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英文撰述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批驳敌人不实的战争宣传，向海外表达以“抗日御侮”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徐淑希、桂中枢、孟治叁人的着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人撰写的有关中日冲突的英文着作，以中日条约、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约作为批判日本侵略的依据，以举证说理的方式驳斥日本的战争借口、澄清西方误解。这些着作既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性的一面。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舆论战 中国知识界 英文撰述 民族主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国联外交，援引《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提出申诉，试图遏制日本的武力扩张。与此同时，启衅在先的日本则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诡辩其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在这个背景下，九一八事变后出现了大批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英文着作，旨在向西方世界揭露日本的侵华行径、驳斥日人宣扬的战争借口。考察这些着作，对于我们了解中日两国在国际联盟之外展开的舆论交锋，窥探外交争端中聚讼纷纭的复杂面相，理解民族主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表现方式，不无裨益。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英文撰述及其民族主义内涵
九一八事变暴露了日本“吞并满蒙、征服中国”的野心，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加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日关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英文撰述的重要内容。本文统计得出，1931至1933年间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英文著作和资料集主要有以下20种：
书 名 作者 出版地 出版年份
《东省问题》(The Manchurian Question) 徐淑希 北平：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 1931
（第二版）
《答复松冈先生》(A Reply to Mr. Matsuoka) 徐淑希 北平：《导报》社 1932
（第叁版）
《对于东北问题的方方面面》(Questions Relating to Manchuria) 徐淑希 上海：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 1931
《满洲问题的歧途——和平或武力改决》(The Manchurian Dilemma: Force or Pacific Settlement) 徐淑希
罗伯特?邓肯 同上 1931
《辽事背景》(Background of the Manchurian Situation) 徐淑希 不详 1932
《民四条约效力问题》(The Treaties and Notes of 1915) 徐淑希 不详 1932
《日本之权利与地位》(Japan’s Rights and Position) 徐淑希 不详 1932
《评日人五十四案》（Japan’s Fifty-four Cases） 徐淑希 不详 1932
《张作霖之惨死：日本侵略满洲序幕的档案研究》(The Tragic Death of Chang Tso-lin) 龚德柏 不详 1932
《日中不宣而战一周年及列强的态度》(One Year of the Japan-China Undeclared War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Powers) 李炳瑞 上海：水星出版社 1933
《日中不宣而战二周年及列强的态度》(Two Years of the Japan-China Undeclared War and the Attitudes of the Powers) 李炳瑞 上海: 水星出版社 1933
《日本在东省之违背条约及侵犯中国主权之行为》(Japan’s Acts of Treaty Violation and Encroachment upon the Sovereign Rights of China in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 吴翰涛 北平：东北外交研究会 1932
《日本对沪不宣而战之官方文件》(Offici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Japan’s Undeclared War in Shanghai, Shanghai) 骆传华 上海：中国总商会 1932
《日本在上海不宣而战论集》(Symposium on Japan’s Undeclared War in Shanghai) 桂中枢、曹云祥、余日宣等人 上海：中国总商会 1932
《日本之入侵与中国之抵抗》(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China’s Defence) 王志远、汤良礼编 上海：联华出版社 1932
《国联与满洲危机》(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 徐敦璋 北京：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
《日本满蒙政策密档》(Secret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Manchuria and Mongolia) 徐敦璋编 同上 1932
《日本入侵满洲及上海之消息与意见：取自中国之外的材料》(Information and Opinion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 and Shanghai: from Sources Other than Chinese) 雷国能编 上海：上海律师公会 1932
《直言日本：中日冲突论文集》(Plain Speaking on Japan：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桂中枢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中日冲突之中方说法》(China Speak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孟治 纽约：麦克米伦公司 1932
资料来源：Yuan, Tungli compiled,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58.
