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六世纪末,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后,右翼蒙古中新出现了一个字形为蚕翱狈颁滨狈的称号。宣称忽必烈皇帝所造的《白史》记载,蚕翱狈颁滨狈是蒙古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本文认为,所谓的蚕翱狈颁滨狈实际上是元代在西藏最高行政长官宣尉使的藏语俗称顿辫辞苍-肠丑别苍(“本钦”)的安多方言读音的蒙古语转音蚕辞苍?颈苍。藏语安多方言读“本钦”为“浑臣”,安多藏人将该词带入土默特蒙古,经回鹘体蒙古文的音写,逐渐变成为蚕辞苍?颈苍。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白史》的明代安多藏人的历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又揭示了《白史》所载的内容其实是喇嘛文人们为俺答汗政权所准备的佛教国家学说的依据。
关键词:浑臣 本钦 安多方言 《白史》成书年代和时代背景
自十六世纪开始,在蒙古文文献中突然出现了字形为蚕翱狈颁滨狈的一个词,根据《俺答汗传》、《蒙古源流》等编年史,蚕翱狈颁滨狈似乎是一个尊贵的称号,而根据《十善法白史》,它则是元代蒙古最高行政长官的官职称谓。因为《十善法白史》指蚕翱狈颁滨狈为蒙古最高官职称谓,所以,对该词的释义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这部争议很大的蒙古文文献的写作背景、适用范围和编纂年代。
On Qon?in in the 16th Century Mongol
Borjigidai Oyunbilig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when Altan Khan had converted to Tibetan Buddhism, a new Mongolian term qo?cin appeared in the Right Wing of the Mongols. According to ?aγan Teüke, qon?in is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qon?in is th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dpon-chen, which refers to the highest administrator in Tibet during Yuan dynasty. Dpon-chen was transcribed as Mongolian qon?in through the media of Amdo Tibetan dialect, in which dpon-chen pronounces /xwon chen /. This word demonstrates the background of Amdo Tibeta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aγan Teüke. It also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aγan Teüke was a product of the Buddhist literati who exploited Buddhist political ideas to legitimize Altan Khan's regime.
Key words: qon?in, dpon-chen, Amdo dialect, ?aγan Teük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ate of composition
一、蒙古文文献所载的蚕翱狈颁滨狈
