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少有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他重要代表人物相比较，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具有鲜明的独特理论个性。考察、揭示、把握和 品味李达哲学探索的独特理论个性，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内在规律，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当时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最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对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的争论，他们之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中国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方面，李达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李达是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幻想破灭之后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的。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上，李达一开始就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因此，尽管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李达基本上属于一种学者型的哲学家，但李达的哲学探索从来都没有封闭于书斋之内，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大问题。为此，他在不同时期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致力于“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李达在积极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对当时国内外影响广泛的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虽然由于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潮，李达对这些思潮的批判也并不是一种纯哲学的批判，但是，李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注重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这些思潮的根本错误，因而他的这种批判显得极为深刻。例如，为了回击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李达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尤其是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李达不仅对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和蒲鲁东以及无政府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清理和逐条批驳，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的世界观基础即个人主义。他指出，施蒂纳“所创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明明是准据个人主义的” 。最后，他得出结论说：“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 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的揭露与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1901年曾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李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上述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过程中，系统、准确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20年代中期，李达写作和出版了《现代社会学》这部重要哲学著作。他在该书中明确指出：“社会学之使命，惟在于发见社会组织之核心，探求社会进化之方向，明示社会改造之方针而已。” “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 故此，“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 该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者和归趋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例如，该书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革命的前途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现代社会学》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所亟待明确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回答，突出彰显了唯物史观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也正因如此，该书1926年出版后，轰动了当时的思想界，至1933年即印行14版之多，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同时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恐。1927年，李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其罪名便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继续顽强地从事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和研究。1928年至1932年，在短短的五年中，李达翻译了12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名著，其中有5部是哲学著作，包括日本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苏联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此同时，李达之前翻译的日本高 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一版再版。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在当时国内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也是服务于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时代大问题的目的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上，而且也表现在他本人在这些译介工作基础上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在此期间，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写作了一系列哲学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这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发展原理的专著的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其结论则是：“中国一面是半殖民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30年代中期，李达写作了《社会学大纲》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名著。《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后于1937年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李达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认清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只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 。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本书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至于中国社会，却自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人，必先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为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实现民主的统一，发展国民经济，改良农工生活。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必须是现代全中国人的第一目的。” 按照原计划，本书的第六篇是“中国社会研究”，它也是全书的落脚点，前五篇都是为此作准备的。虽然第六篇因故而未能写成，但前五篇必然都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因此，作者在写于1939年的第四版序言中自信地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跃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 事实上，该书也确实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对于用科学的宇宙观、历史观武装自己头脑的迫切需要，所以它一出版即在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收到李达寄来的这部著作后，曾认真地反复阅读了十遍，作了详细的眉批，并把它推荐给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不仅称赞该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且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
建国后，李达根据新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50年代初，他先后写作和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部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准确而通俗易懂的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作了可贵探索，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看完《<实践论>解说》的第一、二部分后，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书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对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人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60年代，李达接受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编写工作，并于“文化大革命”前完成了该书上卷送审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送审稿经原执笔人陶德麟教授遵李达遗嘱修订后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唯物辩证法大纲》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丰富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创造性阐释，使它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又一名著。
所有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是纵贯李达整个哲学探索历程的的根本致思旨趣。
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位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一生撰有46部着作（专着、主编26部，译着20部）和数百篇论文，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研究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可以说，李达是中国最早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研究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综合理论创新的思想家。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在李达的全部理论研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李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展开的，并且都是服务于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理论旨趣的。
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应当是各门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 因此，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并由此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扩展和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各个领域。
