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本文认为在实事求是，尊重现实，尊重历史的原则指导下，可采取两步走的处理方法。第一步是确定高句丽在现在国别史中的位置，即以现今国界为基本框架，在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都要写入高句丽史，但所写地区，各有侧重，时间长短，也有区别；以此定位，就中国而言，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就朝鲜半岛而言，高句丽族又是半岛民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高句丽政权是半岛北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权。第二步是确定高句丽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位置，认为汉唐时期历代中原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所包含的主要是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则是历史上的羈縻、藩属体制，以此定位，高句丽政权则是中原政权的属国；因此在将高句丽历史分别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时，都应该把这种羈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如实地写进去。
关键词：高句丽；国别史；管辖册封；历史定位
基金项目: 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大招标项目(10&ZD085); 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作者介绍: 魏存成，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文学院考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东北历史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汉唐期间，中原政权由统一走向分裂，由分裂又走向新的统一，在此大动荡、大整合的背景下，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民族兴起，并建立了与其民族名称相同的政权，该政权不断壮大，最后占据了西至辽河、南到朝鲜半岛中部之广大地区，对整个东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民族和政权就是高句丽。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和政权，如何恰当地处理和确定其历史定位，便成为各国学者讨论、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这些年来学术界讨论很多，提出了很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和看法，有的已经辨明，取得了共识，有的相互缠绕，一时还难以统一。笔者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对此研究不多，通过学习大家的讨论，想从现在史书编写、当然也包括考古书编写的实际操作出发，谈点处理意见和想法，供大家参考。具体而言，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确定高句丽在现在国别史中的位置，即高句丽的历史应该写入哪国的历史中，第二步是确定高句丽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位置，即在现在国别史中如何写的问题。
一、高句丽在现在国别史中的位置
高句丽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民族和政权，不管其历史多长、疆域发展到什么地方，如果是对其进行单独的专项研究，则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制，写出的是一部完整均衡的高句丽史。我们这里要说的是，高句丽政权的疆域跨越了今天的中朝两国，南边还有一小部分到达了韩国，如果编写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高句丽的历史应该写入哪个国家的历史中？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历史边疆理论的基本问题，对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断断续续讨论了几十年。通过学习、比较，我同意这种原则：在通常情况下，应以今天的疆域为基本框架，只要是在同一国疆域之内，历史上的所有地区、所有民族及所有政权的历史都属于该国的历史。以图们江和鸭绿江划分的中朝边界，自明清以来已逐步明确，因此确定高句丽在现在国别史中的位置，就应该以此为基础去进行讨论。
1、高句丽族兴起于中国东北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称谓，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其间还曾被作为中原政权所设置的地方机构县的名称。高句丽政权，自汉至唐，在鸭绿江两侧的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半部持续了七百年之久，而高句丽族的历史，更早于政权。