蚕翱狈颁滨狈一词,首见于《十善法白史》(下面简称《白史》)。《白史》的成书年代至今无一定论。《白史》的自序称,该书由元世祖忽必烈皇帝撰写,生活在十七世纪后半叶的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切尽黄台吉修补编纂。据此,有人认为《白史》是元代文献。但因《白史》所载典章制度与元代实际不符,还有人认为它是十七世纪的着作,元世祖撰写云云不过是托古行为。暂不论《白史》成书的确切年代,它至迟成书于十六世纪末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白史》是宣扬佛法与王政平行,王政须以佛法为指导的治国思想,并记述蒙古所谓“政教二道”及其制度、措施的一部典籍。该书详细地列举了推行“政教二道”的法界和政界的各层僧官和世俗官员。据其记载,在圣合罕麾下推行王法的众臣之首,就是所谓的QONCIN。QONCIN有三位:第一位以佛语教法治理百姓,被称作bey-e-yin ?itügen(身之偶像)QONCIN;第二位以古代圣人之事例与制度教导并约束百姓,被称为jarliγ-un ?itügen(语之偶像)QONCIN;第三位以武力和方略制服外敌保卫国家,被呼作jirüken-ü ?itügen(意之偶像)QONCIN。 据《白史》载,圣合罕有三大事业,即救度二界之至高祥和事业,治理百姓之至大安逸事业和守护国家之至上事业。而三QONCIN的职责就是负责圣合罕的三大事业。根据三大事业的内容,所谓三大事业者无非就是指佛法、内政和军事。然而,在元代,全国佛教事务归宣政院管辖,由帝师管领;内政和军事各归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这些机构均无所谓的QONCIN之职官。在元朝灭亡后的蒙古汗廷中,直到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也从未有过具有QONCIN称号的大头目。
蚕翱狈颁滨狈在蒙古文史书中初次现身是在1607年成书的韵文体编年史《俺答汗传》里。该书记载,1578年,蒙古土默特万户之主俺答汗与西藏格鲁派教主大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恰卜恰庙(仰华寺)会晤。在此次聚会上,漠南蒙古右翼正式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为其正教,双方建立“福田与施主”关系,并互赠名号。俺答汗给索南嘉措以“瓦只剌怛喇达赖喇嘛”名号,而后者送给俺答汗以“转金轮法王”号。接下来,双方的高僧贵胄受封。蒙古方面的有:“因巴彦经师兼通印藏蒙叁语,翻译喜悦佛经担任通事,赐榜什阿玉什以阿难达文殊国师号,使之成为诸经师之首。因其无误地奉行政教事业,赐乞迪台以卫征彻辰蚕翱狈颁滨狈号,使其成为诸长官之尊。谓其迎请识一切呼图克图达赖为首僧众,迎请佛经《甘珠尔》、《丹珠尔》效力于教法,赐萨尔玛尼以乌琳唐哩克答云恰之号,使之成为岱达尔罕;因卫征宰桑效力佛法而身亡,恩宠关爱其子舍楞赐予卫征宰桑之号,因其不断效力迎请达赖喇嘛,赐予叁布答剌之号,使之成为岱达尔罕。”
据此记载,诸经师之首被授予“国师”称号,而诸长官之首则被授予蚕翱狈颁滨狈称号。这部史书显示,蚕翱狈颁滨狈作为蒙古众臣之首的尊号可能始于1578年,而且它的出现与西藏有关。
萨冈彻辰著《蒙古源流》成书于1662年。该书对恰卜恰寺会晤中的封赐及其前前后后记载颇为详尽。该书记载,1566年鄂尔多斯部切尽黄台吉征服三河流域失里木只地方的藏人,将瓦只剌?土美等三人带回蒙古,赐给瓦只剌?土美以“国王QONCIN”称号,封他为“众臣之首”。 三世达赖喇嘛曾经给俺答汗说过,瓦只剌?土美的“前世”先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创立人仲敦巴(1005-1064)的通译,后来又是萨迦派大喇嘛、元朝帝师八思巴和忽必烈皇帝之间的通译。 可见他在三河地区藏人中具有过很高的社会地位。他翻译了切尽黄台吉颁布的《十善法》,通译了达赖喇嘛与俺答汗等土默特蒙古上层之间的重要谈话。1578年恰卜恰庙会晤时,他被封为“灌顶国王QONCIN”。 据此,前面提及的“将瓦只剌?土美等三人带回蒙古,赐给瓦只剌?土美以国王QONCIN称号”一事,指的是1566年将瓦只剌?土美带回蒙古和1578年封他为“灌顶国王QONCIN”的前后两件事。与瓦只剌?土美同时被封为QONCIN的还有经师固密,他被封为“速噶QONCIN”。 此人是下部朵甘思(今玉树以外的青海和甘川藏族地区)经师,速噶是其出生地,固密是其出身的部族名,都不是他的名字。据陈庆英研究,固密是藏人部族名称,自元代至今,一直生活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贵德县一带。 1570年,俺答汗征吐蕃,从朵甘思地方带来了阿升喇嘛和固密?速噶,他们对蒙藏政治交通和文化交流都做出过很大贡献。