这些著作侧重内容各有不同，形式也较为多样。有的英文著作以揭露日本侵华罪证、记述冲突发展进程为主。例如，龚德柏的《张作霖之惨死》一书运用皇姑屯事件的现场调查资料、日本国会文件、国内外的相关新闻报道，认为此事印证了“田中奏折”所宣扬的满蒙积极政策，并说明皇姑屯事件与九一八事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李炳瑞的《日中不宣而战一周年及列强的态度》则侧重揭示事变以来日本侵略不断升级的事实，并总结美、英、俄等国的态度。此外，亦有国人通过编辑英译日本对华政策文件，揭露日军侵华的既定政策。徐敦璋编辑的《日本满蒙政策密档》，以及骆传华所编《日本对沪不宣而战之官方文件》即属此类。还有人注重搜集自外于中日双方的国际舆论，作为对抗日本舆论的武器。这种运用第三方言论，可以避免已国言论遭受主观、偏激等质疑，有助于达到良好的国际宣传效果。雷国能辑录的《日本入侵满洲及上海之消息与意见》就体现了这种考虑。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直接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真相、批驳日本战争宣传，寻求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充分体现了国人向外表达以“抗日御侮”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的自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知识界的英文撰述是反驳日本战争宣传、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重要媒介。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徐淑希、桂中枢、孟治叁人具有代表性的英文着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考察其主要内容及特点。徐淑希有关东北问题的着作，不但数量最多，还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代表了具有国际法知识背景的学人以法理为依据，揭示日本在东北扮演的侵略者角色，寻求从外交上解决中日纠纷的理性倾向。桂中枢的《直言日本：中日冲突论文集》则是一部政论性质的着作，反映了知识分子以新闻舆论作为武器，向日本战争宣传发起反击的努力。孟治撰写的《中日冲突之中方说法》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反华舆论的吹鼓手正面交锋的产物，直观地展现了中日双方对海外舆论阵地的争夺。
二 以理服人：徐淑希的东北问题研究与对日交涉
徐淑希 是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东北问题专家。1925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及其政治实体: 一项有关朝鲜、满洲和蒙古的中外关系研究》（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Korea, Manchuria and Mongolia）（牛津大学出版社，1926年版）即以中国与美日俄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与争端为研究对象。他强调东北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说朝鲜仅是中国政治实体的一截肢体，满洲则显然像中国的咽喉一般重要。在满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无异于将中国放入其近邻的怀抱中，必被置于死地。”
如前表所示，九一八事变前后，徐淑希撰写了若干有关东北问题的英文著作。其中，《东省问题》是徐氏提交192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大会的报告 ，《答复松冈先生》则是他在这次大会上与松冈洋右围绕日本“满蒙政策”展开论辩的记录。 1931年10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在上海召开，东北问题成为大会的焦点议题。担任会长的胡适会上发言时曾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激励与会代表认真讨论太平洋地区存在的问题，足见此次会议意义非同寻常。 作为公认的东北问题专家，徐淑希向大会提交了一篇名为《对于东北问题的方方面面》的报告，阐述中国在东北问题上坚持的立场，包括日本归还旅顺、大连，中国赎回南满铁路、收回日本在该路沿线驻军、居住特权，以及日本方面停止干涉东北内政等要求。他还依据自己的研究，与其同事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合著《满洲问题的歧途——和平或武力改决》一文，提出了以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冲突的方案。 徐淑希还受东北外交研究会 的委托，撰写了《辽事背景》 及《评日人五十四案》 两书。此外，徐淑希分别在1932年4月号和7月号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民四条约效力问题》及《日本之权利与地位》两文，并以单行本出版（详见后述）。
从总体上看，较强的学术性是徐淑希上述英文着作的主要特点。其以列强（尤其是日本）与中国在东北问题上的纷争为中心，以相关条约及国际法原则为依据，综合分析相关外交争端的事实，而研究的落脚点则在于从法理上寻求解决东北问题的途径。
