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影响中国技术引进成效的历史分析
摆摘要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中国技术引进的目的、方式、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动力、能力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阶段宏观经济工作质量、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动使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呈现阶段性差异；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产生了双刃剑的作用；这些与国际关系等非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使1949-1978年中国工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特点。
[关键词] 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成效；影响
1949-1978年，技术引进作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如果从引进技术是否被很好地消化、吸收和再次创新这个角度看，这三十年的技术引进成效并不如意。因为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公司的技术装备大部分还是1950～1960年代的水平， [1](p147,p173)国内需要的复杂设备仍然大多依靠进口， [2](p40)中国试图利用引进技术实现进口替代的许多工业品，其进口替代的任务远未完成（见表1），中国并没有在引进技术基础上实现再次创新和高水平的技术扩散。对此，已有文献(主要包括对当时技术引进实况的描述（陈慧琴，1997）、宏微观经济成效分析（陈慧琴，1981）、引进项目的投资建设（董志凯、吴江，2003）、技术引进和工业化的关系的研究（丸山申郎，1992）等）透露出一些隐约、间接的解释，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给出一个完整、专门、清晰的历史分析。
表1 1984年中国进口最大的几种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情况
注：进口依存度＝进口量/（进口量＋国产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第299～302、565、572～573页数据计算整理。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多重影响
1949－1978年，技术引进没有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是与当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 [3]第一，正是为了尽快改变建国初期重工业的薄弱状况，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采取了大规模产业移植的方式，在技术上就是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并通过新建和扩建公司使其尽快产生生产能力。在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虽然也附带了一些软件技术，但数量很少，1950～1979年四次大的引进中软件技术平均只占到引进总额的1%左右， [4](p193)而且多为操作技术（在技术层次中，这是较低层次的技术）。引进成套设备而不是引进软件技术最多只能达到技术上的等距离追赶，不利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次创新。第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引进项目资金大、建设周期长，又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因此在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光建设这些引进项目就力不从心，引进项目一旦建成后，国家着重关注的就是让这些“骨干公司”尽可能多生产产物，新的投资随即转向其他公司或部门的引进和建设中。所以技术设备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问题往往无暇顾及，这从前三十年国家在科研、教育、公司折旧和设备更新改造方面投入过低就可以看出。第三，围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而引进的技术设备要想充分发挥效力，必须投入足够的资金、人力去消化和吸收，为了克服资金、人才极度短缺的困难，中国在引进项目建设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上不得不采用一种“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即通过国家行政力量，以少量的资金整合全国的技术力量重点攻关，同时辅之以政治动员、宣传、加强组织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技术竞赛、树立典型等规避资金投入的办法。对于一般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问题则多以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来解决。这种模式适应了中国资本、技术、人才季度稀缺的特点，使中国在一些重大技术的国产化上，特别是国防工业尖端技术及其配套技术的研制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般工业的技术水平却十分落后。
二、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成效的阶段性差异及其原因
前三十年，中国虽然一直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但各个阶段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相差明显，这与各阶段宏观经济工作质量、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动密切相关。一五时期，中国注意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为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上的保证。例如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削减了177个非急需项目，保证了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重点工程所需的人、财、物力，使这一阶段引进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适应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条件下开展大规模建设所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科技创新体系，也显示出新生组织和制度特有的活力和效率，特别是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和使用科技资源，正确对待人才和奖励发明、以及为建设新中国所作的振奋人心的宣传和鼓励，都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跃进”时期过分发展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带动各方面建设规模全面扩张，资金、外汇异常紧张，由此，许多重要的引进项目也只能在仓促中简易投产，不能真正形成综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为实现生产建设的高指标而实行的中央、地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中国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分散使用，引进技术不仅没有成功扩散到自身技术接受能力差的地方中、小公司，而且还影响了作为技术传播者的引进单位和公司在引进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技术创新体系混乱不堪，尽管群众革新的积极性被调动出来，但在这样的技术创新体系下，对引进技术“革新”的成果很多只是“样品”，甚至是“次品”。经济调整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被放慢，一度被忽视的农业、轻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国民经济比例趋于协调，公司开始关注品种、质量，改进“大跃进”时期的技术“革新”成果，国家则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大跃进”时期人才政策、人才培养、科研开发、公司管理等方面的混乱局面，技术创新体系得到正常性恢复，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作用得到正向发挥，于是，不仅国家重视的高、精、尖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一般工业领域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也有了成效，工业技术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但在技术引进工作方面，由于经济在调整，国内对技术设备的需求总量下降，技术引进工作也随之步入低谷。三线建设和“文革”时期，以军工为中心的重工业又成为优先发展部门，其规模和发展速度比大跃进时期有增无减，基本建设战线再次拉长，布点繁多，中国有限的经济技术资源几乎全部用在新建、扩建和增加产量之中，因此无论是新建三线公司还是支援三线建设的公司，其技术水平都在经济、技术资源分散使用中停滞不前，引进技术大多以照搬、复制的水平扩散到三线；同时在“文革”中，与推动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科技文教界受到严重冲击，人才培养、公司管理、标准化等对技术进步十分重要的工作再次陷于混乱，由此，除了鹤立鸡群的几项高、精、尖技术外，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几近停滞。