《俺答汗传》记载,那位被封为众臣之首的大臣是名叫“卫征彻辰蚕翱狈颁滨狈乞迪台”的人,而萨冈彻辰记载的则是“灌顶国王蚕翱狈颁滨狈瓦只剌?土美”。笔者认为,二书所指可能是同一个人。土美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据说是藏文的创制者吞米?桑布扎。“吞米”的蒙古文字形近似“土美”或“土米”,《白史》里就有把迟耻苍尘颈(吞米)写成了迟耻尘颈(土米);“桑布扎”,蒙语又音写为“叁布答剌”,是吞米的称号。笔者认为,瓦只剌?土美是乞迪台的美称,意为金刚吞米(瓦只剌是梵语“金刚”之意,此处为美称,“土美”是吞米的蒙古语音变或误写),他是以松赞干布的功臣、西藏文圣吞米命名的。这个问题后文还要讲到。
《蒙古源流》的记载进一步证明,QONCIN这个称号确实来自于西藏。1578年,俺答汗赐给瓦只剌?土美的“灌顶国王QONCIN”称号是一个蒙藏混合的称号 ,显示了他的众臣之首的最显赫地位。“国王”最初是成吉思汗赐给木华黎的封号,当时这个称号意味着木华黎是漠南地区的最高长官。与蒙古的“国王”称号可以媲美的藏人的QONCIN 称号,肯定也会有相当的来历。
二、蚕翱狈颁滨狈的来历
在考察蚕翱狈颁滨狈的来历时,应该注意到以下几个事实:首先,蒙元帝国和十六世纪以前的蒙古汗廷中未曾有过叫做蚕翱狈颁滨狈的官职和称号;其次,前引蒙古文文献中的一些线索显示,蚕翱狈颁滨狈可能来自于西藏;再次,蚕翱狈颁滨狈在西藏是一个极其显赫的官职或者称号,可与蒙古的“国王”称号匹敌。
蒙元时期西藏的最著名的和最大的官无非就是“本钦”。本钦的藏语原文为dpon chen,意为“大长官”。对于本钦,陈得芝做过详尽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乌思藏“本钦”考》、《再论乌思藏“本钦”》二文 ,用翔实的史料和精当的考证证实,本钦就是藏人对元朝皇帝宣授的乌思藏最高地方长官的称呼,最初指“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乌思藏宣慰司设置以后,是指宣尉使。陈得芝引用藏文典籍《汉藏史集》的有关记载后做了如下阐释:“一,元代,整个吐蕃地区是朝廷属下的省级政区之一,划分为三个“却喀”(朵甘思,朵思麻,乌思藏),这无疑就是《元史》记载的“吐蕃三道”;二,“本钦”是“却喀”(道)级政区的最高长官,主管辖境内的政教事务,吐蕃三“却喀”各置有一位“本钦”;三,“本钦”是经皇帝与帝师商议,由朝廷任命的官员,遵照皇帝的圣旨和帝师法旨行驶其职权;四,授予最初的“乌思藏本钦”释迦藏卜的职名是“(三)路军民万户”,后来大多数本钦则授予“等三路宣尉使都元帅”。
《蒙古源流》所载十六世纪藏人贵族瓦只剌?土美的蚕翱狈颁滨狈称号,应该就是蒙元时代西藏的“本钦”。其理由如下:
一,“本钦”本来是西藏最高地方长官的俗称,本意是“大长官”,在元、明时期西藏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元朝灭亡以后,虽然没有了朝廷任命的宣尉使这个“大长官”,但生活在明朝时期的熟悉西藏历史文化的喇嘛文人们都很了解“本钦”在元代西藏的最高地位。所以,给瓦只剌?土美授以最高称号时,有意选择了该官职名,与蒙古的“国王”称号配对。
二,但瓦只剌?土美的称号不是“本钦”(蒙古语可以写作BONCIN ??????,读bon?in),而是QONCIN,这个词在蒙古语中可以读作qonjin/qunjin,qon?in/qun?in,γonjin/γunjin,γon?in/γun?in等。那么,为什么说QONCIN就是dpon-chen(本钦)呢?这就关系到藏语方言问题。
如前所述,瓦只剌?土美是三河流域失里木只(?ilimji)地方的藏人首领。据日本学者佐藤长的意见,三河指北川、西川、南川等西宁附近的三河,失里木只指西宁州。山口瑞凤认为,失里木只是藏文史书中的gser mo ljongs之地,该地在黄河、大夏河、洮河三河汇流处以南的临洮地方。井上治则认为,该地指现在的西宁,?ilimji可能是?ining muji(意为“西宁省”,据井上的解释,此指“西宁府”)的某种音变。中国学者珠荣嘎认为,该地指清代的琐力麻川。乌兰倾向于赞成山口的观点,认为矢里木只可能指临洮。 但是,根据切尽黄台吉进入藏区并俘获阿哩克、固密等部落的头人和喇嘛的事实,笔者更相信陈庆英的说法。