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际上反复宣称其出兵东北是出于维护条约权益的考虑，而在中日条约问题上，最大的分歧当属1915年签订的《民四条约》。1931年10月26日，日本政府置国联行政院先后通过的三个要求日军撤至铁路区域内的决议案于不顾，向国联提出处理中日冲突的五点基本原则，其中要求“承认既有条约，包括日本在满洲租借区域内的争议问题”,意图将撤兵问题与所谓“在满洲之条约权利”挂钩。 所谓条约权利，实指《民四条约》。徐淑希意识到向国际社会澄清《民四条约》效力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尽管与其它几项要求一样，前述此项亦因与所涉事件本身无关而被（国联）行政院拒绝，但是鉴于此款提出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突出问题之事实，兹从学术角度对此问题作一讨论或将有所裨益。” 徐氏首先给出《民四条约》的英文译文，然后摘引各种有关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文件 ，证实袁世凯未经过国会之同意而签订《民四条约》的行为违背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依据奥本海的《国际法》及美国国际法权威海德的《国际法》，指出“此种由他（袁世凯）缔结的条约违背了宪法的约束，并非真正的条约且不合于共和体制，因为他缔结这些条约时即已超出了僭越其权力范围” ，从而说明《民四条约》是违宪条约,因而没有法律效力。
《评日人五十四案》是徐淑希通过分析条约内涵、厘清纠纷原委，反驳日本言论的又一例证。沈阳事变后，日本一面迅速侵占辽宁吉林，一面抛出所谓中国方面“侵约违权”的《中国侵害日本满蒙权益之实例》，列举出五十四项所谓的中日争端。《北平晨报》认为“其中或事属微小，或无理取闹，或援据未曾承认之条约”。 然而，这只是中国作为当事方一厢情愿的看法，日本人将中日纠纷逐条列出，容易给西方人留下日本对中国的指控确实“有据可循”的印象，对于中国在国联的申诉极为不利。为辨明日本混淆是非的舆论，东北外交研究会成立后即将驳斥这些指控作为工作重点。该会一面召集以往交涉经办人并搜集他们的报告，一面聘请东北问题专家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又查阅以往报纸的相关记载，在短短两星期内，整理出大量资料。 在此基础上，徐淑希撰写了《评日人五十四案》，他摘录并辨析了产生纠纷的条约，征引相关专家及经办人的报告，逐一论证日本的不实指控。他指出：“只需加以调查便会发现，在大多数实例中日本对中国的指控连成立都成问题，事实上它们只是成功地展现了在和平时期日本的侵略是如何进行的，并显示了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如何为其国土扩张做贡献的。”
关注西方世界有关中日纠纷的论述，是徐淑希东北问题研究的另一特点。美国人杨沃德 的著作《日本在满洲的权限与国际合法地位》在西方颇受关注，而该书的很多观点却与事实不符。徐淑希为了避免其观点误导西方公众，撰写《日本之权利与地位》一文逐一指出杨氏偏颇之处：
其一，在日本干涉东北内政的问题上，杨沃德的观点受到日本所谓“民族生存权说”和“特殊权益说”的影响，一面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并非国际法或中日间条约所赋予的，一面声称“日本占有与满洲毗邻的领土，且没有哪个外来国家在满洲的既定所有权益能与日本相比”，徐淑希对此诘问道，“无论一国是否拥有与另一国‘相连’的领土，是否享有超越其他国家的‘既有权益’，如果该国在他国享有的‘外交权力与义务’不受国际法和双边条约的保护，这些权益又如何可能‘存在’呢”？
其二，杨沃德倾向于认可 《民四条约》中延长旅大租约的条款所具有的合法效力。他承认国际通行的“违反本国宪法之条约非有效之条约”原则，却又认为中国在条约订立时政局混乱，故而不适用于此项原则。徐淑希批评这种主张实际意味着“一个与其邻国相比治理不善的国家应该被剥夺法律的权益”的强盗逻辑 ，而这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一套说辞。
其三，对于日本扩大满铁“附属地”并不断扩充经济军事势力的行为，杨沃德亦持支持态度。他举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俄签订的《中东铁路合同》第五款中“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 由该公司一手经理” 一语，结合李鸿章在甲午战后与俄国缔结密约的政治背景，故意将“经理”一词解释为包含征税、设置军警等权利的政治治理。 徐淑希将该项合同的中英法三个版本进行逐句对比，指出“经理”一词在条约原文中根本不涉及政治权利，进而揭露了杨沃德对条约内容的有意曲解。
与徐淑希合作撰写《满洲问题的歧途》的邓肯十分认可徐淑希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一手资料的方法，并指出许多西方政论家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判断，正是由于过分依赖二手材料而造成的。他将徐淑希称作“维护中国在东北合法地位的最有才干的发言人”。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恶化，徐淑希的东北问题研究，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与采纳。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徐淑希即被张学良组织的东北外交研究会聘为委员。 1932年，顾维钧担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方代表，徐淑希是顾氏的顾问。 1932年11月蒋介石采纳钱昌照的建议创建国防设计委员会，徐淑希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首批39位委员之一 ，作为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与周鲠生、钱端升等人研究国际形势，尤其是对日外交问题。
三 以论制人：桂中枢对日人言论之驳斥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舆论界出现了以英文政论的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行径、抒发民族情感的声音。桂中枢的《直言日本：中日冲突论文集》便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该书收录了桂中枢在上海的《大美晚报》 的“一个中国人的看法”（“As a Chinese Sees It”）的专栏中发表的英文文章。这些文章的时间范围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到1932年9月国联调查团向国联大会提交调查报告止，前后一年有余，内容主要围绕着中日间的军事冲突与争端展开。
