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组按：本文系项目组成员汪舒明撰写的中文论文，题目为“大屠杀记忆在捍卫以色列中的战略性运用”，发表在《世界民族》上。
大屠杀记忆在捍卫以色列中的战略性运用
汪舒明
内容提要：大屠杀影响了犹太民族认同的塑造，并带来了基督教和犹太人之间道义资本重新分配。大屠杀记忆由此在国际政治话语斗争中有了战略性意义。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以大屠杀劫难为由，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描绘成“受害者”，要求获得特殊对待。对于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政治对手，则通过将之“指认”为“纳粹”或“法西斯主义”，来加以妖魔化，并否定其合理的政治诉求。对于那些以色列占领政策的批评者，则往往将之贴上“反犹主义”标签，施加舆论压力。即使在犹太民族内部，对于沉迷和滥用大屠杀记忆的倾向也存在着许多担忧和批判。
关 键 词：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性运用
集体记忆（尤其创伤性的记忆）广泛地渗入群体认同和社会规范的塑造进程，也影响着群体间道义与合法性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广泛影响社会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由此，集体记忆的塑造和展现就有了战略性的意义，成为政治话语斗争中的常用武器。在20世纪所有的创伤性记忆中，纳粹大屠杀（贬辞濒辞肠补耻蝉迟，以下简称“大屠杀”）因其本身惨绝人寰的特性，施害者与受害者在道义和力量方面彻底的不平衡性以及美国犹太人强大的舆论塑造和传播能力，而成为西方社会记忆文化热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屠杀记忆带来的群体认同效应，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因大屠杀而形成的道义资本新分配，及其在西方社会成为一种衡量善恶的强有力的标准和象征，使得大屠杀足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战略性武器，在政治辩论中的用以意义架构、政治动员，以及打击或抹黑政治敌手。支持和捍卫以色列，就是运用大屠杀记忆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一。本文尝试评析以色列及其美国国内的支持者运用大屠杀记忆以支持和捍卫以色列的话语政治实践。
一、“受害者”的国家
大屠杀带给犹太民族的劫难、幸存者的悲惨命运拷问了西方世界的良知，为锡安主义事业赢得了广泛同情。大屠杀所展现的无权状态的悲剧性命运也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道义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大屠杀悲剧与以色列的建立、生存之间确实存在关联，甚至是一对“孪生兄弟”。这种关联通过国家纪念、教育、媒体、文艺、公众人物的话语等方式广泛体现在以色列的主流社会政治文化中，以色列本身的国家身份的界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界定其与大屠杀的关系而建构。早在1951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纪念大屠杀的决议，确定了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日期，该日期先于以色列独立日（Yom Ha-Atsma-ut）一周。这样一种时间选择使得大屠杀受难与民族重生前后相继，形成逻辑和情感上的关联：“以色列的再生正是出自大屠杀的灰烬，这是希望对绝望的象征，也是拯救对毁灭的一种象征 ”。 同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等人就支持一项动议，要给予大屠杀受难者以色列荣誉公民身份 。
锡安主义运动以及以色列领导人也经常通过唤起大屠杀记忆来为以色列获取同情和支持，并为以色列的政策辩护。本-古里安积极推动审判艾希曼 就鲜明体现了以色列早期领导人对大屠杀记忆的政治化利用。对艾希曼漫长的审判过程，一方面全面展现了欧洲犹太人在无权状态下的彻底无助状态；另一方面成为以色列人体验和确认主权和权力的象征。以色列万里缉捕纳粹凶犯，并在以色列的法院加以公审，这一事件本身宣布了犹太人的血再也不会毫无抵抗地白流，屠杀者不论多么强大，都将被捕并受犹太人的审判。 本-古里安给其国民以及国际社会上了一堂目标精心设计的历史课。他要人们接受的主要教训，就是以色列获取并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在审判前夕以色列独立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将以色列与古代以来的犹太民族的英雄主义相关联。而审判后，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位明显提升，国民的安全意识和军国主义精神也大为提升。正如下文将要论及的，这一审判的另一重目的是证明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与纳粹之间的关联。1963年初他给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封长信也运用了大屠杀记忆。当时，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的举动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和担忧。在信中，本-古里安写道，“……我记得，四十年前，希特勒曾向世界宣告，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毁灭整个犹太民族。而欧洲和美洲的文明世界，对这一宣言报以冷漠和平静。结果就是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大屠杀。”他还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必将导致以色列人的彻底毁灭。