陈庆英说:“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切尽黄台吉——乌)的这次行动是从青海湖南下到今天青海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到贵南县、同德县一带,“锡里木济”(=失里木只——乌)是蒙古语对黄河的称呼,这几个县正处在黄河河曲的两岸,从古以来就是从北面进入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贵南县的沙沟河流域、茫拉河流域和同德县的巴曲河流域都是气候温和适宜农耕的地区,历史上就有屯田开垦的记载,而且这三条河都是从东南流入黄河,因此当地藏族习惯称这一地区为“茫、巴、沙松”地区,即是茫拉、沙沟、巴曲三河地区,后来明代青海蒙古以茫拉川为经营青海的基地,也是这个地区。” 三河即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茫拉、沙沟、巴曲三河地区。历史上,这些地方属于朵思麻地区,即安多地区北部,这里的藏人讲安多方言。藏语分成卫藏方言(前后藏地区)、康巴方言(四川、云南、西藏东部和青海玉树等地)和安多方言(玉树以外的青海和甘肃藏族地区)等三大方言。根据藏语方言研究成果,安多方言是藏语三大方言中最古老的方言,与其他藏语方言比较,具有更多的自身特点,尤其是在语音方面有很多和其他方言不同之处。安多方言下分若干个次方言(土话),据瞿霭堂的分类,有牧区土语(青海和四川部分藏族自治州)、农区土语(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县部分地区)、半农半牧区土话(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道孚土语(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炉霍县)四个次方言。 茫拉、沙沟、巴曲三河地区在历史上属于操安多牧区土语地带。
安多方言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语音特点。和我们课题密切相关的是安多方言中复辅音的语音变化问题。藏语的所谓“复辅音”是指一个词的音节首音和尾音位置出现的重叠辅音,比如dbang中的db-是复辅音。据有学者指出,古藏语的复辅音非常丰富,约有二百八十余,结构也很复杂,有二合辅音、三合辅音,甚至还有四合辅音类型,但在现代藏语中三合、四合辅音已消失。 安多方言的复辅音主要以二合辅音为主,其中,复辅音dp-的语音变化令我们特别感兴趣。根据王双城的研究,安多方言的复辅音dp-的语音,在其各次方言中只有一种形式,即[xw]。他以dpav bo(英雄)为例,列举了安多方言各次方言对该词的读音,其结果如下表 :
结果一目了然,其读音无一例外全是[xwa wo]。对安多方言dp-的语音变成xw-的现象,王双城做了很精彩的分析。他写道:安多方言的“[x]来自前置辅音d-,《西番译语》中就是用一个‘黑’字来对这个d-,如dkar po(白色)为‘黑葛儿播’,那么其中的[w]只能来自-p-,只是因为-p-是清音,它前面的d-就变成了[x]”。 这是很有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王双城提到的《西番译语》是明代四夷馆编译的《西番译语》,代表的是比较古老的安多藏语形式,被学界称作“草地译语”,它比清代编译的《西番译语》更有语言学价值。在所谓的《草地译语》中,以“黑”字写前加字d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dman“黑慢”(低),dpyid“黑毕”(春),dmag“黑骂”(军),dgon“黑观思碟”(寺)等等。
至此,问题基本上就得以解决了。“本钦”的藏文为dpon chen,安多方言的读音自然是[xwon chen]。[xw]这个音,受到第一个辅音[x]的影响,又经过蒙古化,在蒙古语里干脆就变成了[q]。Dpon chen在蒙古语中转写为bon?in,而安多方言的[xwon chen]就要写成qon?in,其字形为QONCIN。其实,在安多方言区的实际生活藏语中随时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苯教”在拉萨话中作[bon bo] ,而在安多方言中作[xwon bo]。故此,蒙古人的称号QONCIN应该读作qon?in,它是安多藏语xwon chen的蒙古化转音。考虑到16世纪当时的蒙汉语特点可以转写为“浑臣”二词。