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很少有人像李达那样高度重视经济学研究。李达不仅翻译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如德国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日本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本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日本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学》、苏联拉比拉斯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而且撰写了《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等重要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作了深入探索。其中，《经济学大纲》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货币学概论》则是中国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如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考察和分析各种经济学问题；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力求建立既把捉住经济进化的一般法则又反映中国经济的特殊发展法则、从而能够指导中国经济改造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这两个方面的特点集中地体现在李达的广义经济学的主张上。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就曾提出了“广义经济学” 的构想。他在该书中指出：“历史唯物论指导经济学去研究各种社会经济构造的各种历史的特殊发展法则（广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构造的特殊发展法则，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唯心论的见解。”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具体实践了他的广义经济学的主张。他说：“广义经济学，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狭义经济学，单只研究商品 =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这种狭义经济学，并不是完全离开广义经济学而独立存在的科学，而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 “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 “我所讲授的这部经济学，是广义的经济学。我的研究所以要采取广义经济学的立场，不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并且还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 总之，广义经济学的主张及其实践是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经济学、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李达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史学研究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的。李达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人之一，是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的杰出代表，而他的哲学论著、特别是他的《社会之基础知识》、《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对唯物史观的传播、研究和阐释，直接促成了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李达的史学研究与他的经济学研究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他的广义经济学主张强调要研究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姿态”和特殊规律，而他本人对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姿态”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则是通过其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探讨来实现的。为了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李达写作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著，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进行了深入考察。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和阐述中国近现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作者在该书开篇的“编辑例言”中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 正是通过对中国产业革命的特殊性及其出路的深刻分析，李达不仅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把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确切地概括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 ，而且使这一论断建立在充分的事实根据基础之上，并得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的正确结论。他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 李达不仅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作了深入探讨，而且还将唯物史观运用于整个中国史的研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在史学界最早提出了按经济形态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张并自成体系，其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张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35年，李达又出版了《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而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李达的这部著作也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它与李达的中国史论著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适性。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政治学，在现代中国政治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李达政治学研究的论题极其广泛，他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民族理论、建党理论、国家理论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首先，李达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李达就在批判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假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明确回答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完全适合于中国。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李达强调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的理解上。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李达一生反复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等观点，并对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急于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建国后，李达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等论著中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的研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其次，李达结合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李达是最早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一。20年代初，他就明确指出阶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经济范畴，认为经济特征是划分阶级的标准，而阶级的消灭只有在经济上的剥削完全撤废之后才有可能。由此出发，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方法和结论成为后来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李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不妥协地开展开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等三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并主张采取灵活多样的阶级斗争策略。再次，李达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1929年，李达出版了《民族问题》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著作。李达在该书开篇指出：“民族问题，是世界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必须研究民族问题。” 该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民族问题的有关论断，概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并着重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问题，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民族团结和建立广泛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思想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复次，李达在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李达不仅以其在建党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就党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策略、党的历史使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阐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1922年发表的《评第四国际》一文中，李达批驳了第四国际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的观点，明确指出“‘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并认为共产党应该是由“少数有革命精神”、“少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成的“一个精密的团体”，它“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无产阶级的头脑”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的人是不多见的。最后，李达还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观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李达深刻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唯心史观基础。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认为强权违背了人类互助的公理、侵犯了人类的自由，要求“去除一切强权”、消灭国家，其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而以绝对主义的国家观、社会契约论的国家观和黑格尔理想主义国家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掩盖其阶级本质的理论，它们都是一种“超阶级的国家观”，“根本上不能辨别国家与社会的差异”，都是 “以观念论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李达在唯物史的基础上探讨和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发展、本质、形式、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期国家”的实质等一系列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还是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即《法理学大纲》。该书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思想方法，对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法学流派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对各种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国民党玩弄“制宪”把戏欺骗人民的伎俩作了巧妙的揭露，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早实践。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曾这样评价李达的《法理学大纲》：“在这部讲义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各个法学流派的学说，作了简要的介绍和深刻的批判。从这部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我们不妨说，他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他的这部讲义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也是他对我国法学的重大贡献。” 解放后，李达又先后出版了《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法学著作，对推动我国的宪法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李达在现代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人们所公认的。李达的社会学研究与其哲学研究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这从他的一些重要哲学着作如《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的书名即可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李达的社会学研究并不完全都是在社会学名义下进行的哲学研究，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运用于考察一些纯粹社会学论题，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建树。例如，他从众多方面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此，仅从狭义的社会学学科建设上看，他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李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展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领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拓荒者和领路人，并为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作了奠基，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面貌焕然一新。
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阐释
李达一贯重视和强调从学理上彻底地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李达曾说：“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 至30年代中期，李达已经深入钻研了当时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列宁的晚期哲学著作。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的精深研究，再加上多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辛勤探索、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和把握、对古今哲学发展历史的丰富知识、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充分了解，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精神实质的理解达到了同时代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企及的准确、深刻程度，并使他能够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创造性的阐释。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阐释，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叁部最重要的哲学着作中。