立场相对温和务实的工党领导人尚且如此，右翼的以色列领导人在对大屠杀记忆进行政治运用上就显得更加明显了。以色列首任右翼总理贝京的整个政治生涯就染上了浓厚的大屠杀色彩，以至于被视为有典型的“大屠杀综合症” 。一旦涉及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或者需要为以色列咄咄逼人大棒政策辩护，他的发言通常会提及大屠杀。1978年，为推动阿以和平进程，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贝京陪同他参观了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并向萨达特讲述了以色列标准的大屠杀教训：“没有人会来救我们，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因此，我们这经历了灭绝和重生的一代人发誓：将我们的国家置于险境的情况将永不再演，我们也绝不会再任由我们的敌人将我们的妇女和孩童置于死亡之火。” 1982年，以色列因入侵黎巴嫩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而贝京则不断重复其前任一再提及的论调进行回应：大屠杀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失去要求以色列回应其行为的权利。
2009年9月2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也同样体现出以色列政府运用大屠杀记忆为以色列辩护的努力。近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以及过度使用武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道义抨击，而致力于发展核技术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则一再宣称的大屠杀历史是个谎言、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去等激进话语。针对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面临的不利环境，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先阐明联合国的中心使命为防止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令人恐怖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伊朗领导人否定大屠杀历史的言论挑战了联合国的这一使命。他用很长的篇幅反驳了伊朗领导人对于大屠杀历史的否定，并赞扬那些反对伊朗领导人极端言论的国家坚持了道义立场，指责那些听取这些言论者可耻。接着，他将伊朗政权描绘成一个仍处于9世纪野蛮专制状态的国家，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将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他这样说道，“如果这种最原始的狂热主义能获得最致命的武器，历史的进程就可能在某一时刻逆转。就像对纳粹姗姗来迟的胜利一样，进步和自由的力量只有在人类付出可怕的鲜血和财富的代价后，才能获得胜利。……（联合国）最紧迫的挑战就是防止德黑兰独裁者获得核武器。”接着，他又抨击联合国对哈马斯长期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无动于衷，并将这种袭击与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用火箭弹袭击英国做了类比。“向一国的平民发射数以千计的火箭弹，历史上只有一个先例。这发生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向英国的城市发射了火箭弹”。 这一篇演讲将伊朗政府和哈马斯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从而将之描绘成专制、暴虐、危险的力量，将以色列描绘成和平、文明的国家。他要求国际社会要尽快起来反对前者，否则，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人类将付出惨重代价。
在美国的一些右翼犹太组织中，通过唤起大屠杀记忆进行招募或动员也成了一种有效的策略。最为典型的是正统派拉比梅尔?卡汉（Meir Kahane）模仿黑人民族主义者建立的“犹太防卫联盟(The Jewish Defense League)” ，该组织70年代初的一份介绍其目标的宣传单封面上，印着一名犹太孩童在纳粹的枪口下举着双手战战兢兢前行的图片，封面标题为“永不重演” 。这幅广为传播、众所周知的图片正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任人宰割的典型象征，而“永不重演”的口号则象征着犹太人拥有权力以自卫的决心。