叁,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藏文的“本钦”为什么以“浑臣”这样安多藏语的形式传到了蒙古?这与该词传入蒙古的时间、地点有关。简单讲,该词在蒙古的传入有很大的安多藏人背景。
1543年和1558年俺答汗先后两次出征甘州一带的撒里畏兀人,1570年进一步征讨“下部朵甘思”的藏人 。下部朵甘思指的是甘南、青海一带的藏族地区。就在此时,“阿哩克?桑噶尔吉合卜、鲁?伦奔、思纳儿堂?萨领合卜三位首领和众属民,以阿升喇嘛、固密?速噶经师二人为首,带领众多吐蕃人来归” 阿升喇嘛,又作阿兴喇嘛,是安多高僧,据说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舅父。对于此人对俺答汗皈依佛教的重大影响,《俺答汗传》有详细记载。因为他的卓越贡献,在1578年达赖喇嘛和俺答汗在仰华寺会晤时,他被授以“额赤格喇嘛(父亲上师)”尊号。与他同来的固密?速噶经师,对俺答汗与右翼蒙古的佛教事业有巨大贡献,虽然史书记载不很详细,但他在仰华寺会晤上被封为“速噶浑臣”,足以说明他的重要地位。史料显示,阿升喇嘛是阿哩克人,而与他同来的经师是固密人。陈庆英指出,“这里的阿哩克是藏族一个部落的名称,该部落当时游牧在今天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交界的黄河两岸,而固密也是藏族一个部落的名称,该部落一直分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和贵德县。” 此外,前文讲到的瓦只剌?土美,是三河流域失里木只的藏人,即今天的海南藏族自治州一带。还有,三世达赖喇嘛回藏时,将东科儿法王允丹坚剉派往俺答汗处,以作为他在蒙古的临时代表。此人1557年生于中部康区,被选为青海东科儿寺(青海湟源县境内)第二世东科儿活佛,后游历青海、四川多地。该活佛任俺答汗的供养师,后来以“东科儿?曼殊室利?呼图克图”闻名,是当时在右翼蒙古的有地位的大喇嘛之一。 这些大喇嘛们的出身、经历和同俺答汗等右翼蒙古贵族的关系都在说明,十六世纪右翼蒙古皈依藏传佛教时的西藏背景不是卫藏,而是安多。经师们所带给蒙古人的西藏文化应该有浓厚的安多特色,藏语当然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本钦”以“浑臣”的语音形式传入蒙古,完全是安多经师们的缘故。
蒙古语称号Qon?in具有安多方言的特点这一点,反过来又证明,该词就是俺答汗的右翼蒙古征服甘南、青海一带藏人后才传入到蒙古的。通览蒙元时期蒙汉文文献,在蒙元时期记载的藏文专有名词,基本上都具有卫藏方言的语音特点。这必然和后藏的萨迦派喇嘛们对蒙元朝廷的重大影响有关。我们在元代文献中可以找到有说服力的例证。八思巴文的写音十分准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元代八思巴文文献中可以见到少数藏语人名的音写。比如:se?ghedpal是seng ge dpal的音写,dorji-?a??ug是藏语rdo rje dbang phyug的音写,rin?endpal是rin chen dpal的音写,e?es gü?ga是藏语ye shes kun dga的音写。 在这些例子中,dbang作?a?,dga作ga,dpal作dpal,都反映了卫藏方言的语音特点。元代汉语的写音虽然没有八思巴文准确,但仍然能够反映出所写客体语言的语音特征。比如,《元史》记载 了不少西藏人名。以几位帝师名字为例:相家班,藏文为seng ge dpal,“班”字写的是dpal的音(尾音-l用-n标出);相儿加思巴,藏文为sangs rgyas dpal,“巴”写的是dpa(尾音-l省略);旺出儿监藏,藏文dbang phyug rgyal mtshan,“旺”字写的是dbang音。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元代蒙汉人依据的藏语是以卫藏方言语音为基础的。所以,假如藏文的dpon-chen(本钦)在蒙元时期传到蒙古,不仅蒙古文文献有所记载,而且其音应该以bon?in(本钦)的形式,而不是以qon?in(浑臣)的形式。“浑臣”这个安多藏语的称号无疑就是十六世纪漠南蒙古征服安多地区后才传入蒙古的,而不可能是在元代。