叁、传统体制下技术引进运行机制的正负影响
在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的各个环节都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和管理。政府作为技术引进工作的主体，对技术引进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政府不仅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使重点引进项目的建设、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扩散工作得到全国的支援，而且可以对所涉及的各部门、公司和单位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这是前三十年许多浩大复杂的引进项目以及技术革新项目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的集中统一管理，使技术资源在各个部门和公司之间实现互动和共享，不仅使有限的技术资源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利用，而且也促进了有关引进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如当时规定各部委所属的研究机构和设计院不能只为特定公司服务，必须承担本产业部门全行业技术课题的研究；国营公司在政府的指令和安排下可以相互无偿调用技术资源等。这些规定在实践当中得到贯彻，如1950年代末开发大庆的时候，除动员了解放军工程兵部队以外，从老油田甘肃省的玉门油田调来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1960年代中期当大庆油田的开发已经步入轨道以后，又向刚开始开发的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派遣了5万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5]还有鞍钢包建武钢、包钢、攀钢，一汽援建二汽等，十分普遍。但是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机制也有明显缺陷：
1、这种体制下国家通过“条块”式的组织机构开展技术引进工作往往使引进技术选择不当。”。在西方国家或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引进的主体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承担技术创新风险的公司，公司在引进一项技术前，会从各方面，特别是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方面对引进技术进行积极而谨慎的可行性研究，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小引进技术不当带来的风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中财委（或后来的国家计委和经委）和贸易部拥有引进技术的决策权，它们在国家发展战略和赶超目标要求下往往选择世界尖端技术和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的大型设备；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或机械进出口公司具体负责引进技术的对外谈判，他们着重于尽可能便宜地买到引进技术；公司作为引进技术的直接使用和再造者，虽然对该引进什么样的技术最有发言权，但不能直接选择，只能通过层层打报告的方式向上反映，结果造成引进的技术常常并不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或者超出公司的消化、吸收能力，这是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报导的“进口的机械不能很好地利用而在仓库睡觉”的一个重要原因。
2、这种体制下技术创新系统的内部运行是低效的。首先，在当时的技术创新系统中，核心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公司，公司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国家为集中使用科技资源，将大部分的科技人才集中到专门的科研院所，公司或者没有研发机构，或者力量十分薄弱，没有足够而稳定的研发和技改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考核公司的主要指标是产值，这使大型国有公司虽有一定的研发和技改实力但无相应的动力，他们更注重引进设备的操作技术和挖掘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而那些在生产活动上相对灵活的国营中小公司和集体公司，虽然相对具有技术创新的热情和动力，但缺少相应的资源保证和能力。其次，各公司、各部门、各地区彼此分割自成体系使不同部门和地区的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之外的研发机构之间，缺乏一种使它们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和协作的机制。除了国家指定的重点项目外，往往是积聚了国家大部分科技资源的科研院所虽然有能力研究出新技术、新工艺，但因与公司缺乏联系，研究出的新技术、新工艺常常不符合公司的需求，即使研究出公司急需的新技术、新工艺，但因没有动力和有效的渠道将它们转移到各个有关制造单位，从而无从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据不完全统计，在技术革新较为活跃的1963年到1966年期间，在全部10189项(不包括军工)科技成果中，真正得到应用和推广的为数甚微。[6](p618～619)此外，许多引进项目因辅助建设和配套技术配合不力而导致合同执行延期或中断等现象也与中国这种技术创新系统的低效有关。最后，中国“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所造成的产业和公司组织的全能型特征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当时，公司为顺利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倾向于尽可能自己生产需要层层打报告才能获得的中间产物。这种倾向导致各个行业和部门内部、公司内部门类齐全，自循环性强，但外部关联很弱。例如生产机床等通用设备的公司几乎都是从铸造、锻压、热处理到成品装配；从机修电修、工具制造、备品备件到运输存储一应俱全，公司这种万事不求人的倾向，使得一项新技术的更新往往要以众多现役技术设备、零部件都跟着更新改造为前提，大大提高了接受新技术的成本。如武钢在1970年代末随着其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的投产，整个钢铁生产线前后工序形成了20年的技术势差，引起了生产上、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不协调、不平衡。前工序只有填平补齐，发展完善，才能为后工序的生产创造相应的条件。在“六五”和“七五”计划的十年中，武钢为使一米七轧机达到设计水平，用于工业性改造资金高达43.28亿元， [7](p7)而国家建委原批准“一米七”工程总概算也就38.9亿元，其中还包括引进费用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 [8](p42)正如原冶金部部长周传典所说：“武钢的转炉为了适应一米七的需要，进行了技术改造，花了100多万美元，这样就完全具备炼一米七所需钢种的手段了。但是这不是每个公司办得到的，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大事’。” [9]（p54）