对于以色列政治化运用大屠杀记忆为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辩护的做法，“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领导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也是支持的。在这些组织看来，由于大屠杀，以色列应该受到特殊对待，其所有行为也应被允许。 运用大屠杀记忆为以色列获取道义资本的做法，在美国犹太人中也是常有的事。1978年，《大屠杀》系列电视片在美国的播出选择了贝京即将访美，而美以两国此时正因美国向沙特军售问题闹得不可开交，限于低谷。 为阻止美国向沙特出售战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向每一个国会议员送了一盘《大屠杀》系列片的录像。这一行为隐藏着这样一个历史类比，即向沙特军售将危及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以色列将因此可能面临新的大屠杀。“反诽谤联盟”（ADL）也向致力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对话的“基督教和犹太人全国大会”建议，要求该组织对于大屠杀的活动与犹太人当下的立场（尤其以色列）建立起联系 。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行政部门数度提出要“重估”美以关系，但一提“重估”，大屠杀话语就会滚滚而来 。
美国大屠杀幸存者的聚会和大屠杀纪念活动，也经常成为表达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时机，而幸存者也经常成为美犹之间就美以关系进行沟通的中介。1983年，里根在为建造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而移交地产的仪式上向当时在场的幸存者宣布，“你们在这里和在以色列的安全天堂将永不受损”。 有影响力的幸存者也经常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美国政要施加压力。2010年5月4日，奥巴马为推动巴以和谈，在白宫宴请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瑟尔（Elie Wiesel）。而威瑟尔则向奥巴马大谈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对犹太民族的重要性，他反对奥巴马在定居点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他说，“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分钟里，我们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当他向奥巴马指出以色列不能再次经受劫难时，奥巴马向他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承担完全的责任。 在2008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伊朗核危机成了高度关注的问题。以色列驻美大使将伊朗核危机与纳粹主义相比拟。他将伊朗领导人描绘成充满邪恶的独裁者，并称：“如果这儿（大屠杀历史）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漠不关心时，一个嗜血成性的独裁者就可以制造大规模杀戮，压制自由并使整个世界置于危境”。
这种以大屠杀历史为以色列辩护，并要求以色列可以获得特殊对待的立场，其理由就是犹太民族因大屠杀劫难而必须给予补偿。正如著名学者丹尼尔?古德哈根（Daniel J. Goldhagen）向基督教、尤其天主教所提出的政治补偿要求：
“政治补偿之债因某些国家、机构和个人对犹太人施加的政治损害而明显形成，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因需要向政治上脆弱的犹太人提供政治援助的道义责任而产生。损害或者摧毁犹太人的政治能力和地位的国家和机构有责任去加以修补。道义和政治之债作为一种原则，是显而易见而无可辩驳的。”。
而他具体所指的政治补偿就是要求支持以色列。在他看来，基督教会的行为若削弱了以色列国的根基，并使其公民的生命及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政治责任。另一名著名的犹太裔法学家艾兰?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则进一步提出犹太人应该获得类似于非裔那样的“肯定性行动” 以作为历史补偿。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欠奴隶、大屠杀以及其他人为的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某种特殊形式的“肯定性行动”。 实际上，这种“补偿论”在基督教内部也获得了不少支持者。
二、指认“纳粹”和“法西斯主义”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巨大灾祸，使国际社会对之深恶痛绝，谈之色变。经历了损失空前的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极端、邪恶、憎恨、暴力、专制和恐怖的代名词，而在国际社会完全丧失了道义和政治合法性。“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也从此成为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范式。在法西斯主义一度泛滥的欧洲大陆，欧洲身份认同重构的新方向就是与这一黑暗的过去决裂，将欧洲建成一个基于基督教理想和启蒙精神的“规范性权力”。美国的政治学界和舆论界则发展出了一套对于“极权主义”（罢辞迟补濒颈迟补谤颈补苍颈蝉尘）的话语，用以指称纳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这些最让其厌憎、恐惧的意识形态敌手，将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视为“非美”（鲍苍-础尘别谤颈肠补苍）的异端。