四、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十六世纪当时蒙藏贵族联盟为什么一定要用“浑臣”来称呼蒙古“众臣之首”呢?它有什么特殊意义?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和当时蒙藏僧俗上层的政治目的和为此目的所采取的众多措施有关。
众所周知,在1578年仰华寺会晤上,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和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宣称,前者是元代帝师八思巴的化身,而后者则是元世祖忽必烈皇帝的化身,其他参加会晤的蒙藏显贵都是古代印度、西藏先哲的化身。他们想通过这些措施要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和转轮王俺答汗将要重建忽必烈时期的所谓的“政教二道平行”的秩序。为此,他们声称,俺答汗的蒙古将遵循古印度摩诃叁摩多汗创制、经释迦牟尼佛修缮、西藏叁大转轮法王继承的旧制度,在蒙古创立新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在蒙古右翼政权中出现的所有“新生事物”都带着深深的古代印藏圣人和元朝忽必烈皇帝及帝师八思巴的神圣的烙印。在仰华寺大会上,鄂尔多斯部主切尽黄台吉颁布了被认为是西藏转轮王们曾经推行过的《十善法》;蒙藏僧俗贵族互赠名号,“确认”他们在古印度、西藏和元代的各自的“前世”;僧官和大臣们也得到了与古代“政教二道”相应的种种封号。其中,众臣之首的封号为“浑臣”。为什么是浑臣呢?其实,《白史》中已经给予了回答。该书记载:古印度的共戴王摩诃叁摩多首先创立政教二道,其后瞻布洲十六大国均奉行“政教二道”。其时,西藏的观音菩萨化身松赞干布为了救助众生,派遣土米?阿努之子土米?优格到印度,学习佛陀所造文字和先圣所建政教二道四政。土米学成而归,汗大喜,赐给土米以土米?叁布瓦(=桑布扎)称号,使其成为叁百六十名大臣之首“也可?那颜”,一瞬间在八十八万众吐蕃国建立起二道四政。后来,在蒙古地方,金刚手化身成吉思汗建立政教二道。根据萨迦派大喇嘛贡嘎宁布的授记,文殊化身忽必烈降生在蒙古皇统。忽必烈立志推行摩诃叁摩多汗所创建、释迦牟尼佛所修缮、西藏叁转轮王奉行、成吉思汗遵行的治理国家与百姓的政教二道,故建立政教二道四政,并设立在皇帝面前主掌政道之首辅大臣叁浑臣。
这段故事要告诉人们,十六世纪俺答汗建立的政权是自摩诃三摩多汗,经佛陀释迦牟尼、西藏三转轮王、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皇帝一脉相承的奉行“政教二道”的神圣的国家。在国家体制上,其官僚系统也是一脉相承的。松赞干布设立了“也可?那颜”,作为三百六十名大臣之首,而忽必烈则设立“三浑臣”作为首辅大臣。现在,俺答汗也要设立浑臣官职,为众臣之首,为的是体现他的国家体制和先圣所建神圣国家体制的“一贯性”。有意思的是,《白史》所言松赞干布的所谓“也可?那颜”,是蒙古语,意为“大长官”,正是藏语dpon chen的蒙古语意译,音译则成为“本钦”,用安多话读就是“浑臣”。《蒙古源流》除了瓦只剌?土米外,还记载了速噶?浑臣的名字,所以可以肯定,当时俺答汗一定封了三位浑臣(虽然第三位的名字未被记载)。那么,十六世纪时期,蒙古政权将其首辅大臣一定要称作“浑臣”,显然是经过精密设计的结果。这又说明,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任命的那位首任浑臣的名字瓦只剌?土美肯定不是他的本名,而是来自于松赞干布大臣吞米名字的美称,该名称自然也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
《玛尼全集》、《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等西藏著名的“伏藏”文献都记载了吞米?桑布扎受松赞干布之命创制藏文的事,但也都没有提及松赞干布授予他什么尊号或官职之事。《白史》、《俺答汗传》、和《蒙古源流》等蒙古文文献记载表明,给俺答汗身边的安多藏人高僧们不仅利用西藏伏藏的典故、典章,而且在此基础上结合蒙元时期以来西藏和蒙古关系的事实,进一步将伏藏的故事和蒙藏历史结合起来,为俺答汗创立了圆满的“政教二道并行”的佛教国家学说,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官僚系统。浑臣就是一例 。据《白史》的记载,三浑臣象征佛教的“身、语、意”三业,这与一般世俗政权官职的设置原则迥然不同,也说明了它的浓厚的宗教色彩。