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于其地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郡治位于原卫氏朝鲜中心所在、即今平壤之地，自始至终四百年从未改变。玄菟郡则不然，它先设在沃沮城，其地点现学术界多考证在朝鲜东北部之咸镜南道咸兴 ，之后不久即内迁，此记载见《三国志?东沃沮传》，其曰“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丽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是也。沃沮还属乐浪。” “后为夷貊所侵”的具体时间，《后汉书?濊传》有明确记载：“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 昭帝始元五年，即公元前82年。此次玄菟郡内迁的地点，《三国志?东沃沮传》记为“徙郡句丽西北”，《后汉书?东沃沮传》记为“徙郡于高句骊西北” ，而《后汉书?濊传》记为“玄菟复徙居句骊”，二者有所不同，前者所言“句丽”、“高句骊”是指高句丽族，后者所言“句骊”，或是指高句丽族，或是指玄菟郡所辖的高句丽县。《汉书?地理志》所记玄菟郡的设置，正是此次内迁之后的情况,而且记载玄菟、乐浪两郡所属居民“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玄菟郡所辖除高句丽县之外，还有上殷台、西盖马二县，而首县是高句丽县，东汉末年应劭特为其作注曰：“故句骊胡。”此“句骊蛮夷”、“句骊胡”，同样是指高句丽族而言。据文献考证及近年考古发现，玄菟郡此次内迁之地及高句丽县所在，被确定于辽宁省新宾县境内之永陵镇附近 . 。当时这里同样有高句丽族居住，但是高句丽族的活动中心并非在此，而是在其东南、即今高句丽早中期遗迹保存最为集中的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的辽宁省桓仁与吉林省集安一带，此地同属高句丽县管辖。
高句丽族的起源，学术界多认为是貊族，其主要依据是《汉书?王莽传》和《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汉书?王莽传》记王莽曾发高句丽兵伐胡，高句丽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严尤奏言：‘貉（同貊—引者注）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三国志?高句丽传》记：“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又有小水貊。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后汉书?高句骊传》的记载更为直接：“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据考证，此“大水”，即今鸭绿江，汉西安平县，即位于靉河河口的靉河尖古城，城内已发现汉五铢钱币和“安平乐未央”铭文瓦当 ，“小水”，即今靉河。对于古代貊族，有学者考证推定，貊人原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或一部分迁徙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鸭绿江流域，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份 。
2、传说记载高句丽政权创始者出自其北邻夫余，同样在我国东北境内
依上述《汉书?王莽传》所记，高句丽政权在西汉末已经存在，那么高句丽政权是如何建立的呢？对此，在古代碑刻、文献中连续存在着一个相同的传说。该创始传说，最早见于闻名中外的好太王碑，该碑立于公元414年，之后又见于集安冉牟冢题记，但都是寥寥几句 。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则记载得相当详细，达三百多字 。几百年后，公元1145年高丽作家金富轼撰《三国史记》，又增加了不少细节，其中高句丽政权创建的具体时间也首见于此书，即“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公元前37年） 。尽管如此，其基本内容仍可看出是抄自《魏书》。
该传说记载高句丽政权的创始者朱蒙，原是夫余王子。他英勇善射，受到其他王子排挤迫害，则携友自夫余南下，中渡大水，摆脱追兵，后又收纳三位贤士，至沸流水立国称王，并降服该水上游“累世为王”的沸流国，便立稳足根，开始向外发展。此沸流国，学术界多认为是《三国志》、《后汉书》高句丽传中所记的涓（消）奴部，而朱蒙建立政权所依靠的当是桂娄部 。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汉玄菟郡已有高句丽县之建置，所以高句丽政权的名称应是直接从高句丽县而来。对此，13世纪高丽作家李承休所著《帝王韵记》也明确记朱蒙“以高句丽县名立国”。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名称的沿袭关系是族名—县名—政权名。以高句丽为政权名称的同时，以朱蒙为首的王族也“以高为氏”。
而值得注意的是，夫余同样也有一个创始传说，而且与高句丽的基本相同。夫余政权的创始传说先后见于《论衡》 和《魏略》 。《论衡》是东汉王充晚年的著作，王充在世时间为公元27—约96年。《魏略》稍晚，作者鱼豢是三国时期的人物。两书都明显早于上述《好太王碑》、《魏书》等碑刻和文献。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传说，是高句丽借用了夫余的传说。对此，唐代初年修著的《梁书》，在高句丽传中不记高句丽创始传说，而是将夫余创始传说记入其中，然后以“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结束，即道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
对于夫余，在正史文献中确有记载，它是从西汉初至公元5世纪末存在于我国东北地区中部之广阔平原和丘陵地带的民族和政权，4世纪中叶之前长期以今吉林市为活动中心，这些年来在此已发现几处重要夫余墓群。
作为传说，不管是高句丽的也好，还是夫余的也好，其可信程度多大，我们无法详细考证，但是与历史对照，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朱蒙所出自的夫余只能定为以今吉林市为活动中心的夫余。而文献又记夫余属于濊，高句丽属于貊，濊和貊历来关系密切，因此高句丽借用夫余的传说也就说得通了。
之后在高句丽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又陆续有沃沮、东濊、古朝鲜、夫余遗民和部分汉人等加入，其中有不少融入高句丽族。