3、计划经济体制也影响着引进技术的充分扩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基础条件具备，即使复杂的军事尖端技术也能自然地扩散到民用领域。如美国科技发展史表明，美国许多由政府主导开发出来的军事尖端技术成果就是在市场机制牵引下转移到民间的，这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一条途径。而在当时的中国，基本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主要通过行政渠道来进行，其路径大致为：国家的科研与开发机构进行研究开发，国家的设计院进行设计，制定标准后转移至国家的大型公司进行批量生产，成熟后再转移至中小公司。这种技术转移和扩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众多公司经常性的技术改进、更新和维护需要无法及时得到满足；二是部门、地区的分割使各部门、各地区从工业标准到科研技术人员的聘任、人事管理，都有各自的规定，技术的无偿转移很少能越过管辖系统，基本限于同一个工业部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主管部门内。这种局限加固了中国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并存的状态，拉大了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导致技术重复引进和重复研发等现象频生。
四、国际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深重影响
1950年代，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建立起了特殊同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中国不仅获得了苏联在引进的各个环节上手把手的帮助，甚至在工业化实施方略、国家计划制定、科研和教育体系的建立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其大力的支持和指点，这加快了中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速度，促使中国快速建立起世界工业化国家曾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这种特殊关系下的引进也给中国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工作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中国由此缺少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技术引进工作的能力和经验，如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与西方进行的技术贸易进展十分缓慢，不少项目情况不明，准备不足，技术上不落实，不能及时提出谈判方案；在询价、谈判时缩手缩脚，在派遣出国人员时限制过严过死，以致派不出人或人选不当而贻误工作，所以1964年没有完成预订的技术设备进口计划，到1965年，引进新技术工作主要还停留于谈判和签订合同上，只有两个项目交完设备并建成验收。 [10]（p148-151）还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环境以及“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使中国一度产生对苏联专家的依赖和盲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更大提高在此过程中受到影响；在中国薄弱的工业经济技术基础上采用苏联式的技术体制，也框制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尽管后来毛泽东屡次发出要摆脱苏联束缚的号召，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以及在中国领导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从苏联全盘引进来的产、学、研成套系统与中国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之间严丝扣合的逻辑关系，从而没有提出根本有效的改革措施的情况下，这些号召贯彻下去只使情况变得更糟，加重了中国在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道路上的艰难和曲折。最后，1950年代只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后者的技术也大多来自苏联）引进技术，使中国的引进技术来源十分单一，不能博采世界先进技术之所长。更为不妙的是，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大多不是世界领先技术 ，这虽然对处于低技术梯度的中国较为适宜，使其在接收这些技术时不至于太吃力，但对于长期将可能处在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之下，并以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好坏为前提来开展技术引进工作的中国来说，则为以后的相关工作埋下了障碍。当1960年代中苏断交，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又没有完全打开，“大跃进”时期形成的经济困难等因素使中国的引进工作陷入低谷时，中国基本失去了借助引进迅速缩小技术差距这条捷径，加之一些思想因素（如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政治因素的干扰，中国只能以苏联转移过来的陈旧、落后的技术为主要参考，从头开始研究和开发世界上已经开发出来甚至是很成熟的技术，并且在与外部世界交流很少的情况下，中国这样“自力更生”研制的技术往往还偏离了世界先进技术的主流方向。 [11]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动荡中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坚冰打破后才有所改观，但此时中国与世界的技术差距已经更加扩大了，这使得新的引进技术和设备更难与中国旧的生产技术系统相互兼容，形成巨大的植入性障碍，大大增加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难度。
五、结语
前叁十年，引进技术的选择、消化吸收和创新、扩散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定后，由这种战略内生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形成，而计划经济体制内生出的种种制度安排又约束和阻碍着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但这些制度安排又恰恰是传统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这些关系与当时特殊的外交情况和政治环境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有着不同寻常的特点。由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经过反复权衡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性，因此尽管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该时期的技术引进成效较差，但首先应看到的是其历史必然性，并且，作为当时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技术引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通过引进和引进技术的推广，至1970年代末，中国在现代工业的各个主要部门，差不多都形成了在世界上不容忽视的生产能力，工业品、特别是主要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已能自给：如全国690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设备中，国产设备占80％；全国1400万吨合成氨产量中，国产设备的产量占95％以上；全国运输用汽车中，国产车占80％以上；全国300万台机床中，国产物占95％以上。摆12闭(辫18)中国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显着提高，使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向前推进。2、积累了技术能力。“通过引进技术加速积累自身技术能力”是中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衡量引进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中国在30年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中，技术能力得到了积累，特别是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这是中国用叁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基本自给所证明了的。3、通过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中国在一些单项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具备了根据中国的国情自行设计大型精密成套设备的能力，在卫星发射、原子弹、导弹发射等一些国防工业尖端技术上中国甚至跻入了世界前列，这为中国以后发展高新技术、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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