叁、评以往学界对蚕翱狈颁滨狈的释义
蒙古学界一直试图解释辩辞苍?颈苍的词义和职能。
1976年,联邦德国学者萨迦斯特(Klaus Sagaster)在他的《白史》一书中,将该词读作qonjin,没有阐释其词义,但认为qonjin位在大臣之首,在早期的成吉思汗祭祀中,qonjin在诸多官员中也是地位最高的官员。他说,《白史》中提到的三位qonjin是佛教“身、语、意”三业的世俗象征,他们的职能是负责相应的三事业,也即管理宗教、内政和军事事务的宰相。 因而萨迦斯特认为,qonjin是忽必烈时期的位尊众臣的第一大臣。P. Ratschnevsky在《“白史”成书问题》一文中曾提出,《白史》中的许多官职都没有相应的汉语名称,而有相应汉语称谓的那些官职的缺额也与元代实际数额不符。因此,《白史》不可能是忽必烈时代,甚至不可能是元代成书的文献。 萨迦斯特不同意这一看法。萨迦斯特强调:《白史》列出的官职表应该理解为蒙古大合罕的官僚组织计划(Program)。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显然是在忽必烈即中原皇位之前的早期蒙古大合罕时期也已形成。该计划明显是在佛教影响下的国家理论的设想中形成,它的一些重要的官职具有象征职能。因为其象征意义的关系,官缺又和象征的数字有关。比如qonjin就有三位,因为该职位是佛教的“身、语、意”三者的象征。人们不应该弄错,《白史》中列出的官职是忽必烈和八思巴希望建立的蒙古佛教国家的官僚系统,他们希望把政教二道作为该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但是,历史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正因为这样,《白史》中的官僚系统与元代的实际情况不符。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萨迦斯特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我的猜测不错,那么《白史》中的官僚系统源自忽必烈时期。作为一个佛教国家的职官体系,在基于儒家原则的元朝行政体系中显然是几乎没有发挥过作用。” 根据萨迦斯特的论点,忽必烈曾经设想建立佛教国家理念下的政教并重的国家体系,而《白史》中提到的qonjin等不见于元代官僚体系中的职官名称正是这个设想的具体体现。按照他的认识,《白史》成书于忽必烈时期是无可争议的,《白史》中记载的官职等等也都属于忽必烈希望建立的那个理想国家的体系。Qonjin是该理想国度官僚体系中的首席宰辅。
萨迦斯特的想象非常奇妙。他把《白史》的内容说成了忽必烈曾经想要建立但又未能实现的佛教国家的设想,所以,用元朝的国家机构、官僚系统、官职名称等与《白史》所载相关内容的出入来反驳萨迦斯特的假说是徒劳的,因为他认为前者是儒家学说原则下的元朝的真实制度,而后者则是忽必烈设想的佛教原则下的理想国家的虚构。但是,忽必烈本人的历史和元朝的国家历史上人们看不出,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曾经试图建立不同于中国传统制度的什么“佛教国家”的迹象。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皇室和以阿里不哥、海都为代表的草原贵族之间存在过围绕实行汉法和建立游牧帝国的长期斗争,但在元朝从未有过围绕建立佛教国家和儒教国家的矛盾。元朝崇佛尊佛,但从来没有推行过“政教二道”并行、以佛法指导元朝政治的路线。所以,萨迦斯特的假说其实缺乏历史根据。现在,当我们弄清《白史》所载众官之首的蚕翱狈颁滨狈是安多藏语中的“本钦”时,当我们发现这个官职(称号)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才传入蒙古语时,更加有理由否定萨迦斯特的假说了。假如忽必烈曾设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佛教国家,他想象中的众臣之首怎么会是一个西藏却喀(道)长官宣尉使的藏语俗称呢?这个官职俗称的语音又怎么会是安多方言呢?