桂中枢（1895-1987），四川开县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主修新闻学。他曾与张歆海、潘光旦等人创办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该报的创办正值中日关系恶化之际，对日外交问题成为该报的关注重点。 此外，桂中枢还曾兼任《天下》杂志（T’ien Hsia Monthly）的政论编辑。
作为报人与政论家，桂中枢对中日关系有较清晰的认知。在他看来，要把握东北的紧张局势，要注意四个方面的立场，即日本政府、反对党、日本舆论及关东军，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看到了日本军部制造舆论挑起战端的企图。他在1931年9月9日的《大美晚报》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是否打算与中国开战？》（“Is Japan Thinking of War with China?”）的文章，对日本渲染“中村事件”的做法十分警惕。他认为：“在当前的事件中，日本针对中国进行负面宣传的唯一原因是满足军事集团寻找借口将中国推入战争的需要，他们企图以此稳固自己在帝国中的位置。”
沈阳事变爆发后，桂中枢密切关注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所作的舆论宣传，尤其是日本代表在国联大会上所作的辩解，并在《大美晚报》的专栏中及时批驳日本抛出的“地方性事件说”、“开发有功说”、“维护条约权益说”等侵略借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大美晚报》刊登了桂中枢的文章——《从国际形势看日本占领满洲》（“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Japan’s Occupation of Manchuria”）。该文开篇即指出，日本迅速出兵占领东北是其长久以来奉行大陆政策的直接后果。在他看来，日本方面竭力呼吁把事变善后“地方化”，是企图淡化其侵略他国的事实。他讽刺这种做法如同盗贼在将财物洗劫一空后宣称以后永不再犯一样虚伪可笑。 9月25日桂中枢又发表了《日本、美国与国联》（“Japan, America and the League”）一文，斥责日本所谓“出兵东北是在行使条约赋予的权利”的说辞的虚伪性，“如果日本对条约赋予的权利如此理直气壮，由国联派出一个公正的委员会进行调查，又何惧之有呢”？ 他接着发问道：“既然中日都是旨在协助调解国际争端的国际联盟之成员国，向国联提交中日之间的问题不是再合适不过的么？试问，如果日本从不打算遵循国联和平精神，又何必加入国联呢？”
1931年10月，日本不顾国联撤兵决议向黑龙江发起进攻，并于7日轰炸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和辽宁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1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国联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满洲局势，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抬出“日本开发东北有功”说，企图赢得各国代表的同情。桂中枢在专栏中对这个荒谬的论点大加挞伐。他强调东北在近几十年中的发展是中国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果没有中国人迁居关外、没有他们的劳作与积极性，满洲至今还是一片荒漠。无论日本人从这块土地上得到了什么，都得益于中国人”。 桂中枢犀利地指出：“如果芳泽先生想要让世界相信，日本人为了满洲进行的两场战争目的是开发该地以使中国人受益，那么他显然低估了全世界的判断力。” 此言一出，无疑拆穿日本“开发有功说”的伪善面目。
桂中枢还批驳日本对中国不履行条约义务的指控，指出：“日本人喜欢依据自身需要擅自曲解条约内容。一旦中国违背她的意愿之时，日本人就将之视为违反条约的表现。” 他表明，中国从不畏惧由国联或海牙国际法庭组成的第三方进行调查，而日本学者却辩称，日政府避免由第三方裁决是否有违背条约的情形，是考虑到各方对条约的理解不同，这正是日本人“心虚”的表现。
除日本官方的言论外，日本利用较有声望的人物在国际上所作的战争宣传，也是桂中枢批驳的对象。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军部势力在日本的活动更加猖獗。1932年5月，日本少壮派军人与右翼团体爱乡塾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以法西斯主义中心的日本军部掌握政权。 桂中枢注意到，此后，一些政治态度原本较为平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日本学者、政治家也沦为为日本军国主义政策摇旗呐喊的说客。
国际政治活动家、学者新渡户稻造 就是其中的代表，伪满洲国成立之际，他率先以“公民自决”说为其合法性辩护。1932年8月，他又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的圆桌讨论上，公开批评威尔逊总统的外交主张、挑战国联盟约。桂中枢撰写文章《新渡户博士缘何说谎？》（“Why Does Dr. Nitobe Lie?”）强烈谴责新渡户的言论。他历数了新渡户此前为日本军国主义操控建立伪满洲国及诋毁国际条约的种种言论，并且质疑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容许他公开发言的做法。他认为尽管新渡户发言时所面对的资深学者们能够判断出他的荒谬之处，但是当他的谬论见诸报章杂志，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则容易信以为真。他尖锐地指出：“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名誉，依靠人性里容易轻信大人物的弱点。为此他不惜沦为自己的直接听众的笑柄。”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加剧，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工、农、商、学等组织纷纷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大会和反日示威游行，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对日宣战、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员。日本乘机以中国抵制日本的活动有违国际盟约为由向国联申诉。对此，桂中枢不无嘲讽地说：“如果日本如此在意中国对国联决议之遵循，何以他们的政府却拒绝了国联的调查呢？……既然日本人希望我们尊重国联之权威，何以陆相又要威胁撤出国联呢？”