战后世界政治中的这一变化，使得相互指认“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也成了阿以冲突中的双方支持者在舆论战中常用的意义架构工具。通过“揭露”对方的所言所行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或将两者进行历史比附，可以抹黑对手，并将自己描绘成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作为大屠杀最大的受害者，犹太民族自然倾向于运用这种历史类比和关联，来为自己争得道义支持。在艾希曼审判中，以色列官方就努力想向世界证明和展示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与纳粹德国的关联。审判前，以色列警方还建立了一支特别分队，以调查二战期间耶路撒冷穆夫提（Mufti） 胡塞尼（El-Husseini）与纳粹德国的往来以及他对纳粹灭绝犹太人政策的推动。媒体也对此积极报道，甚至有媒体宣称，大规模灭绝欧洲犹太人实际上受到了穆夫提的鼓励，而且，他本人是艾希曼最重要的协作者。负责审判艾希曼的以色列法官也投入大量时间以盘问穆夫提所扮演的角色。 在《持久的和平》一书中，内塔尼亚胡全面地描绘了穆夫提与纳粹高层的交往，合作，支持并在阿拉伯人中广泛传播纳粹思想，积极推动纳粹屠杀机器的运转，到处抗议德国某些官员试图让一些犹太人逃离的计划。在战后，阿拉伯世界还将纳粹分子视为英雄，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甚至请他们做顾问。他还揭示了其他许多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对纳粹主义的欣赏和支持 。
1967年夏，在阿以危机再次升温时，以色列左翼大报《国土报》发表的文章将埃及总统纳赛尔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并将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艾西科尔比作（对纳粹实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该报还连续发文提醒以色列人，纳赛尔的意图其实跟希特勒一样，都要灭绝犹太人，以色列再次面临大屠杀的危险。还有评论家甚至直接宣称，“对于我们而言，纳赛尔就是希特勒”。 在内塔尼亚胡看来，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也“贪婪地继续着穆夫提的传统，始终如一地与新老纳粹分子合作，这些纳粹分子很自然地发现自己的目标和方法还很得人心” 。
这些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看法在以色列几乎人所共知。这种描述实际上使阿以之间争夺巴勒斯坦主权的民族斗争转化成了犹太人与纳粹主义斗争的延续。不断提及这种看法，也就不断提醒以色列人，敌人不会放弃灭绝犹太人的邪恶意图，以色列始终面临着大屠杀的危险，尽其所能地去消灭这样的敌人也就显得非常正当了。由此，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人就很可能被视为“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
这种对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的描述和看法，即使在美国犹太人中也很普遍。“反诽谤联盟”主席福克斯曼在《永不再演》一书中，同样也描述了纳粹主义影响中东的图景。甚至特意提及了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自1963年以来在阿拉伯世界一再重印再版。 最近对于这种关联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杰弗瑞?赫夫（Jeffrey Herf）所著的《纳粹对阿拉伯世界的宣传》。该书对二战期间美国驻开罗大使馆收集的纳粹的阿拉伯语短波频道的广播内容进行了概括整理。该书指出，纳粹的宣传在阿拉伯世界受众很广，“实际上所有有收音机的阿拉伯人都听来自柏林的广播”，纳粹的反犹宣传在中东引起了广泛共鸣，并深受阿拉伯领导人的赞赏 。在他看来，纳粹与其穆斯林世界的合作者在价值观上相同，而纳粹的宣传则进一步推动了纳粹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的进一步融合。尽管纳粹的阿语频道历时只有短短数年，但却是政治伊斯兰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最近几年经常被比作希特勒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就是伊朗总统内贾德。他推动伊朗核项目，发表反犹反以激进言论，以及召开大屠杀否定者国际研讨会等做法都明显挑战了二战以来西方塑造的对于大屠杀和纳粹主义的历史观，也在犹太人中间重新激起大屠杀的记忆和想象。一位学者就此评论道，“就像希特勒致力于通过屠杀犹太人‘解放’人类那样，内贾德相信，他也可以通过用武力摧毁以色列而‘解放’人类”。 另外，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也屡屡被比作希特勒。如2011年3月2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前这样说，“希特勒先开始征服世界，而后开始研制核武器。哈梅内伊的顺序是与之相反的”。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和偏见高涨。一些保守派学者和评论家进一步将伊斯兰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新保守派元老诺曼?波德霍雷茨就将西方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冲突定义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并将伊斯兰主义化约为一种新型法西斯主义，即伊斯兰法西斯主义（Islamofascism）。赫夫也认为激进伊斯兰主义与纳粹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历史上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变种 。