除此之外,对于QONCIN还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比如,1980年道润梯步译注《蒙古源流》时,将该词译写为“欢沁”,说它是“藏语之通事也。” 道润梯步没有说明理由。1981年,留金锁在整理出版《白史》时认为,“qonjin似乎是掌礼仪的一种官称,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成吉思汗祭奠的司仪官至今被称作qonjin。” 赛熙雅乐则认为,qonjin似为“官人”的异读,如“兀真”、“福晋”都是夫人的音译,其后缀“真”、“晋”与该词的后缀-jin,都是汉语“人”的音写。该词的读音应为γonjin。戴鸿义、鲍音撰文认为,该词最初指“祝颂者”,后演变为“司仪官”,最后升为掌行政大权的“官人” ,接受了所有人的不同说法,把它们看作该词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
以上几种意见,都很难令人信服。成吉思汗祭奠上的司仪官qonjin是由qon?in演变而来。据《白史》的一种手抄本记载,成吉思汗祭祀事宜的总管就是qon?in(因为字形的关系,已被人们读作qonjin了) 。如前所说,qon?in这个词首先传到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蒙古人中,并被理解为对最高长官的称呼。因此,该词成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总管的名称一点都不奇怪。需要指出的是,该职务名称并非在蒙元时期就有,而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赛熙雅乐的意见虽然有些语音学支撑,但实际社会生活中并不合乎逻辑,因为一种专门的官职(而且是最高行政长官的官称)是不会用 “官人”一类的泛称称呼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蒙古语词QONCIN应读作Qon?in,是藏语dpon chen(“本钦”,意为“大长官”,元代藏人对宣政使的藏语俗称)的安多藏语读音,可以音写为“浑臣”。
2,“浑臣”一词在16世纪中期传入蒙古语。“浑臣”传入蒙古语是俺答汗和右翼蒙古向甘南、青海等安多藏区扩张的结果,也是安多藏人高僧们为俺答汗出谋划策,提出建立“政教二道并行”原则的结果。“浑臣”成为俺答汗政权中大臣的最高称号,是俺答汗在安多高僧幕僚的帮助下,试图建立“政教二道并行”的佛教国家,把自己塑造为印度摩诃叁摩多汗建立、释迦牟尼佛祖修缮、西藏叁转轮王继承、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传承的正统佛教国家的领袖,从而凌驾于蒙古大可汗之上的所有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一环。
3.《白史》是16世纪的文献。它主要是利用西藏“伏藏”文献和“伏藏”原理,参考一些蒙古文资料,托忽必烈皇帝之名,以切尽黄台吉扮演“掘藏者”,实际上由安多藏人高僧和蒙古喇嘛文人编纂出来的。
(乌云毕力格,1963年生,内蒙古巴林右旗人,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100872北京)&苍产蝉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