1931年10月10日，日本人船津辰一郎 在《大美晚报》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故意将其渲染为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且暗示其中有官方煽动的因素。两天后，桂中枢在其专栏“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中驳斥了船津的言论。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自发流露，南京政府无法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因此，“能够制止抵制运动的并非南京方面，而是日本政府”。 船津还指责中国“一贯采取抵制运动，而不是先尽力确定分歧是否可以通过正常订立的外交渠道解决”。桂氏反驳道：“问题在于日本在向中国派出军队来之前，可曾设法确认分歧可否通过既定的正常外交渠道解决”。 他犀利地指出，这些言论都是日本为挑起战争制造的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关心国际政治的西方人纷纷涉足这一领域，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他们对中日问题了解有限，加之日本猛烈的宣传攻势的误导，得出的结论往往有不少谬误。《大美晚报》撰稿之一英国人伍德海 将中日纠纷的焦点之一——南满铁路与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即属此例。日本政论家光勇星郎也持类似观点，并以此作为日本占领东北的借口。为避免国际社会被此说误导，桂中枢专门撰写文章对比巴拿马运河与南满铁路修筑的历史，分析美国与当时巴拿马地区的主权国家哥伦比亚签订的相关条约，指出从俄国兴建到转手日本，南满铁路始终是两国侵略中国的工具，“铁路是为了穿越满洲腹地而修筑的，这样就便利了对于这片广袤的中国领土的控制”。 日本还利用《民四条约》攫取了东北地区的采矿权、土地租借权等多项利权，而“巴拿马运河仅服务于一个目的，并未成为侵占哥伦比亚或巴拿马主权的工具”。
桂中枢还注意到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自事变爆发以来，一直不顾事实真相，摆出支持日本的姿态。1932年9月，该报又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即将出炉前，对于所谓中国在“满洲的政治权利”大发议论，认为“此项最为困难，盖因承认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承认原告一方的政治实质。”“因此，聪明的外交务必致力于授日本以实、授中国以影（因为中国只是一个巨大的影子），并且召开一个由中、日及其他利益相关国家参加的会议协调此事”。 不难看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希望国联默认日本对东三省的实际控制权，而仅在名义上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桂中枢将这篇文章中所谓“授日本以实”与“授中国以影”的议论十分不满，斥之为无稽之谈。他质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实体可依附，政治权利何以存在？如果中国只是个影子，为什么《观察家报》还要承认有这样的‘政治权利’存在呢？为什么它还要建议召开一个有中国这个影子参加的会议呢？”桂中枢指出：“政治权利意味着承认政治实体，也许是对的，但是更无可否认的是，政治实体才是政治影子的前提。” 桂中枢强调，中国军民反抗日军的壮举充分表明，中国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的事实。“为保卫上海作殊死抵抗的第十九路军不可能是来自虚无之影。他们真真切切地存在，并且像子弹之致命一样”。
从本质上讲，《直言日本》是一本时评文集，其中关注的问题始终围绕中日争端的发展变化，具有报纸特有的时效性、针对性较强的特点，有利于及时澄清西方公众对中日问题的错误认知。作为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桂中枢的语言优势、对于国际局势的认知以及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与认同，使他的政论显得理性从容而有说服力，更易被西方舆论接纳。《大美晚报》的主编高尔德（Randall Gould）在《直言日本》一书的序言中表示，他十分赞同桂中枢在这些文章中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他认为，比起那些伪爱国者的大肆鼓噪，面对国家危机真诚与睿智的分析显得更为重要。高尔德赞赏地说道：“对于他的写作加以研读可知，他并非一个专门为中国说话的辩护士。他表达了一个逾越国别界限、替芸芸众生说话的文明人的观点。这正是《大美晚报》重新编辑出版这些文章的原因所在。”
四 书面辩论：孟治与日人河上清围绕战争责任的正面交锋