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领导人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其后果就是全然否定巴勒斯坦人正当、合法的民族权利，也导致在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理性探讨变得非常困难。任何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进行合理辩护，或者与之接触沟通的行为，即使来自犹太社团内部，都很可能会被视为与魔鬼共谋，很可能导致来自犹太右翼的激烈反应和抵触。
当然，这一记忆武器并非犹太人独有和独享。阿拉伯世界在明了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后，就转向舆论战。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和行为，也经常被巴勒斯坦人比附作法西斯行径。以色列军队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甚至在一些充满普世人道主义情怀的左翼犹太人中间也饱受诟病。他们看到了一种可怕的角色颠倒的图景：大屠杀苦难的合法继承人自己转化成了“德国人”，而据说为纳粹转世的阿拉伯平民则完全变成了此种暴行的受害者 。
叁、“反犹主义”标签的重压
由于反犹主义与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关联，而且西方基督教世界为此对犹太民族带有深刻的同情、愧疚、补偿的心理，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因此都很担心被贴上“反犹”、“排犹”的标签。在另一方面，出于对反犹主义的厌憎和恐惧，一旦发现公开的反犹主义，犹太人就可能对之群起而攻之。由此，反犹主义标签就成了一种捍卫以色列非常有效的武器。在现实主义者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著作中，乱扣反犹主义帽子都被视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常用的最强有力、最可怕的武器。有学者就此评论，“反犹主义的指控是一个人在美国攻击某个人最强有力的侮辱性言词之一，而且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要让自己被这样的言词抹黑。毫无疑问，对被称为“反犹分子”的恐惧，使许多人缺乏勇气对以色列的行为或美国对其支持的价值持保留意见。 ”
在何种程度上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应该归入反犹主义，这在美国的犹太人/非犹太人、保守派/自由派之间存在明显不同的界定。自由派非犹太人或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锡安主义以及以色列的任何政策或行为可以免于道义批判。而且，评判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和行为并不等于否定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主流的基督教会一方面确认以色列地对犹太民族的中心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坚持巴勒斯坦人有权利在他们自己的民族家园中和平安全地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巴勒斯坦人集体生存权利以及“圣地”对于三大宗教的神圣性都应当获得尊重。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对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以及非人道的占领政策也越来越持批评态度。西方的类似批评在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是一种许多以色列人也会认可的合法批评 。但是，即使这些富有人道关怀的主流教会组织也非常担心被指为反犹主义。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所属的专门致力于推进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之间合作与了解的“基督教—犹太人关系委员会”，其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就十分敏感谨慎，怕别人指责其活动与出版物有反以色列内容或对犹太人的关切无动于衷 。
而犹太人总体上将以色列看作犹太民族集体存续的主要标志，因此，倾向于将更广泛的批判以色列的言行视为对犹太民族集体生存的否定，而其中的民族主义者则对此种批判更加敏感。古德哈根就认为，任何对犹太人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的否定就是反犹分子，任何致力于对犹太民族进行政治补偿的机构和民族都不应进行“削弱以色列根基，使之存在及其许多公民生命受威胁”的举措 。但问题在于，一些以捍卫以色列不受批判为己任的民族主义分子，故意混淆批评以色列政策和否定以色列合法生存权利之间的区别。20世纪后期以来，犹太“防卫”组织对于何为反犹主义的界定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对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的批评视为敌视和憎恨犹太人的伪装，是“新反犹主义”的主要特征 。在他们看来，通过否定大屠杀来否定锡安主义和以色列本身的合法性，这当然也是新反犹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任何否定大屠杀都隐含了重演大屠杀的期许，即消灭以色列” 。否定大屠杀、反对锡安主义、毁灭以色列这三者因此构成了新反犹主义的铁三角。当然，犹太人中的温和派，尤其那些自由派或左派，并不赞同这种将反以和反犹混为一谈的倾向。如美国学者威廉?布鲁斯坦就认为，“反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政策并不一定导致反犹” 。
