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以吐鲁番绿洲作为天山南麓——环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为代表，论述了西域绿洲文明从萌发经历了成长到到成熟这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揭示出绿洲文明随人而兴，亦有可能因人而衰的这一重要规律，认为要保持绿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绿洲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西域绿洲 人与自然 互动演变
新疆，古称西域 ，主要是指天山南麓——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诸国，这些国家基本上是由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绿洲组成的，故西域文明也可称之为绿洲文明。从目前考古发掘得到的材料来看，这些绿洲大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五万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后进入细石器文化阶段，这是一种以狩猎活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生活在山区与自然状态的绿洲之间，靠猎取野生动物为生，间或也采集一些生长在上述地区的野生植物果实或根茎作为食物的补充。但由于新疆旧石器——细石器阶段的考古成果基本上来自于采集到的一些散布于地表的石器，并无地层关系，因此也就无从判定其准确的时代，受到上述研究成果匮乏的困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何人种？来自何处？和欧亚大陆的哪一支文化存在渊源关系等问题至今尚不明了，只是分析他们遗留下来的石器的形制和打制技法，推断出当地的石器制造工业同时具有东亚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双重特征。
到了距今约四千年前，天山南麓及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各个绿洲基本上都已进入了非常成熟的青铜时代 ，生产生活形态基本上是半游牧半定居：即秋冬季节全体部落成员均生活在盆地边缘的绿洲里，到了春天，青壮年们便赶着马牛羊等牲畜进入山区草场放牧，老幼则继续生活在绿洲，利用绿洲的水资源从事小面积的大麦、小麦、粟、黍等农作物的种植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由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种植及灌溉技术的掌握尚处于探索阶段，所能收获到的谷物和果实产量很低且无法保障，故农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比例不大，仅仅是畜牧经济的补充而已，所以称这一阶段的绿洲农业之为“园圃式农业” 。到了大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开始由青铜时代进入早期铁器时期，随着铁制品的普及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会形态也随之从生活在各个小绿洲呈分散状态、各自为政的单个部落向血缘关系比较密切的相邻绿洲部落组成一个部落联盟的状态演化。至迟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前，西域各个绿洲基本上都已演化出各自的绿洲城邦国家，社会生活也由半游牧半定居转化成以绿洲农业为主的形态 。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创造这些绿洲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明的人们并不是当地四千年以前细石器文化乃至更早的那些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的后裔，而是一些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游牧部落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地区辗转南下，进入天山南麓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各个绿洲所创造出来的。他们从此定居下来，逐渐演化成了绿洲的土着居民，其文化的渊源虽然来自欧亚草原游牧文明，但定居于绿洲之后，由于农业及贸易的发展，其文明也逐渐脱胎于游牧文明而向农业文明转化并由此演进出独具特色的绿洲文明。
当西域绿洲进入到历史时期，亦即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由于地处亚洲中部和丝绸之路中段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欧亚大陆五大文明沟通交往的媒介，即除了前人所说的希腊—罗马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之外，通过这些年的深入研究证实，欧亚草原的游牧文明也往往借助西域绿洲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明进行交往 。因此，西域绿洲在欧亚大陆间不同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当中占据有非常独特的重要地位。
一、绿洲文明的萌发期，即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期：从半游牧半定居的部落联盟到绿洲城邦诸国的建立
所谓绿洲，是干旱荒漠地区的一种地理景观类型。在《辞海》中被解释为“荒漠中通过人工灌溉农牧业发展的地方；在《中文大辞典》中则被定义为“草木繁茂，色呈绿色之洲”或“沙漠中有水的地方”；在西方编的《地理学辞典》中，绿洲解释为“荒漠中泉水常流、土壤肥沃的地方”。 由于自然界绿洲的千差万别，有几个学者曾分别从不同学科角度给绿洲做过一些定义，如中国的韩德麟先生给出的“绿洲是干旱区人类对特殊自然环境——荒漠进行长期开发经营、以人工灌溉为依托并以农牧业开发为主体的地理区域，是干旱区所独有的人工生态景观” 。