1932年，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The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会长的孟治，发表了名为《中日冲突之中方说法》（以下简称《中方说法》）的著作，批判日军出兵占领东北、进攻上海是公然破坏国际公约的侵略行径。该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同年，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由日本人河上清 撰写的《中日危机之日方说法》(Japan Speaks on the Sino-Japanese Crisis，以下简称《日方说法》)。由书名即可发现，这两部英文著作关注的问题都是中日政治军事冲突，立场却截然相反。其时，中日争端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一家出版社在同一时间发行由两个当事国家的人分别撰写的论著，无疑十分吸引眼球，两书的德文版亦于1933年在德国柏林出版。
《中方说法》和《日方说法》虽出自民间人士笔下的英文著作，却都受到中日两国官方的重视。中国驻美公使、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颜惠庆和日本首相犬养毅分别为两本书写序。这两个序言更像是战场的战鼓。颜惠庆以特有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他说道：“我们很高兴看到现代日本令人瞩目的崛起及其出色的发展速度与繁荣程度。但是，当她全然不顾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而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时，当她无视中国的需要和期望而热衷于帝国主义征服时，中国必然要为自尊与自卫本能而战。” 犬养毅则表示中国一再无视若槻内阁的宽容政策是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他在序言中向读者们诉说冤屈：“但是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当宽容政策招致的仅仅是中国对我们的轻视，并且不可避免地将我们拖入目前的可悲局面时，多年以来，我们为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默默付出的努力几乎完全被世界忘记了，或者他们对此从不知晓，他们只听见满洲平原和黄浦江畔的枪声大作。”
交锋在《中方说法》和《日方说法》两书中进行。河上清声称日本曾在庚子之乱后积极奔走、避免中国遭到瓜分之祸。他搬出“特殊权益说”，将1904年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中国保全东北而战。 孟治则指出，日本所谓“保护”与“开发”东北的实质是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南满铁路即是其重要工具，“没有比认为南满铁道公司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机构更大错特错的想法了”。 他举例说早在1909年底，日本与俄国抵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满蒙铁路中立化方案》（即“诺克斯”计划） 时，就已充分暴露了日本独霸东三省的野心。
与日本政府所宣扬的言论一样，河上清亦污蔑中国政府惯于煽动民众的仇外情绪以逃避条约义务。孟治指出中国的民众运动并非盲目排外运动，而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正义运动，其本质是现代民族国家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民族主义。他说道：“近年来，看似一成不变的中国正在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是迅速的，中国已经觉醒了。本能地，她首先考虑到自卫的问题。她发现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国家的秘密能量以及主权的现代定义……如果你愿意，尽管叫它排外主义吧；它其实只是反对外来的种种不公。这样说来，美国最先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也是‘排外的’。” 孟治强调反日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兴起的表现，并且将其表述为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由此有力地说明了反日运动的合法性。
一些日本学者鼓吹的带有辱华性质的学说，要么宣扬“满洲、蒙古和西域不是中国的领土”，要么鼓吹“中国政治无能论”、“中国顽迷愚昧论”。 河上清继承了这些学者的说法，将中国诋为“逆时而动的国家”（an anachronistic nation），理由是中国拒不履行条约义务、不遵守国际法则。
与河上清针锋相对，孟治指出与现代国际秩序相悖的国家是日本。它在外交事务上沿用19世纪的思维，这才是中日间矛盾丛生的根源。他的理由如下：其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国联交涉中企图采取联合英法、抑制美国的策略，试图恢复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寻求均势、瓜分势力范围的旧秩序；其二，日本鼓吹对东三省“开发有功”，事实则是日本公然违背1912年《海牙鸦片公约》，在东北大量种植鸦片；其三，尽管日本将其大陆政策粉饰为亚洲式的“门罗主义”，美国政治学者詹克斯教授（J. W. Jenks）早在1913年即致信《纽约时报》指出日本所提倡的所谓亚洲式“门罗主义”的实际目的是侵害中国主权、是对中国的攻击。 孟治慨叹道：“日本从前只学到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外在形式，而没有采纳中国的宽容与爱好和平，近来模仿西方，她又未与西方一同进步，从而跳出19世纪沙文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观念与方法。”
孟治、河上清二人的辩论在海外引起了一定关注。美国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索克思 认为，孟书与河上书对于了解中日争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原因在于：其一，二书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其二，二人分别代表了中日两国中两股重要势力的观点——孟治代表着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中国学生，河上清则代表着趋于开明立场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其三，二者都十分熟悉东亚政治且不讳言自己为本国进行舆论宣传的职责。 他注意到这两本书之间强烈的论辩色彩，他判断道：“作者们都并未试图发展出一个系统性的论题——他们只回答问题，沿着各自的路径回答由另一方作出的论断。”