3、高句丽政权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壮大，逐渐发展到朝鲜半岛北半部；高句丽政权灭亡后，其遗民主要融入汉族及朝鲜半岛民族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其势力限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历经汉魏，即发展为“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 。则是以桓仁、集安、通化地区为中心，西边占据了新宾一带，迫汉玄菟郡再次内迁，北到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与夫余相接，东至延边，使沃沮与濊“更属”于己，南至清川江，与乐浪为邻。其间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毌丘俭的先后征伐，高句丽的西进也受到沉重挫折。于是高句丽又转向南方，4世纪初占领乐浪、带方，其势力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4世纪中叶，慕容皝又一次远征高句丽，“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 。但是中原战乱不止，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落，于是到5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有。与此同时，高句丽向北发展，通过公元410年好太王的“躬率往讨”，其势力到达吉林市之夫余故地 ，后来便和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相接壤。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展开争雄，公元475年长寿王率兵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今公州），高句丽的势力到达汉江流域。6世纪末，隋王朝发兵渡江灭陈，历经几百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又走向新的统一。而在这时，高句丽王却率骑兵“寇辽西” ，于是又引发了隋唐两代与高句丽之间的长期战争。公元645年，唐兵渡过辽水，收回被高句丽占据了二百四十年的辽东。之后又经二十多年，至公元668年，唐兵攻克平壤，在历史上持续了七百年之久的高句丽政权灭亡。
唐灭高句丽，“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 。高句丽遗民，从唐出兵开始先后有数批被迁入中原；留居辽东的有的流入靺鞨或突厥，后来又大部分与汉族融合在一起；留居朝鲜半岛的多流入新罗，与新罗居民及之前亡国的百济遗民等共同组成朝鲜半岛的统一民族 。
综上所述，高句丽族兴起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高句丽政权的创始者出自夫余，皆在今天我国东北境内；高句丽政权建立，先后以桓仁和集安为都，从公元前37年至公元427年，共计四百六十四年，占高句丽政权全部历史的叁分之二；公元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公元427年又迁都平壤，但是集安国内城作为高句丽后期的“别都”，列其“叁京”之一，一直到高句丽灭亡之前，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高句丽势力发展到朝鲜半岛北半部，但鸭绿江以北、西到辽河之广大地区，并不比鸭绿江以南地区小；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又主要融入汉族及朝鲜半岛民族。所以在中国历史中写高句丽，要从高句丽族兴起及高句丽政权建立开始，一直写到高句丽政权灭亡。对于高句丽发展到鸭绿江以南地区的历史，为了照顾高句丽历史的完整性，也要写，但可以简略，而且不能将其视作本国的疆域历史去写。
同样，在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写高句丽历史，高句丽开始向鸭绿江南侧发展及该处的高句丽早期遗迹发现都可以写，而主要的还应是从公元313年占领乐浪郡开始，尤其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的这二百多年，地区是图们江、鸭绿江以南地区。为了照顾高句丽历史的完整性，对于高句丽政权在中国境内的历史及高句丽族的兴起过程，也要追述，但可以简略，而且不能将其视作本国的疆域历史去写。
如果在此先给高句丽以历史定位的话，就中国而言，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政权或边疆政权，即中国古代边疆政权；就朝鲜半岛而言，高句丽族又是半岛民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高句丽政权是半岛北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权。
这种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分布在现今不同国境内的历史遗迹。2004年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和朝鲜申报的“高句丽的壁画古坟”项目被相继通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二、高句丽政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位置
高句丽族的出现及其与汉代郡县的关系，在上边已经谈及，所以下边要谈的主要是就高句丽政权而言。如何确定高句丽政权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位置，应该从具体考察当时高句丽政权与周邻地区及政权的关系中去分析研究，而且不应受今天国家疆域的限制。
高句丽政权在其存在的七百余年中，先后与其北边的夫余、沃沮、勿吉—靺鞨，东边的濊，南边的百济、新罗，以及半岛南邻的倭等，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联系，而联系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广泛的则是与汉唐时期历代中原政权之间的联系。这当中不仅有经济、文化方面的多种交流，而且还有中原政权对高句丽政权的管辖、册封关系，这种管辖、册封关系正是高句丽与周邻其他地区和政权间所不具备的 。
1、高句丽民族和高句丽政权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受汉玄菟郡管辖，是玄菟郡界内的民族和政权