绿洲大小不一， 有稳定的水源可以对土地进行灌溉适于植物生长，明显区别于荒漠景观；有适於植物迅速生长的温度，加上充足的灌溉水源，小麦、棉花、瓜果、等农作物都能生长良好。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边缘的高山山麓地带、甘肃的河西走廊、宁夏平原与内蒙古河套平原都有不少绿洲分布。绿洲是浩瀚沙漠中的片片沃土，它就像是沙漠瀚海上美丽的珍珠，镶嵌在沙漠里，闪烁着神奇的色彩。由此可见，水当之无愧地是绿洲文明之母。
绿洲的分类方法很多，可以从绿洲的功能、历史、区域、土壤、水文条件、形成方式等多个方面来划分绿洲的类型，古绿洲主要指历史上曾存在，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消失的绿洲，中国西北有很多曾经创造过历史文明的绿洲遗迹，最着名的有孔雀河下游的楼兰绿洲、疏勒河的锁阳城、黑河中游的骆驼城及其下游的居延海等。老绿洲是指形成已有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历史、目前仍然保留的绿洲，这种绿洲比较普遍，吐鲁番高昌故城所在的绿洲就是这样一座古老的农业绿洲。
吐鲁番盆地位于今天新疆东部的天山南麓，亦即古代西域的东部，盆地内的绿洲也就自然归属于新疆东部绿洲的类型，即由于盆地所在的东天山地区缺乏大型的冰川河流，所以这一区域的绿洲分布范围较为集中且面积不大，似乎无法和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由大川大河滋润的大绿洲相比。但由于吐鲁番盆地所处的独特地地理位置和非常稳定的自然环境，使得吐鲁番盆地的绿洲文明生生不息地存在了近四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和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已经衰亡的大绿洲，如孔雀河流域的楼兰绿洲、尼雅河流域的精绝绿洲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同样，由于吐鲁番绿洲地处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已经消亡和仍然存在绿洲都处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历史和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可以将吐鲁番绿洲视为整个西域绿洲的一个缩影。
二、绿洲文明的成长期：汉代——元末明初伊斯兰化以前的吐鲁番绿洲
位于吐鲁番绿洲的高昌一带是中原势力进入西域较早的地区之一。史书所记载的“高昌壁” 、“高昌垒” 不仅仅是座军事要塞，也是西域地区由汉朝势力开发建设成的一个小绿洲，是中原移民和西域土著共同开发、建设西域的一个典范。
在高昌的屯田不仅仅是一个移民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相互学习先进经验的社会发展过程。车师前国都城——交河城所在的交河绿洲，虽然面积较大，旱涝保收，且车师、匈奴、汉朝都在此经营绿洲农业，开荒屯田，但由于战略位置和力量对比等原因，最终只为车师人一家独享；而高昌在汉朝移民进入之前，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绿洲，这一点也可以从其附近的洋海墓地及遗址 、苏贝希墓地及遗址 、胜金店墓地 的发掘得到证实：三者都在今天高昌绿洲的周边，但在今天高昌绿洲的并未发现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遗迹。其原因在于高昌一带地势虽好，土地也平整肥沃，从胜金口宣泄而下的木头沟河水量充足，但要将这里改造成为适合人类生活耕作的绿洲还需要投入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大量的人力。因为木头沟河水一冲出胜金口峡谷就是平敞的平原，要想将水引到需要的地方去就需要修渠，而建立一个灌溉体系则需要更高超的专业技术；此外，每年夏季的洪水期又是对灌溉系统的一大考验！刚刚进入绿洲城邦制的车师前国尚不具备建设大绿洲的技术和经验。但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们却恰好具备这些条件！中原地区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兴修水利，在大流域范围内建设排灌系统，技术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是非常先进的。
汉朝与匈奴在西域争夺的结果是汉朝政府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重新全面掌控了西域并设立了西域都护 。该机构的建立，开创了中央王朝统治西域的新格局，不仅有专设的官僚机构统领汉朝在西域的军政事务，也为今后汉族及周边少数民族共同开发高昌地区奠定了基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此开始，中原势力逐渐在吐鲁番盆地站稳脚跟、发展，内地的汉族移民伴随着中原王朝的政权机构在吐鲁番盆地屯垦戍边。
高昌的发展脉络是从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并护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开始。由于北道靠近匈奴，为保障道路安全，在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设置了戊己校尉在吐鲁番屯田 ，下设屯田机构高昌壁，开始了在今高昌故城一带的屯田活动。这是“高昌”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有关吐鲁番盆地的历史记载当中 。在高昌壁的屯田一直持续到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由于中原大乱，车师国又被匈奴占领，屯守这里的中原军队撤回敦煌，高昌壁的使命就此终结，但可能有部分中原人因为种种原因滞留下来，使“高昌”这个地名从此延续下来，为后来的朝代所沿用。
到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了吐鲁番盆地，但这时戊己校尉的屯田壁改设在了柳中城（今鄯善县鲁克沁镇） ，高昌一带就成了前沿，在这里设置了保护柳中屯田的斥候之垒——“高昌垒” ，这就是高昌垒的由来。在东汉后期，生活在柳中城及高昌垒一带的中原人士逐渐增多并且稳定下来，和东汉末年中原的社会大动荡相比，这里相对稳定，成为人们躲避兵灾的一小块西方乐土，特别是河西、敦煌的氏族大家，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为躲避战乱，多整族迁往高昌，为后来高昌郡、高昌国建立奠定了民众基础。
