物论和观念论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探讨了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并且在李达论述的基础上发掘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观念论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意义。这些批注表明，通过批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逐渐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考察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将哲学世界观的形成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读到李达对于哲学的世界观形成于古代奴隶制社会的论述时，毛泽东得出“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这一结论，并结合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这种闲暇由于社会进步到奴隶制。生产力发达了，剩余产物增加了，社会分裂为奴隶主人与奴隶。前者由[于]剥削能够解除劳动，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绝大的跃进。”
不仅如此，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李达对于认识过程与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论述，并作了发挥。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根据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论述认为，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包括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因此，分析认识过程时，首先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其次要阐明由感觉到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一旁的批注中指出，认识过程还应包括由思维到物质的阶段，并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认识过程的看法不同于李达以及同一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他更为强调认识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与再认识，由此推进认识的深入与发展。应该说，这符合列宁所指出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被明确表述为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三个阶段”的辩证法。此外，在讨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时，李达明确提出，对立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它包摄着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诸如质与量、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许多组对立的范畴都是这一法则的具体化的形态。这一论述不同于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说法，与矛盾的观点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相一致，是对列宁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毛泽东读到此处时，不仅反复批划，还写下“包摄着”、“许多组” ，以示强调。50年代修改后的《矛盾论》开篇，毛泽东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紧接着，毛泽东引证列宁的观点，并由此展开全文。毛泽东的哲学批注表明，他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核心法则的观点明显受到了李达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李达《社会学大纲》为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叁、建国后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在从事高等教育领导工作的同时，坚守党的理论阵地，把研究、宣传和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作一项崇高使命，并为此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经修改后发表，李达很快写成了《&濒迟;实践论&驳迟;解说》、《&濒迟;实践论&驳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濒迟;实践论&驳迟;》和《&濒迟;矛盾论&驳迟;解说》等着作。这些着述揭示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了“两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系统介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以及学习、研究、应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则与方法。
如上所述，在写作“两论”解说时，李达通过书信与毛泽东进行交流、商榷，还将书稿送给毛泽东进行审读修改，两人互提意见，相互启发，“两论”解说的通俗语言形式还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鼓励。这使得李达《&濒迟;实践论&驳迟;解说》和《&濒迟;矛盾论&驳迟;解说》兼具系统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堪称毛泽东哲学思想通俗化的典范。是李达独立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结晶，它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解读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一些重要观点，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所涉及的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李达的“两论”解说采取逐段解说的方式，不仅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准确地阐明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理论源泉，而且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与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生产的丰富经验，阐明了“两论”的实践根据。同时，李达还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直观清晰的图解，联系毛泽东其他着作中的论述，完整地解释了“两论”乃至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对于《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一些未能展开的重要观点与经典作家的论述，李达都进行了详尽细致地解读。
例如，在讨论人类认识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发展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点时，李达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方面加以论证。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概述了中华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在数学、历法及天文、工程建造、工业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社会科学方面，他指出，中国自周秦以来有不少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与历史的学说，但囿于剥削阶级的偏见与生产规模的狭小而失之片面；欧洲古代的情况与之相似，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带有资产阶级偏见的社会科学，为空想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在哲学方面，他指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哲学的历史，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时代，批判地摄取了过去知识的成果、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出现。李达的这一解说，既是对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简要概述，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扼要介绍。他不仅说明了人类认识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由此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现实原因，而且阐发了辩证唯物论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世界观，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 ，哲学的历史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斗争，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础和思想来源。
在讨论辩证唯物论对于认识发展过程的观点时，李达同样结合哲学史进行详细解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他分别考察了唯心论与旧唯物论哲学家的观点，认为一切唯心论哲学家都主张精神是本源的东西，物质世界及其规律都是精神的产物，因而把认识过程封闭于纯主观领域，而旧唯物论哲学家主张物质决定精神，承认认识是对外部事物的反映，但由于缺乏实践的观点，不能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认识的能动性；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统一且递进的两个阶段，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互相渗透，互为条件。李达还以美国入侵朝鲜为例说明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以认识依赖于生产与阶级的斗争的观点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与发展起来的，以知识发源于直接经验的道理指出要在革命建设中实际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由此可见，李达的“两论”解说不完全拘泥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论述，而是结合社会史、自然科学史与哲学史的知识，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来源，又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了哲学常识，能够帮助人们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
同时，李达的“两论”解说对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及其涉及的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例如，在讨论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观点时，李达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首先给“真理”下定义。“所谓真理，是说人们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即是说，主观符合于客观。” 他还以当时工业和农业部门中涌现的生产小组、劳动模范的经验和革命战争为例，说明了只有使主观的思想与客观的规律性相符合，人们的工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对于《实践论》所引的列宁对于实践高于认识的论述，李达也进行了深入阐发。他认为，实践高于认识，不只是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认识是实践的要素，还因为实践是“社会的实际之综合”，“是直接作用于行动的对象”，因而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而认识源自实践，又通过实践加以证明，只有“媒介的现实性” 。李达还进一步指出，“作为真理之标准的社会实践，完全是客观的。”
在讨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论述，李达则区分了客观真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分析了真理问题上的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还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趋势加以说明。他指出，所谓客观真理，是就内容而言的，指人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而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是指人的知识能否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反映客观世界。李达根据列宁的观点，认为整个宇宙的发展过程是可以完全认识的，即客观真理是存在的，它是由反映具体过程的发展的相对的真理所组成的，因此，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二者之间是辨证的关系。也就是说，真理表现为包含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远不会停息与终止。
第二，补充和发挥了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两论”解说中，李达结合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论述，创造性地展开哲学思考，在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一些真知灼见为毛泽东所接受并吸纳。