据《三国史记》，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政权，“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说明当时他开始自称为王。四十年后，公元12年因不服从王莽调兵伐胡的命令，王莽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 ，“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 。东汉政权取代王莽，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帝才“复其王号”，这是《后汉书》的记载，《三国志》记“始见称王”，说明有可能一直到此时，高句丽王的称号才得到中原政权的承认。
尽管高句丽王得到了中原政权的承认，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句丽政权仍和建立政权之前的高句丽族一样，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是玄菟郡界内的民族和政权。对此，《叁国志?高句丽传》在记高句丽族的五部组成之后，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即“（高句丽）本有五族，……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何为“鼓吹技人”、“朝服衣帻”和“名籍”？查《辞源》，“鼓吹”为“乐名，主要乐器有鼓钲萧笳，出自北方民族，本为军中之乐。……其初用于卤薄，又或以赐有功之臣”；“技”，作技艺、本领和工匠讲； “朝服”，为“君臣朝会时所著的礼服”；“名籍”即“名册”，具体解释现在学术界有两种，一种是指“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人员的“名册”，另一种解释是指高句丽人的户籍“名册”。结合两汉书所记东汉时期玄菟郡人口比西汉大幅度减少的变化、以及学术界对玄菟郡于公元2世纪初从今新宾二次内迁到沈阳或抚顺之考证，笔者倾向于后者。“后稍骄恣，不复诣郡”，此“后稍骄恣”的时间，过去我在《高句丽考古》和《高句丽遗迹》两书中 . ，都作为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后来解释，后来认为应当视为高句丽政权建立、并且势力有了发展之后来解释，具体时间，我现在认为应与这次玄菟郡内迁大体同步；玄菟郡二迁之前，高句丽在郡内，二迁之后，高句丽则在郡外，“于东界筑小城”之“东界”，也是指玄菟郡二迁后之“东界”。
至此，将这句话完整解释下来，则是：汉时赐高句丽鼓吹技人，在公元2世纪初玄菟郡二迁之前，高句丽常从玄菟郡接受朝服衣帻，高句丽县的县令主管高句丽人的户籍名册；玄菟郡二迁之后，高句丽逐渐变得骄傲放纵，不再到郡接受朝服衣帻，便在玄菟郡东界筑一小城，将朝服衣帻放入其中，高句丽每年按时来取。现在高句丽人仍称此城为帻沟溇。高句丽称城为“沟溇”，因此“帻沟溇”即帻城。
由此看来，玄菟郡在公元2世纪初第二次内迁之后对高句丽的管辖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高句丽隶属于玄菟郡的关系并没有改变，这不仅仅是因为此处所记朝服衣帻每年还要按时领取，之后在公元111年、122年、169年，《三国志》《后汉书》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王几次明确表示“求属玄菟”或“属辽东”，也说明此隶属关系一直在持续保持着。这样看来，《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记载高句丽与玄菟郡的关系时只记“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 ，虽然简单，却也道出了实质所在，而且“赐鼓吹伎人”之事，也不排除在玄菟郡二迁之后继续存在。 .
2、4世纪开始至高句丽政权灭亡，高句丽政权称臣于中原王朝，连续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
魏晋之后，玄菟郡与辽东郡的实力逐渐削弱，辽东之地越来越成为高句丽与中原争夺的重点，双方的战争也在急剧扩大，于是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便从原隶属于玄菟郡或辽东郡而转为直接向中原政权称臣朝贡。文献记，公元342年慕容皝出兵远伐高句丽，第二年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 。之后不久，公元355年前燕正式“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 。钊（故国原王）之后，经小兽林王和故国壤王，至好太王，公元396年后燕以其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 。从此，这种册封关系一直保持到唐代高句丽灭亡之前的每一位王，前后加起来，则有近三十次之多，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 。与此有关，高句丽之所以改称高丽，也是源于中原政权的册封。对此，先后有学者发表文章，开始将改称年代定为6世纪，现提前到5世纪，其中在中原政权的诏书原文和正式封号中明确将高句丽王改为高丽王，是从5世纪末开始的 。
另据介绍，集安曾出铜印“晋高句骊率善仟长”一方，“晋高句骊率善佰长”两方和 “晋高句骊率善邑长”一方 。对此，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曾考证说，“考率善之义，同于归义率众，汉魏封诸蛮夷王，曰率众王，归义王，亦有邑长仟长佰长之称”，而且还列举了清末在辽西发现的“汉乌丸率众王印”和在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中收录的魏乌丸率善邑长仟长佰长诸印作为同类证明。上述几方铜印所冠之“晋”，很可能是指西晋，对此，已有学者撰文考证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句丽接受册封的年代比文献所记还要提前，而且不止限于高句丽的地方组织，还应包括高句丽王在内。
与此同时，高句丽使者到达中原，也受到热情接待和尊重。有文献记载，北魏接待高句丽使者，曾在安置其“使邸”和接见时排序，仅次于南朝齐国使者，因而引起齐国使者的不满 。有学者统计，高句丽派往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各政权的使者，计一百六十次之多 。进入隋唐，双方战争的规模虽在不断升级，但是双方的政治来往仍未中断，高句丽派往隋唐王朝的使者分别达十四次和二十次，隋唐王朝派往高句丽的使者也有两次和四次 。