东汉末年，凉州（今甘肃）大乱，西域亦绝。高昌逐渐进入今天所说的“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真的没人管，而是政府委派的官员逐渐世袭化、久任化、土着化，也就是说朝着自治化的方向演变。如中央王朝负责管理西域、高昌的戊己校尉就是如此演变的。
因此，魏晋时期的高昌地区，一方面由于中原动荡，政府失去了对这里的管辖，早期的军事行政单位“壁”或“垒”早已荡然无存；而另一方面由于世家大族的迁入，人口的不断繁衍，逐渐形成了实质上由高昌世家贵族领导的自治政府，使得高昌地区逐渐脱离军事驻屯区的“壁垒”，向城市化、郡县化过渡。这些变化为高昌建郡奠定了基础。
西晋晚期，王室内讧导致中原大乱十六年，史称“八王之乱”。这场战乱导致边防空虚，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氐、羯等乘机入侵中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是谓“五胡乱华”。西晋在大乱中灭亡，中国的历史进入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南方是东晋和宋、齐、梁、陈；北方是“五胡”的十六国。在这一时期，高昌正式建郡（东晋咸和二年，亦即前凉建兴十五年，公元327年），并先后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等八个割据政权的属郡。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首领沮渠安周为柔然所杀，北凉流亡政权灭亡，高昌郡也随之消亡。高昌郡大约存在了133年的时间。
高昌郡时期给吐鲁番绿洲带来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中原地区由于内乱的加深，对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绿洲控制力进一步削弱，而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对该绿洲的控制则进一步增强；此同时，随着高昌地区土着汉族势力的增强，独立的意识和外部条件逐渐走向成熟，为高昌国的建立夯实了最后的基础。第二件大事是在高昌郡的晚期，立国约550年的车师王，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及柔然游牧势力的联合军事打击，国家走向灭亡。从此以后，吐鲁番盆地内部走向统一，吐鲁番绿洲的历史也以高昌王国史的形式向后延续。
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首领沮渠安周为柔然所杀，北凉流亡政权灭亡。同年，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魏书?高昌传》云：“其称王自此始也。”传统史料也基本认为这年是高昌建国之始。从北魏承平十八年（公元460年）阚氏高昌建国，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麴氏高昌灭亡，高昌国总共经历了阚、张、马、麴氏四个地方割据小王朝，历时180年。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麴氏高昌王国为唐所灭，唐朝政府改置高昌为西州，将其纳入了和内地一样的府州制范围内，使之成为大唐王朝最远的一个州，意义非凡。唐朝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后移置高昌，至此，吐鲁番绿洲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和内地历史同步发展。高昌的老百姓在经过几百年的漂泊挣扎后，终于回归到母体文化之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不是由于唐朝的强大才使其然。
在唐帝国的有效经营下，包括西州在内的西域绿洲都欣欣向荣，华夏文明的光芒沿着丝绸之路撒布到欧亚各地，当时作为一个大唐国人是一件非常值得荣耀的幸事。但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结构性缺陷，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西域也逐渐失守。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西州为吐蕃攻陷，并再也没有能够回归唐朝。西州，这个大唐最远的边州一共存在了152年（公元640——792年）。随着西州的陷落，这里的中原文化也逐渐融入到由漠北迁来的回鹘文化当中，并为后来回鹘文化在西域的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西州陷于吐蕃后，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从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攻陷西州，到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人驱逐吐蕃占领西州的74年里，西州的历史是一片空白！既无明确的史料记载，也无这一时期的文物出现，可见摧残之严重。这也是古代吐蕃民族骁勇善战、开疆扩土的剽悍性格，曾令大唐、突厥、大食（阿拉伯）人都甘拜下风，但攻掠之处都是一片疮痍，既破坏了别人的文明，也未留下自身的文明。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位于漠北鄂尔浑河谷的都城受到另一支游牧民族——黠戛斯人的攻击，国破汗亡，余部纷纷南迁，其中一部的回鹘首领仆固俊，于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自北庭（吉木萨尔县北庭古城）取西州，立国于高昌城，史称高昌（西州）回鹘 。回鹘民族虽痛失漠北草原，但在西域实现了民族复兴。
高昌回鹘承袭了唐西州“四折冲府五县”的行政体制 ，遗留在高昌的西州遗民也融入到回鹘民族之中，吸收了汉文化的回鹘人使得高昌的华夏文明得以在吐鲁番延续开来。回鹘民族也从一个信仰摩尼教的草原游牧民族演变成为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绿洲农耕民族，高昌回鹘王国也成为当时中亚地区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抵抗西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宗教扩张的桥头堡。公元1332年左右，高昌回鹘归附于建立西辽的耶律大石。蒙古兴起后，高昌回鹘审时度势，摆脱了西辽的统治，于公元1209年臣服成吉思汗，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卷入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之间宗室战争的高昌回鹘王室被迫东迁甘肃永昌，立国约417年（公元866——1283年）的高昌回鹘王国灭亡。
