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凡论及中国出兵西伯利亚必将其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相关联，似乎通过签订防敌协定而诱使中国出兵西伯利亚是日本的既定阴谋，一旦中国与日本订立这个协定，必将跟随日本一起出兵，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国内各界声势浩大的反对中日订立军事协定的浪潮，是否就是反对中国出兵西伯利亚？ 本文以当时的相关档案再现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防敌协定之间的关联。出兵西伯利亚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对中国而言，除出兵海参崴外，还包括出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而后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
一、以防德为名义：中日《共同防敌换文》之签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影响深远。在布尔什维克掌控俄国全境以前，俄国国内政局动荡，进而波及外交。为保持协约国东部战线，英法两国早在1917年12月份就曾提议日美两国出兵海参崴，但日本和美国均十分消极。正是在此背景下，海参崴护侨问题成为协约各国的共同问题。北京政府本对派舰护侨一事并不积极，但在日、美均已派遣军舰的情形下，北京政府决定派舰前往，抽调海容舰前往海参崴。以护侨名义派遣军舰至海参崴，可视为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序曲，此行动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增加了筹码。在北京政府内部为派遣军舰多方筹备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签订两国防敌协定的要求，围绕军事协定而展开的外交交涉成为中日两国间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早在1917年11月，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就曾对靳云鹏暗示，为应对德军东侵的危险，中日有必要缔结军事协定。 为了促进早日签订协定，日本做了相当充足的前期准备工作。1918年2月5日，田中义一会晤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军事合作构想。田中告诉章宗祥，德国俘虏在西伯利亚有10余万人，一旦解放即为中日两国劲敌，非但中国国防吃紧，日本国防亦吃紧，既然中日同为参战国，“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并建议“两国情报现行相互交换，以其彼此深悉军情”。章宗祥致电外交部，认为田中所言“均出诚意，请亮察转达”。
就当时的国际情形而言，作为协约国一员，中国在战略上确有防止俄德媾和的考量。自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来，北京政府密切关注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的和平谈判，以期预为筹谋。由于俄国革命，其东方边境秩序纷乱，进而影响到华侨及中国边境的安全，出于现实考虑，北洋政府有出兵护侨的需要。但日本一直致力经营中国东北，自日俄战争以来，其与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从未停止，如何防止日本以出兵之名继续扩展在华势力，是必须加以认真防备的。经国务会议讨论，段祺瑞政府最终同意日本方面共同防敌的请求。
外交部于2月22日电告章宗祥，中国已经决定订立共同防敌协定，但 “华境内事宜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中国可与日本共同处理”，并要求章非正式通知日本政府。 中国所提出的此项声明，显然是出于对日本的防范。
24日，外交部收到章宗祥回电。章宗祥在电文中指出，日本仅希望声明两国将联合出兵，至于军事和外交协定则留待以后协商解决，不必先提出华境内外处理有别。日本外相本野甚至自我解嘲，“深望中国当局放开胸襟，勿以从前之日本相视，切实共同提携”。 显然，日本对中国共同出兵所提出的保留条款并不满意，力诱中国放弃。
确定出兵原则以后，中日双方又经一番往来电报，确定由中国提出条件、日方答复的方式来完成换文手续。3月25日，《共同防敌换文》订立。换文规定“凡两国陆、海军对于此次共同防敌战略之范围应行协力之方法及其条件由两国当局官宪协定之”。 至此，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均已完成出兵西伯利亚的准备。
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签订是段祺瑞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段祺瑞于1917年重新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南北分裂与府院不合。孙中山等在南方建立革命政府，谋求统一全国，段祺瑞必欲以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在北京政府内部，虽然黎元洪已经下台，但继任总统冯国璋并不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在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段祺瑞并未取得优势。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总理职务，并于12月18日专任参战督办，掌管了军事和外交事务。 正是在这一时期，段祺瑞从日方取得贷款。