即使美国社会中偶尔出现对以色列政策进行大胆质疑和批评的“勇敢者”，也很可能遭到以色列支持者的施压和围攻，而且很可能孤立无援。1957年春，艾森豪威尔在电视讲话中尖锐抨击以色列对联合国决议的抵制。结果来自支持以色列的电报和信件潮水般涌向白宫，大多数来自犹太人。国务卿杜勒斯抱怨，“我们简直招架不住了，因为本国的新教徒毫无支持的表示，我们接到的全是犹太人的猛烈攻击”。 近年来最为典型的是前总统卡特和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等人的遭遇。2006年，卡特出版了《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中文版书名为《牢墙内的巴勒斯坦》）一书。卡特在数次访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后，为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深感震惊。他在书中指出，“……以色列继续控制巴勒斯坦土地，将之变成殖民地，一直是谋求圣地全面和平协定的主要障碍。以色列军队剥夺了巴勒斯坦不甘愿被统治的人民基本人权。” 他还指出，沙龙政府修建的“防卫墙”，实际上成为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隔离的“牢墙”。该书刚一出版，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天主教徒）未曾阅读就同卡特划清了界限，说卡特的观点不代表民主党。其后，亲以势力对卡特进行抹黑和攻讦，指责他“撒谎”、“偏执”、“反犹”。反诽谤联盟在报章上大登广告，指责卡特“歪曲事实”“污蔑犹太人”和“反以色列”。小布什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新保守派重要成员埃利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也专门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责卡特不顾巴勒斯坦人生活改善的事实，无视巴勒斯坦恐怖活动对以色列的威胁，故意妖魔化以色列。 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还策动卡特中心的14名犹太裔顾问集体辞职抗议。 另外，卡特中心收到的捐款也明显减少。而且，卡特本人与犹太组织为此纠葛不断。
几乎同一时期，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英国《伦敦书评》以及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网站上发表了对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和报告。该报告和文章指出，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塑造了美以亲密关系，使美国的中东政策严重偏离美国国家利益而向以色列倾斜，同时却宣称美以两国利益根本上一致。报告发表后，以色列的支持者指控两位作者为反犹分子。“反诽谤联盟”抨击该报告为“典型的反犹分子的犹太阴谋论的分析”，将引起对于犹太人权力和控制的谣传 。该组织还专门致信《伦敦书评》编辑部指控两位作者。而新保守派重要成员、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埃利奥特?科亨（Eliot A. Cohen）则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直接将该文定性为反犹，并以自己的儿子正在伊拉克前线为例表明自己忠于美国 。罗斯?维斯（Ruth R. Wisse）认为该报告与1878年在德国流传的反犹传单《犹太人对德国的胜利》无异，并且是对美国公众的攻击 。阿伦?德肖维茨则认为作者动机可疑地影射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甚至更忠于以色列。还有人提出，犹太人在这场辩论中成了替罪羊。肯尼迪学院的重要捐助者罗伯特?贝尔福（Robert Belfer）还要求禁止沃尔特使用他所捐助的讲席的头衔和资金。卡特在美国德高望重，美国主流媒体中还能见到不少卡特本人及其支持者的辩护文章。两位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担心被指认为公然讨论犹太阴谋论，担心被指认为反对以色列，担心纵容了反犹主义言论，美国主流媒体在开始时基本选择了沉默。
批评以色列者一旦被定为反犹分子，所受到的绝不仅仅是口诛笔伐。批评以色列的媒体会受到抗议，承受巨大的压力。批评者的公共活动将受到阻扰，其学术、政治生涯，甚至商务活动都可能遇到巨大困难。遍布全国各地社区和校园的亲以组织还会将他列入“敌人名单”，长期关注，穷追不舍。这些策略在政治上非常有效，保罗?芬德利就此总结道：
“你只要连续几次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就会遭到沉痛和残酷的报复，由于某一部分或几部分以色列院外活动集团的压力，你甚至会丧失掉生计。各届总统害怕它。议会遵照其旨意办事。有声望的高等学府极力避免它所反对的学术项目和奖学金。新闻界的大亨和军界首领也在它的压力下俯首折腰” 。
结 语
无论在美国还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支持者通过大屠杀记忆构建和强化了一种我们/他们，善/恶，受害者/施害者，追索权利/历史罪责的区分和话语，通过唤起恐惧、同情和愧疚，维系和动员起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还以“反犹主义”这一标签压制着美国国内对这一信条公开或潜在的挑战者。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难以从过往历史的创伤经历中全然超脱出来，而且，创伤记忆经常被政治行为体用作理解、阐释当下处境的棱镜，或为当下的某种政策和立场提供合法性基础。但是，沉迷、煽动或滥用某种创伤记忆，以至于形成“历史禁锢想象”或“过分通则化”现象，则并非健康有益的社会政治实践。