叁、绿洲文明的成熟期——伊斯兰文明传入以后的吐鲁番绿洲
虽然宋代以后陆路丝绸之路开始衰落，西域绿洲以多种宗教代表的多种文明的社会形态为单一的伊斯兰文明所取代，战乱导致这里和中原、西藏、欧洲的联系近乎中断，再加上各个文明发展到这一阶段自身都遇到了文明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这便使得以吐鲁番绿洲为代表的西域绿洲多种文明集合体的结构在伊斯兰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发生倾覆解体，形成了和中亚其他伊斯兰文化区域融为一体的局面。
西域绿洲虽然地缘上通过河西走廊和中原接壤，同时也和中原王朝保持较为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但由于接收伊斯兰文明之后便缺少对异质文明——华夏文明的认同，华夏文明、印度文明等非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迅速弱化，导致此前曾经创造出辉煌无比的佛教文明的西域绿洲，其原有的文化迅速走向衰亡；而另一方面，由于这里是整个中亚最晚接受伊斯兰文明的地区，亦即是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地区，其伊斯兰文明的繁荣程度也从未达到波斯、中亚两河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高度，所以在这一时期的西域绿洲极少有能够代表当时伊斯兰文明发达水平的建筑、着作和人物。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这时起，西域绿洲本身开始壮大起来，不似以往只是被动地接受周边各个政治势力的操控，而是开始以自身绿洲的角度去考量与周边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向周边地区进行军事扩张，这在资源匮乏、人口极少，加之强敌环伺的前一个阶段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高昌回鹘灭亡后，其土地并入察合台汗国。明洪武二年（公元1370年）察合台汗国亡，这里又分裂为吐鲁番王国（今吐鲁番市一带）以及火州（今高昌故城一带）、柳城（今鲁克沁镇一带）等“地面”，“吐鲁番”这一新建城市和地名初次登场。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蒙古察合台汗国的后裔黑的儿火者继承汗位，这位伊斯兰化的蒙古首领热中于圣战传教，随后开始对高昌地区实行武力传教，高昌、交河、柳中等城池相继毁于战火。吐鲁番盆地的宗教文化发生了彻底的交替，自此，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和景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使多种文化信仰并存的高昌绿洲演变成为单一宗教的吐鲁番绿洲。但无论民族、宗教、文化如何变化，吐鲁番绿洲自汉代以来修建的水力水利设施非但没有被破坏，还在不同文化的民族间传承，特别是明清以后随着坎儿井技术的普及，吐鲁番绿洲面积扩大了数倍，使盆地的人口从汉唐时期开始就长期徘徊于四、五万人之间猛增了数倍 ，以至于在明代的一段时间内，吐鲁番当地的统治者还能够组建一支人数不少的远征军向东进发，控制了从哈密到甘肃嘉峪关及敦煌一带的广大地区，阻断了中亚各个向大明王朝朝贡的通道 。
四、结语
吐鲁番绿洲向外军事扩张的历史现象可以说以前是绝无仅有的，这和吐鲁番绿洲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水利制度、水资源的开采所带来的粮食增产、人口增加是密不可分的。
纵观整个西域绿洲的历史演变，我们也清醒地认识的：人类活动对绿洲的存在与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创造了绿洲历史上的辉煌，但也有可能断送绿洲的未来。在没有人类活动以前，绿洲一直在自然界干旱与风蚀的灾害中自我挣扎和飘摇，是结构简单、功能单一、抗灾害能力十分低下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正是绿洲内有了人类活动，逐步完善了绿洲的灌溉系统、改进了绿洲的植被类型、健全了绿洲的林网及系统灌溉系统，才使绿洲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多样，生态机能更强。可以说人类活动使绿洲焕发了勃勃生机。
与此同时，通过对考古及历史资料的研究中，屡屡可见由于人类过度活动而造成绿洲毁灭的迹象；如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绿洲、塔里木盆地的尼雅绿洲、丹丹乌里克绿洲等都已消亡在浩瀚的沙漠之中，今天盲目的人类活动更使绿洲面临着空前的危险，近几十年已有一些绿洲消亡和正在退化的事件发生。人类活动的盲目性主要在于它对资源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绿洲的资源再生能力。人类活动对绿洲的影响还有更广泛的方面，譬如人类对与绿洲相关区域环境的干预（如山区涵养林破坏等）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山区冰雪异常融化等都能波及绿洲。
高昌绿洲可以说是西域绿洲极具代表性的缩影。研究西域绿洲的变迁，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今天研究高昌绿洲的变迁历史也是希望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今天整个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周缘各个绿洲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为建设中国的新疆，新疆各族人民的新疆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借鉴。
作者：戊己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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