不过，索克思对孟书与河上书的观点亦有所保留：“河上先生宣称日本之举是纯粹的自卫，同时他又贬低中国的名誉，使得他的对手孟先生在他的书中花了大部分的篇幅一面为其国家的好名声辩护，一面描述日本的罪恶。”这使得读者不敢轻易采信任何一方。“读者总是被抛回到同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全是强盗吗？日本人全是夜间行窃的盗贼吗？” 。索克斯的质疑表明，在国际舆论中，要想将旁观者争取到己方决非易事。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孟治此书的重要性。试想，如果中国没有人站出来阐明真相，任由日人在国际舆论舞台上唱“独角戏”，肆意污蔑中国、推卸战争责任，一旦日本真的在宣传上占了上风，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联的申诉恐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五 结 论
从上述叁人的英文着作看，中国知识界对日人战争言论的反驳，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将中日条约文本、国际法原则，以及国际公约作为武器，注重摆出事实依据；其二，立论以说理为主，较少虚妄空泛的说辞，言辞也较为和缓。其叁，在驳斥日本人的战争宣传时，他们还经常引用西方有关中日纠纷的论说作为佐证。与此同时，英文撰述者们对于这些西方舆论中的错谬观点格外敏感，及时地澄清其中的误解。
他们言之有据、理性、公正的述论方式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与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反映出国人对内与对外表达民族主义情感时的不同方式。概而言之，当中国人对外表达民族主义诉求时，为了争取西方的理解与同情，多以举证说理为主要手段；而面向国内宣扬民族主义思想时，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多用感性的言语以期引起情感共鸣。
也应该注意到，除面对西方受众的宣传策略的考虑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的英文撰述的论说方式，也与他们的思想底蕴有较大关系。徐、桂、孟三人都是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从他们的英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对待反日运动及评价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理性平和的态度与国内的激进派有较大差别。相比当时《国民外交杂志》大力提倡抵制日货，并将民众参与视为抗日斗争的有效手段而言 ，桂中枢的态度却较为谨慎。他在书中对民众反日运动的澄清与淡化，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西方舆论的警惕与反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对待民族主义的理性态度。在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涉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被西方列强等同于排外运动，列强往往就此质疑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文明程度，进而使中国的交涉活动陷入尴尬境地。 孟治虽将反日运动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表现，却强调这正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将它与盲目排外运动区分开来。这种看法与胡适等人“将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最高目标”的主张一脉相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以英文撰述的形式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舆论战的现象，在近代中外交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近代以来，随着各个国家在现代政治中联结日益紧密，国际舆论在国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阵地。然而，中外争端发生时，主导国际舆论的往往是西方列强，仅能听到零星的几位中国人为祖国辩护的声音。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舆论不但出现了大量中国人对于中日矛盾的介绍与评论，还呈现出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交锋的状态。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英文着述以有理有力有节的论辩，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这折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的努力，也承载着国人向外进行民族主义辩护的历史意义。然而，必须承认，在英美等大国无暇他顾、南京政府的国联外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宣传的作用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