即使在犹太民族内部，对于沉迷和滥用大屠杀记忆也存在着多种批判和反对的观点。其中受到最多批评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煽动集体悲情，毒化民族心灵。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扎克?B.辛格一方面谴责纳粹暴行，另一方面又拒绝煽扬集体悲情，拒绝将大屠杀记忆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和道德资本。在短片小说《旅游巴士》中，他描写了一位犹太幸存者，动辄用“反犹分子”、“纳粹”、“集中营”谴责包括其丈夫（基督徒）在内的其他人，引起一同出游的所有同伴的不满。对于此种言行，辛格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责难道：“夫人，您的所作所为对犹太人的伤害，超过了所有反犹主义。 ”
第二、导致犹太人迷信和滥用权力，产生新的非正义。大屠杀记忆留下的心灵创伤使犹太民族习惯性地恐惧和过度警惕，使之倾向于以绝对优势的权力追求“绝对安全”。在著名犹太神学家和大屠杀学者迈克尔?布伦鲍姆（Michael Berenbaum）看来，权力并不带来绝对安全，也不能真正消除犹太人的脆弱感，而且权力使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 还有学者批评受害者意识使以色列右翼自我正义感膨胀，导致其不顾责任，在巴以冲突中过度使用武力；也导致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的批评，变得难以与周围世界理性对话。如自由派学者托尼?朱迪（Tony Judt）就抨击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像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是种族主义。《新共和》文字编辑雷昂?维瑟尔迪亚（Leon Wieseltier）也发表题为“希特勒死了：反对部族悲情”的文章，严厉抨击以大屠杀来阐释和解读本质上为土地争议的巴以冲突。 一些犹太学者出于对滥用权力之危险性的认识，抨击过度渲染大屠杀历史悲情的做法。一种典型的表述就是：“记忆在群体意识中的角色必须慎重考虑。……如果我们通过将大屠杀变成犹太人标记性的体验，恭敬地接纳对于我们自身为受厌憎的贱民的定义，那将成为希特勒死后更大的胜利”。
第三、挤出其他记忆和遗产。一些犹太学者对美国犹太社团在大屠杀教育中投入过多的资源深为不满，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排挤了犹太民族历史上的其他方面，导致了民族记忆受到压缩。犹太教正统派尤其反对将大屠杀记忆作为犹太历史和传统的焦点，甚至使之转化成某种宗教象征，从而挤占宗教在犹太认同中的空间。另一方面，正统派还担心大屠杀记忆的扩展还将导致对上帝和犹太教信仰的怀疑主义泛滥。 无独有偶，著名的左派政论家雷昂纳德?费恩（Leonard Fein）则指出，过度强调大屠杀记忆，必将使犹太认同的其他成分受到排斥。“大屠杀既不是犹太生活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奥斯威辛不是我们的中转站，……既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有趣的事。……西奈……才是。 ”
第四、商业化利用。在《大屠杀产业》一书中，激进左派学者诺曼?芬克尔斯坦除了揭示了大屠杀记忆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为美国和以色列强权服务的特性外，还猛烈抨击了少数犹太组织将之用作牟利的工具，从欧洲国家获得数额庞大的赔偿。他甚至将一些负责向德国和瑞士等国索赔的美国犹太组织视为敲诈团伙。
（汪舒明，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邮编：200020）
Strategic Usages of Holocaust Memory in Defending Israel
Wang Shuming
Abstract: Holocaust influenced Jewish people in reshaping their identity, and resulted in a re-contribution of moral capital between Christian and Jewish people. Thus, Holocaust memory was bestowe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ussle. Israel and her supports depicted Israel and Jewish people as “victim” by the suffering during the Holocaust, and claimed a special treatment. Those political adversaries, from Arabic or Muslim world, would be identified as ‘Nazi’ or ‘Fascist’ to demonization, and their reasonable political appeals denied. Those critics of Israeli’s occupation policy, would be frequently labeled as ‘Anti-Semite’ and bear on public pressure. Much uneasiness and dissidence to the obsessing and misusing of the Holocaust memory presented even among the Jewish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