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二月，元朝军队以世祖忽必烈之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侵入安南大越国北方。二十二年（1285）正月，已经占据占城大部的元军以唆都为首，自南向北由海路进攻大越国的南方，形成了南北夹击安南之势。
蒙古国、元朝大规模侵略安南的战争共有叁次，以此次甲申、乙酉之役规模最大，对安南形成的威胁最剧。
本文拟就此次战役中汉人武装的地位略作探讨。更具体地说，主要讨论安南军队中的宋军和唆都军队中的汉军张显部，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对安南最终战胜元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流亡安南的宋人
南宋和安南有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南宋后期，随着元朝的威胁日益加剧，不少宋人从海上、陆路来到安南。
早在1263年，已有宋朝边境官员率众投奔安南。《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宋思明府土官黄炳进方物，仍将部属千二百人来附。” 此后，元宋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宋朝的局势日渐危急，更多宋人逃到安南。陈宝符二年（1274）“十月，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源。至十二月，引赴京，安置于街姰坊。
宋人流亡安南的高峰是在1276－1279年间。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首都杭州，宋帝赵显降。1279年，元军在厓山大败宋军，宋末帝赵昺投水死。很多宋朝官员、军人、百姓在此期间避乱安南。成书于元朝后期的《安南志略》对此多有记述。如宋臣陈仲微，“理宗嘉熙戊戌登第。咸淳间为朝士，尝论贾似道，以是连斥外任，转徙岭南。大元至元丙子，官军入执幼主，举国归附，二王南奔，仲微徙琼州入见，至广州，擢为吏部尚书，使召宋丞相陈宜中。宋亡，仲微入安南，陈圣王尤加礼遇。……数年卒，葬于安南。” 又如宋臣曾渊子，“理宗时由侍从出知隆兴兼安抚。召拜临安府尹，就参政府。乙亥春，以台端贬雷州。至元丙子，大兵入杭，宋幼主降，二王浮海至广州，渊子来见，授广西宣慰使兼知雷州。戊寅春，拜侍读，加金紫光禄大夫。益王罡厓山之败，参政陆秀夫抱广王投于海。渊子赴水，为其下所援，不死，乃寄身苏刘义舟中。马旺等杀刘义，以渊子奔安南，陈圣王礼遇之。” 也有宋朝将领率部众流亡安南，如大将苏刘义的部下司文杰等人。苏刘义是南宋后期重要将领，随张世杰等拥立益王、广王，在福建、广东延续宋祚。厓山海战失败后，他率部乘船突围，被部下王复、马旺等所杀。 苏刘义的这些部下“共推司文杰为长”，“文杰即领众归安南”。
以上《安南志略》所记宋亡之际流寓安南的都是南宋的官员、军士，也有平民在宋季战乱中逃难而来的。道士许宗道便是其中一员。
陈朝明宗大庆六年（1321），已跻身安南道教领袖之列的许宗道作《白鹤通圣观钟铭》，铭文写道：“向者陈朝第二帝太宗皇帝丙子年摆1276闭间，治道太平，四方向化。时有大宋国福建路福州福清县太平乡海坛里道士许宗道，同流附舶，乘兴入南。时太宗皇帝第六子昭文王，今入内检校太尉、平章事、清化府路都元帅、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开国王，心怀大道，性重宋人，相留宗道于门墙，期以阐扬道教。”
许道宗本是南宋道士，在元朝灭宋那年从海路乘船来安南。他后来成为越南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直接推动了越南符水斋醮科仪的发展。《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有北方道士许宗道随商舶来，居之安华江津。符水斋醮科仪兴起，自此始。”
随着宋元战争的展开，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像许宗道这样“附舶入南”的宋人应当为数不少。从航海路程和行船条件来看，避难安南对于那些打算逃亡海外的宋人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史料中还有若干有关流寓安南宋人的记载，但缺乏具体的迁徙时间。我们将在下文提及。
二、安南昭文王麾下宋军
许道宗来安南后，并未在沿海一带做长时间驻留，而是进入安南内陆的宣光地区（今越南永富省一带）。当时有很多宋人聚拢在当地的安南贵族昭文王陈日燏周围。
陈日燏是陈朝太宗之子，有语言天赋，“通诸国语” ，“好与外国人游”。 在陈日燏的日常交往中，他喜欢和流寓安南的宋人往来，“心怀大道，性重宋人”。 “喜宋人游”，“游祥符寺，与宋僧谈语，信宿乃回。凡外国人来京者，往往杂置其家。如宋客则对坐交床，讲话竟日。……既入相，每过宋人陈道诏家，对坐清谈，移时不倦。” 由于昭文王汉语、汉文化的修养很高，以致于和他交谈的元朝使臣坚持认为他并非安南土著，而是来自河北真定的汉人。《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元使至，必使通语者传译，宰相不可与语，虑或有失，必诿之通语者。日燏则不然，其接元使，每与之语，不假传译，及使就歇次，乃携手俱入饮酒，如平生欢。使曰：‘君乃真定人，来仕此尔。’日燏深拒之，而彼终不之信。盖其容貌言语，皆似真定人。” 这件事生动地反映出陈日燏的语言水平和文化面貌。