3、管辖、册封，所包含的主要是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则是历史上的羈縻、藩属体制
上述管辖、册封，当然也包含着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频繁的朝贡来往，但是一方能够长期持续行使管辖、册封的权力，另一方能够长期照例接受，这当中不能不包含着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这种政治地位的主从关系和心理方面的相互认同，体现的则是历史上的羈縻、藩属体制。这也正是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对周边民族和政权进行管理的通用体制。该体制经汉唐几朝，至唐代则有比较明确的阐述。《新唐书?地理志七》“羁縻州”记：“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着于令式。”有唐一代，共设羁縻府州八百五十六个。这些羁縻府州的原民族首领被任命为都督、刺史，都可以世袭，其贡赋户籍，“多不上户部”，但是凡是中原政权的声威教化所到之处，都要受中原政权的“边州”所统率，并记于国家法规之中。哪些羁縻府州隶属于哪些“边州”，《新唐书?地理志》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羈縻、藩属体制最后形成的总体规定和要求，但是由于该体制覆盖地区广，包含民族多，历史背景在变化，所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会有所不同。
比如高句丽，唐王朝是在其灭亡之后以其地设置若干羁縻府州的，而在其灭亡之前，由于其地原来就在中原政权的受封之地和版图之内，所以中原政权对它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一直到隋唐君臣出兵时还这样议论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 . ，“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 。在中原政权看来，以高句丽为臣属，这是天经地义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句丽接受中原政权册封也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高句丽曾长期西邻慕容鲜卑，4世纪先后接受其政权前燕和后燕的册封，而此时慕容部西边的拓拔部北魏政权日趋发展壮大，至5世纪前半叶，接续后燕的北燕政权危在旦夕，未待北燕灭亡， 高句丽则开始派遣使臣至北魏，“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于是北魏皇帝“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东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从此，北魏政权将高句丽作为“藩附”看待 。再如公元590年高句丽平原王去世，婴原王继位，“隋文帝遣使拜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而没有封王，第二年正月婴原王即“遣使入隋，奉表谢恩，进奉，因请封王”，三月隋再“册封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 。所以，如果在此给高句丽政权以历史定位的话，很明显，高句丽政权是处于中原政权的属国地位。当然，这种羈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也不是没有矛盾、始终如一的。高句丽兴起于中原政权的郡县之地，高句丽政权要求得扩充和发展，就必然影响中原政权的势力和统治，双方就会发生纠纷或战争。在中原稳定、统一时期，这种羈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就会巩固、加强；在中原战乱、分裂时期，这种羈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就会削弱，高句丽政权的独立性就会增长。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既然如此，在将高句丽历史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时，都应该把这种羈縻、藩属体制和属国地位如实地写进去，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并不影响前边所述高句丽在本国历史中的位置。
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以上所谈分两步走来进行，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历史与现实分开原则的一个方面。以现今国界为基本框架，有区别地将高句丽分别写入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是从现实出发的；而在写入过程中，实事求是地写清楚高句丽的起源、发展及其与周邻关系、尤其是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则是尊重历史、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的。这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而且在类似问题处理中具有相应的普遍价值。如果说在具体问题讨论时还有分歧和争议，那是由于多方面情况复杂，也不奇怪，只要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现实，尊重历史，意见总会逐步接近的。
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学习和吸取了以往很多学者的看法和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该问题涉及理论和历史方面的问题都比较多，不是一篇文章能说透的，不妥之处，请各位指正。&苍产蝉辫;
（本文载《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