二、陆海军军事协定及其公布之交涉
由于北京政府一直未能将共同防敌换文公布，各界将报端所载消息求证于外交部。换文内容一直被掌控在很小的范围内，以至于北京政府驻外使馆也不了解换文的细节。驻美、驻英公使分别致电外交部，询问在西伯利亚问题上中日之间协定的具体情形。驻英公使施肇基担心该协定果如报纸所言“中、日共同防敌，所商条款，与前日本人要求五条（即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条）相似”，要求外交部坚持维护中国主权。 外交部在回电中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形势纷乱，中俄边境相接，不能不有所防备。由于协约国迄今未有明确的对俄态度，而中日“又系比邻，远东大局安危与共，对于防御德力东渐，自不能不有所协商”，但中日之间的磋商仅限于共同防敌，且只在必要时实行。
反应最为激烈的当为国内各界。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法政专门学校等学生全体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并求宣布内容。客观而论，不论是段祺瑞还是南方革命派在党派之争中无法做到超然，段祺瑞的借款和力主中日协定的目的显然性质并不单纯，但其也并非南方革命派所言，以签订丧国条约为代价，为扩充一己军力而取得日方借款。问题在于北京政府还未做好公布中日协定的准备，即使北京政府希望公布协定，能否从日本方面得到允许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国内纷扬的舆论压力令日本感觉不安，日本芳泽谦吉参事为此专门晤见外交总长陆征祥，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国内日渐强大的反对声音。引起日本关注的是一本名为《一发危机半条血路生死存亡问题》的小册子，该书是在上海法租界内印制，作者为孙镜。芳泽指出，“此次在日本，中国学生反对军事协定之运动，似乎多由该书而起”，要求中国设法阻止该书的传播。在芳泽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留日学生已经陆续回国，声言抵制中日协定，并要暗杀当局诸人。陆征祥告诉芳泽，他将通知上海、汉口等处地方官员，密切留意此类学生动向。
5月16日，饱受各界质疑的中日《陆军防敌军事协定》终于签署。3天后，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署》。至此，中日完成了形式上对德、奥的军事同盟。其中陆军协定第十条，海军协定第七条均规定两国将此协定作军事秘密，不对外公布。
陆军以及海军军事协定的签订，并不能消除在中国领土再次出现类似日俄、日德战争的危险，唯一可以预见的利好是中国可以避免因中立而缺少的发言权，并可在战争局面上争取一定的主动。客观而言，因中国已经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而日本又为协约国成员之一，中国完全有理由拒绝日本另订军事协定的要求。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强共同出兵海参崴与中日军事协定并无关联，日方非但不邀请中国参加，反而认为协定并不适用于对俄出兵。对皖系军阀而言，虽然得到了日方的参战贷款而提升了自身的武力，但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对及质疑无疑削弱了其统治基础。
叁、主动还是胁迫？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
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的设想早在1917年底就已经开始酝酿。1917年12月，德国与新生的苏维埃开始了和平谈判，协约国东部战线已经崩溃。英法此时力促美、日出兵西伯利亚，但美国态度并不积极，出兵希望就寄托在日本一家身上。当时的情形是，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日本尚无实力单独出兵。日本国内为此曾有过激烈争论，但最终还是暂时搁置了出兵计划，直到捷克军团问题的出现。
在协约国酝酿的出兵计划中，原本并无中国在内，虽然出兵地点是临近中国的海参崴。7月份，美国建议日美共同出兵援助捷克军团。由于中日军事协定的存在，中国密切关注着事情的进展。7月13日，章宗祥会晤田中义一，后者告诉章氏，日本出于自卫考虑，“自当出兵”，但时间尚未确定。章宗祥还得知，“英国已命香港守备队六百人，即设法开往海参崴，似为出兵之准备”。 3日后，章宗祥致电北京政府，明确此次出兵系由美国邀请日本加入，与中日军事协定无关。
至此，可以确定的是，美、日、英将出兵西伯利亚，没有邀请中国加入。同作为协约国的一员，竟未获邀参加，这多少出乎北京政府的预料。 中日之间有共同防敌协定，而且墨迹未干，但显然日本并未因之而与中国协商。在协约国中，惟有法国尚未有明确出兵消息。或许考虑到这一点，7月19日，外交次长陈箓会晤法国驻华公使柏卜，探寻出兵一事。陈箓询问法使，法国是否参与了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柏卜委婉告诉陈箓，“政府致本使之电，电码模糊”，意在避免陈箓陷入尴尬。但接着说“惟天津本国陆军上校接奉本国陆军部电令，速为选兵一中队，预备出发，另由属地遣派一大队或三中队”，显然法国已经明确出兵。柏卜反问中国是否决定派兵，陈箓的回答是“尚未决定”。
面对此种局面，临时内阁于20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兵。 最终决定，由外交部致电驻英、法、美、日四国公使，要求其探寻所在国对中国出兵的态度。