除了结交宋人之外，昭文王陈日燏还一直热心延揽宋人为己所用，包括流亡安南的宋朝军队。据《大越史记全书》：“初，宋亡，其人归我，日燏纳之。有赵忠者，为家将。”“诸军咸在，惟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衣宋衣，执弓矢以战。”
昭文王招揽的宋人、宋军在元、越甲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文提及，元朝军队入侵安南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军以镇南王脱欢为统帅，于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分东、西两军攻入安南。 安南西北方的宣光地区亦在被攻击之列。当时这里的镇守者正是拥有亡宋兵将的昭文王陈日燏。
随着元军的节节胜利，战线不断向南推进，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元军占领了安南首都升龙城，安南国王仁宗和太上皇圣宗出走天长府。 在宣光地区安南军队与元军的战斗中，陈日燏部也处于劣势。面对国家危急的形势，昭文王决定放弃宣光地区，率军入援京畿。“宣光失守，日燏沿流而下，虏军传两岸边追蹑之，日燏顾虏军徐行，谓士众曰：‘凡追则要速，今徐徐然行，恐有军前把截。’亟遣人视之，果见虏已横截下流，登陆乃免。”
在离开宣光之前，来自宋朝的道士许道宗与昭文王等在当地的白鹤祠举行了祈神誓师仪式。白鹤祠位于洮江与泸江交汇之处的白鹤江，在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白鹤社，是唐永徽年间由当地峰州都督阮常明所建的道观。阮常明“睹其地方千里，江山襟带，于白鹤处建通圣观，置叁清像，以为奇伟，别开前后二【广莫】”，塑护观神灵土令的神像。这位护观神以灵应着称。许宗道提到：“自唐至今千百余载，其地杰神灵，祈祷报应，古今一也。”正是由于白鹤祠护观神的灵应，昭文王在起兵之前，特意祷神誓师，“与许宗道曾于乙酉摆1285闭上元在白鹤江剪发立誓，与神为盟，尽以心忠期报君上。”
大敌当前，陈日燏和许宗道举行这样的仪式并不是偶然的。首先，陈日燏是虔诚的道教信徒，对符箓道术颇为擅长。“涉猎史籍，笃慕玄教，通于冲典，时以该博称。上皇方幼懦，在阁有疾，常命行安镇符法，其被氅加冠，如道士状。” 对于祷神的法力，他应是深信无疑的。第二，我们上文提到，道人许宗道精通符水斋醮科仪。他和陈日燏堪称契友，共同举行这样的仪式是适当的。 第三，祷神的仪式对于部下官兵来说，无疑也可以起到提振士气的作用。
在白鹤祠剪发立誓祷神之后，昭文王率军出发，拟与圣宗、仁宗等合兵一处，共抗元军，“遂率左右，单骑前驱，才历蛮、獠，鞑军后至，八刻之内，彼此不逢，直至御前，随侍驾右。”
这支军队成为安南抵御元朝的主力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安南的南线战局。昭文王与国王会师之后，率军队投入南线作战。上文提到，在昭文王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军。“诸军咸在，惟昭文王日燏军有宋人”。据《大越史记全书》，这些宋军仍“衣宋衣，执弓矢以战”，“上皇[陈圣宗]恐诸军或不能辨，使人谕之曰：‘此昭文鞑也，当审识之。’盖宋与鞑声音、衣服相似。” 由于我们可以想见的灭国之恨，这支宋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当他们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元朝军队感到非常震惊，“元人见之，皆惊曰：‘有宋人来助！’因此败北。”“故败元之功，日燏居多。”五月二十日，安南在西结击败唆都率领的南路元军，“杀伤甚众，斩元帅唆都首。” 与唆都对阵的安南军队，就包括昭文王陈日燏部。《白鹤通圣观钟铭》记载：陈日燏“率集军士，斩馘唆都”。
对元军构成巨大冲击的，除了宋军的战斗力外，更重要的应是他们给元军造成严重的误判，使之无法了解安南军队的虚实，从而军心动摇。
叁、汉军总管张显
上文论及，安南击败南路元军的主力部队是昭文王陈日燏部，其中包括逃徙到安南的宋军。除此之外，另一支汉人武装也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就是唆都军中的汉军总管张显部。
据《大越史记全书》：乙酉年“五月叁日，二帝败贼于长安府，斩馘无算。七日，谍报云‘唆都自清化来’。……十七日，唆都与乌马儿自海再来犯天幕江，欲会兵京师相为援，游兵至扶宁县，本县辅导子何特上峙山固守。……二十日，二帝进次大忙步，元总管张显降。是日，败贼于西结，杀伤甚众，斩元帅唆都首。夜半，乌马儿遁过清化江口，二帝追之不及，获其余党五万以归。乌马儿仅以单舸驾海得脱。”
另据《安南事略》：“摆叁月闭十五日戊子，国弟昭国王陈益稷率其属来附。唆都复入清化招来附者。夏四月，安南乘势攻复罗城。五月五日丁丑，咬奇与万户囊弩伏兵其宫，击散，乃渡泸江，会镇南王。翌日班师。安南兵追至南栅江，右丞李恒殿，击退之，斩兴道王义勇陈绍。时唆都闻大兵既还，始自清化回军，沿途日夜与彼战，擒其将陈佗乏、阮盛等，至拜卿，唆都部将礼脚张叛，率彼众与我战，唆都跃马堕水死，军遂陷，惟乌马儿、万户刘珪以轻舟脱。独小李战抚单舸于后，战不胜，自刎。世子义令人救治而厚遇之。”