《现代社会学》是20世纪20年代李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李达在社会学的名义下从事唯物史观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虽然该书并不是中国最早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但正如吕振羽所指出的，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 ，代表着当时中国唯物史观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现代社会学》既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系统、最准确、最深入地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现代社会学》构建和展现了唯物史观研究的广阔理论视野。20世纪20年代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分别结合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唯物史观作了阐释。李达综合和吸收了这些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并对他们的理论视野作了全新的整合。在《现代社会学》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中，李达详辩了“社会学”即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有机联系。李达指出，一方面，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必须应用社会学所提供之方法”和“采用社会学研究所得之真理”；另一方面，这些学科“能供给社会学参考之资料”，社会学“欲了解社会进化之原理”、欲揭示社会变迁之原因，就必须研究这些学科 。这样一来，李达就构建了一种唯物史观研究的多学科视野。《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就是在这种广阔的理论视野中进行的，它实际上是李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次集中的展现。
第二，《现代社会学》建构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上述其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某个单一学科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往往仅只涉及到唯物史观的某些方面。例如，李大钊、陈独秀分别结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阐释唯物史观，都只强调了唯物史观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段斗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此不同，李达在多学科的宽广视野中研究唯物史观，对唯物史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现代社会学》共包括18章，分别对社会的本质、社会的构造、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家庭、氏族、阶级、国家、社会意识以及帝国主义、世界革命、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论述，并对“契约的社会说”、“生物的社会说”、“心理的社会说”等资产阶级学说进行了批判，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表述体系。
第三，《现代社会学》对唯物史观作了准确、深刻的理解。早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仅是零碎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片面性。例如，李大钊、陈独秀都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两大要旨，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则坚持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一方面，李达注重坚持历史的唯物论，指出“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说，在应用历史的唯物论说明社会之本质” ，并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最终决定作用，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另一方面，李达也注重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提出了“阶级意识”和“社会思想”这两个极具特色的概念，分析和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社会学的名义下撰写的另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不过，在这部著作中，李达笔下的“社会学”一词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还主要限于唯物史观，其中有些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在这种背景下，李达写作的《现代社会学》所谓的社会学实际上也就是唯物史观。进入3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对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和阐释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旋律。经过这场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作为这场哲学运动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仍然沿用了社会学的名义，但从其内容上看，该书所谓的社会学显然是指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代表了30年代中国的专门哲学家所达到的理论水平” 。
首先，《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在《社会学大纲》问世以前，虽然国内已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苏联学者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尚无一本中国学者自己撰着的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着作。仅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学大纲》也具有补白和开创性的意义。该书共分五篇，其中，第一篇是“唯物辩证法”，包括“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和“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四章；第二篇是“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序说”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历史哲学之批判”两章；第叁篇是“社会的经济构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构造之历史的形态”两章；第四篇是“社会的政治建筑”，包括“阶级”和“国家”两章；第五篇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意识形态的一般概念”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两章。从其篇章设置就可看出，《社会学大纲》的内容已涵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诸基本原理，是当时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最完整、最全面的阐述。
其次，《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的综合。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 由此，李达把一切先行的哲学都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并认为“唯物辩证法的生成，不仅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摄取，还根据了新的丰富的内容。” 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的哲学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的这些论断，较之后来苏联及国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有关看法要全面、深刻得多。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李达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 ，是“世界观与方法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必须以历史——社会的领域贯彻于历史——社会的基础之自然领域，它才成为统一的世界观，成为一般的方法论。所以唯物辩证法必须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综合。” ；“辩证法，论理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是同一的哲学”，这就是“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的唯物辩证法” 。李达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克服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也与后来苏联哲学界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世界观、视辩证法为方法论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几大块构成的片面看法判然有别。三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 “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劳动的概念为媒介，由自然认识的领域扩张于历史认识的领域，使唯物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实践的唯物论。” “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了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迟至上世纪90年代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上大体上达致了某种理论共识。李达在30年代中期就已明确主张和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仅此一点就足已表明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刻性和创造性。
《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主持编写的最后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李达之所以要主持编写这部著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他对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很不满意，认为其中有很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二是他觉得自己以前撰著的《社会学大纲》虽得到毛泽东的很高评价，但那本书毕竟是20多年前的作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概括中国革命实践的宝贵经验，不可能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也不可能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因而仅仅对其作局部修改尚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 。这两方面的考虑决定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理论着力点。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大纲》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学大纲》原有的诸多理论特色，如强调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 ，重视考察“唯物辩证法的前史” ，强调“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同一性” 。这些理论特色使《唯物辩证法大纲》与当时通行的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社会学大纲》还是《唯物辩证法大纲》，都不存在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普遍具有的那种片面性，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但却是为当代中国哲学界那些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经常忽视了的事实。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大纲》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达在主持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对于当时国内哲学界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批判。该书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遗产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中积极成果的任何联系，把两千多年来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当作一堆无用的垃圾，不分清红皂白地全盘抛弃，一概骂倒。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特别‘彻底’，特别‘革命’；实际上，它割断了认识的历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了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说成了‘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这是一种粗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同时，李达也坚决反对那种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封闭化、认为只需读毛泽东的著作而无须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的看法。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 为了实事求是地讲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坚持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用整整一篇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从原始时代的人类认识一直讲到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也是极其宝贵的。
总之，《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深刻地理解和创造性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文本，它们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使是今天读来，我们也能从这些着作中受到多方面的启迪。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