例如，在讨论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时，为了说明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李达提出了“认识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的观点。在他看来，认识的能动作用是指思维的创造能力，表现为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而认识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是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在认识过程中的反映，前者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后者是指人们同时改造、处理外部事物，使之合乎自己的目的；能动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认识的能动作用在认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 。显然，李达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性问题，认为认识的能动作用是说明人类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并根据物质生产活动的特性与基础地位作出了解答。尽管这一解答稍显单薄，但无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认识的能动作用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矛盾论>解说》的开篇，李达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的论述，说明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来源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李达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对立统一法则已经发展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中心问题；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对立统一的法则当作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统，运用对立统一法则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从而丰富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因此，“《矛盾论》，如同《实践论》一样，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宝贵的理论收获。” 为了论证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李达还引用列宁在《谈谈辩证法》等著作以及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观点，指出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和特征都可以由对立统一法则来说明。在说明矛盾的普遍性时，李达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过程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的方法，以及列宁根据这一方法对帝国主义阶段特殊性的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正是运用对立统一法则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运动的。李达《<矛盾论>解说》中对于对立统一法则的论述，与三十年代《社会学大纲》的观点基本一致，又有所完善。由于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经典作家的观点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解读，《<矛盾论>解说》中的论证更为严密和合理。这表明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掌握逐渐深入，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李达的这一观点又反过来影响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读到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止卷送审稿时，写下了大段批注，仍然强调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都可以在这一规律中予以说明 。
在说明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时，李达发挥了列宁对于“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的观点，得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的结论。根据列宁的观点，李达区分了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主张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过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是在完全的新的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成员的利益的根本的共同线上发生作用的。” 他认为，对于这种非对抗性矛盾，不应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应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通过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李达在50年代初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雏形是《社会学大纲》的相关论述。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就已经指出，“矛盾有拮抗的矛盾和不带拮抗性的矛盾，两者都是对立物的斗争发展程度不同的阶段。” 该书还认为，在未来极进步的社会中，也存在自然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推动着未来社会向上发展。而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两次读到这一部分论述，还作了反复批划与批注，但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不完全赞同 。后来，毛泽东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这一矛盾的性质、特点、形态以及解决方法作了科学的规定，为探索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实际上是对李达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的肯定和发展。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以及毛泽东前后迥异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李达作为杰出理论家所具有的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第叁，充分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地位与意义，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与应用。
在“两论”解说中，李达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还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地位与意义，阐明了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例如，在说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的观点时，李达从认识论角度阐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并论述了作为中国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李达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理论创造的产物，“他能依据历史进程中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和发挥，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和平与统一，并由社会主义阶段走向共产主义。
在讨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时，李达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不同时期所建立的统一战线正是革命真理发展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思想正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深化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思想是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和解放，并将由社会主义时代进到共产主义时代去。”
在讨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两种宇宙观时，李达追溯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源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等条件及其理论来源，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与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发展观之间的本质差异，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理性。“辩证法的宇宙观，是共产党的宇宙观，它是革命行动与科学研究的指导。”“毛泽东同志应用这个宇宙观作为考察中国命运的工具，他周详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暴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真理性，已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所证明了。”
在说明人类认识包括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两个过程时，李达以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为例加以说明，认为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特殊性，得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结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同时，毛泽东据此研究革命形势的变化与各个阶段的特殊性，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与方针，推动革命的发展，从而使这一结论更为具体与生动，这又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此外，在说明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时，李达更是详细讨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人民大众与封建制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中国各个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对策，认为毛泽东所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指导，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可见，李达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多角度考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毛泽东理论创造的产物，又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既是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既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又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应用和发展。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的批评意见，促使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主观主义错误。1958年，李达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当面质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两人就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度问题争吵起来。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这一口号在承认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是有道理的；李达则指出，这个口号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而事实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事后，毛泽东坦承李达的意见很有道理 。1958年底，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符合实际规律，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并且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李达与毛泽东的争论，不只是个人之间的观点之争，更是要不要尊重客观规律、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思想路线的原则之争。李达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揭露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口号的认识论根源，从而无可辩驳地说服了毛泽东，使得毛泽东着手纠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
综观李达与毛泽东之间的哲学交往历程，尤其是李达在不同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主将，更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所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等着作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阔理论视野、更新理论武器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他本人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应用更是直接启发了毛泽东的哲学思考，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建国以后，李达长期致力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与大众化工作，完善并发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观点，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与应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李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与原则，尖锐地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党内的错误思想，矢志不移地捍卫党的理论阵地。正是由于有了像李达这样的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定、专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的学者型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才能够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就。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