两书分别提到的元总管“张顯”和唆都部将“礼脚张”显然是同一人。我们看到，两则史料都清楚地表明，总管张顯的叛降安南，“率彼众与我战”，彻底打乱了元军的阵脚，使元军陷入一片混乱，以至将领落荒而逃，“唆都跃马堕水死”、“乌马儿、万户刘珪以轻舟脱”。如果说，当时的整体形势决定了唆都军队失败的话，张顯的叛降便直接导致了唆都军的最后失败。总管是元朝的高级武职，位在万户之下。《经世大典》“政典”记载：“国朝起龙朔，制度简古，典军之官视军数为名，设万户、千户，而所镇之地分左、右手。世祖即阼，建官位事，侍卫则有左、右、前、后、中诸卫，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此，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 做为总管，张顯能够指挥调动的兵力是相当可观的，正因如此，他的率部叛降才能对元军产生巨大冲击。
由于元朝军队的统帅镇南王脱欢指挥无方，军队对上司的怨怒情绪应是很强的。唆都率征讨占城的军队从海路进攻安南南方，“败交趾兵于清化府，夺义安关，降其臣彰宪、昭显。脱欢命唆都屯天长以就食，与大营相距二百余里。”五月，镇南王等人决定率北线元军班师，由于事出仓促，竟然没有通知南线总指挥唆都，“俄有旨班師，脱欢引兵还，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营，则空矣。”由于失去策应，唆都军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交趾遮之于乾满江，唆都战死。” 这段《元史》中的记述并非厚诬镇南王脱欢等人，因为上引《安南志略》也记载：五月五日，咬奇等渡泸江，会镇南王，“翌日班师。……时唆都闻大兵既还，始自清化回军，沿途日夜与彼战”。此处的“唆都闻大兵既还”足以印证《元史》的记述不误。在这种统帅指挥无方、军队近乎被抛弃的情境下，唆都部下将士的心态不难想见。张顯阵前倒戈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
在与安南军的作战中，特别是在和昭文王陈日燏部宋军的对阵中，张显及其军队究竟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已无从了解。身在异国、连月苦战、又置身危局之中的元朝汉军，受到周围安南宋军的影响而临阵倒戈，这样类似楚汉战争中“四面楚歌”的可能性应是存在的。
率部投降的总管张顯，在甲申之役后肯定得到了安南的奖赏，但文献对此并无记载。而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他仍统御军队，继续他的戎马生涯。《大越史记全书》简略记载了张顯在陈英宗兴隆六年（戊戌，元大德二年/1298年）战死的情况。“冬十月，伐哀牢，元降将张顯阵前战死，赠明字，给太常祀”。 张顯的追赠官职“明字”和享有的哀荣“给太常祀”显示出安南对他的肯定和褒扬。
元朝的文献没有提到这位总管张显。据《大越史记全书》、《安南事略》，我们知道他隶属于唆都部，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武官。唆都率领的军队是他进攻占城的主力，在这支军队中，有一位名叫张顒的汉军万户，在占城战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经世大典》“政典”记载：至元二十年二月元朝“官军获谍者曰：‘摆占城闭国主实在鸦候山，立砦聚兵，约二万余，遣使交趾、真腊、阇婆等国借兵，及征宾多龙、旧州等军未至。’十六日，遣万户张顒等领兵赴国主所栖之境。十九日，颙兵近木城二十里，贼浚濠堑，拒以大木。我军斩刈超距奋击，破其二千余众，转战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进。贼旁出截归路，军皆殊死战，遂得解还营。行省遂整军聚粮，创木城，遣总管刘金、千户刘涓、岳荣守御。叁月六日，唆都领军回。”
《元史》“占城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当是明初史臣直接抄录了《经世大典》。
《经世大典》和《元史》中提到的张顒头衔为万户，而在安南西结前线投降安南的则是总管张显。从表面来看，两者应不是一人。但是，万户与总管职位接近，张顒和张显的字形也颇为近似。也许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两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
小 结
南宋末年，大量宋朝官员、军人、百姓流亡安南，被安南所接纳。在元、越甲申之战中，陈朝昭文王陈日燏率领的宋朝流亡军队给元军南线部队以沉重打击，成为扭转战局的重要力量之一。
唆都军中的汉军总管张显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投降了安南，反戈一击，打乱了唆都的战役部署，使本来就已经陷入被动的元军仓皇奔逸，一败涂地。&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