美国方面传来消息，赞成中国出兵。在顾维钧与美方交涉时，美国起初表示“愿于美、法、英、日意遣派联军计划商妥宣布后，即商中国加入问题，惟恐须由巴黎协约国代表大会解决”，但顾维钧认为无需提交大会讨论，因“联军计划大纲，既由代表会通过于前，中国加入事出一辙，似可无庸交会，不如及时商妥，与各国一并宣布”，经如此解释，美国也就不再坚持，并希望中国在通电各驻华使节时将出兵人数控制在1000或2000人，其原因是威尔逊总统不希望联军人数太多。
英国方面很快有了消息，不支持中国出兵。英国给出的解释是“以我仅守本国边防，则协助联邦之处尤多。至出兵国数加入愈众，办理愈难”，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得知其他国家不支持中国出兵，因而也持反对态度时，英方予以否认。因英日同盟的存在，以及先前日本公使林权助的表态，这里的“其他国家”当指日本。
至此，北京政府已经将出兵决定通告相关国家，虽然日本和英国反对，但美国支持，法并未发表异议。在整个出兵问题上，美国显然具有发言权，因此中国出兵可谓已成定局，余下的就是出兵程序和数量问题了。在中国出兵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日方仍未明白予以支持。刘崇杰于24日再访日本公使林权助，一方面是将中国出兵决定告诉日方，另一方面是借用南满铁路运送中国军队至海参崴。林权助再次对中国出兵政策提出质疑，“此次贵国政府对于海参崴之捷克军，主张派兵援助。对于谢军，则强令卸装。如此矛盾政策，本使殊欠了解”，但在不可能更改中国决定的情形下，林权助只得表示“出兵崴埠事，可一任贵政府自行主夺”。
8月22日，北京政府发表出兵宣言：自俄国内乱发生以来，中欧诸国势力日东渐于西伯利亚方面，在该方面之德奥俘虏且阻止捷克军之东进。中国因对于俄国政府及俄国人民不忍坐视捷克军被迫于德奥俘虏，固本于美国之提议，派遣相当之军队前往海参崴。此次出兵系赞同联合各友邦之义举，而以尊重俄国领土与主权为目的，决不干涉俄国内政。一俟贯彻此目的，即当撤退全部军队。
北京政府与协约国一道出兵海参崴完全是自身的积极行动，其目的在于争取战后和会中的发言权。虽然有中日军事协定的存在，日本并不赞同中国出兵，认为军事协定与出兵为性质不同的事件。美国支持中国出兵，显然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的考量，希望中国摆脱日本的单独控制，但此举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倍受国人反对的中日军事协定在北京政府发表出兵宣言以前并未发挥任何作用，日本和北京政府均出面澄清该协定与出兵无涉。日本目的是将中国控制在其操纵范围之内，避免因中国出兵而给美国以干预的机会。
结 论
本文注意到了此一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无疑影响到了当时的外交决策。中日军事协定固然是出于外交的实际需要，担心再次出现类似青岛的尴尬局面，但段祺瑞希望得到日本的参战借款而扩充自身军事实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方正是利用了此点而获得了出兵中国境内的合法渠道。
北京政府自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后，尽力采取与协约国一致的原则。整个事件可以从海参崴护侨开始追溯，出兵海参崴护侨一方面是北京政府确有保护侨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取得外交上的主动。纵观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前后的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的一点是：出兵西伯利亚是中国政府被动局势下的主动作为，其目的是基于争取中国战后的国家地位，期于战后和会中获得较有利的席位。北京政府出兵护侨一方面是基于当地侨民所请，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参与协约国行动的需要。
中国国内各界反对北京政府订立中日军事协定，主要是反对日本借机控制中国，防止重蹈二十一条的覆辙，而不是反对协定所宣称的对德、奥作战，即当时的中国人反对的是条约的形式和实施条件，而不是条约要达到的目的。包括商界、学界等在内的各界人士并未对中国出兵海参崴护侨提出异议，而且对中国加入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分析也冷静许多。
日本虽然在外交上积极诱使北京政府与之订立军事协定，但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却一再抛开中国单独行动，从出兵海参崴到出兵满洲里，日方事前均未商与北京政府。中日军事协定与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的关联相当微妙，协定系日本的主动外交成果，北京政府是在全国的反对声浪中订立该协定的，外交上北京政府希望以其来牵制日本，掌握并防范日本的军事行动，而日本显然并不遵守协定，非但不于出兵前通知中国，反而将出兵海参崴与协定视为性质歧异的事件，不支持中国出兵。
出兵满洲里属于在中国境内的军事行动，日本将其解释为根据中日军事协定而采取的行为，但北京政府并不认可日方的解释，围绕此事件而展开的中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其根源在于美日之间的相互猜忌。在日本出兵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京政府被迫表示中日军事协定正式启动，或许这样一个开端远出北京政府的设想之外。&苍产蝉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