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救助困难职工问题探析(1959—1963)——以北京市公司职工为例
摆该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补尘辫;窜顿077)闭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 1959—1963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处于极端困难，困难职工大量增加的时期。在国家经济形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和大量精力对困难职工实施了积极、及时的救助。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的精心救助，帮助他们度过了暂时的生活困难，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鼓舞了职工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促进了生产恢复和发展，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 北京； 公司； 救济； 工人
近几年来，史学界从不同方面对建国后党和政府救助社会困难群体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代表性论著主要有：1、对于救助灾民：贾莹莹. 湖北省1954年水灾救助问题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张晓丽.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论述——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J. 安徽史学,2010(2).2、对于救助失业人员：韩勤英,苏峰.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的失业知识分子救济政策及其成效 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3)；李营. 建国初期失业群体社会救济研究 D.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高冬梅. 1949—1952年北京市失业救助论析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5).3、对于救助无业人员：李小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乞丐的救济与治理 J. 北京社会科学, 2007(5).4、对于综合性救助：高冬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1949—1956）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从研究对象上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灾民、失业及无业人员，这类失去生产能力、生产机会和生活来源的困难群体上。事实上，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在认真做好对上述人员的救助工作外，还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对困难在职人员进行了积极救助。尤其在中国经济陷入空前危机、困难职工激增的1959至1963年，党和政府仍然对困难职工展开了全方位救助。这些救助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恢复工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深入挖掘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公司职工为例，拟对1959—1963年党和政府救助困难职工问题进行初步探析。
一、困难职工激增
在建国初期，北京市公司职工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到1957年，绝大多数的职工家庭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盈余，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的已降至5%以下。在冶金、机械、纺织等重点行业，困难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2.6%左右。[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当前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报告 Z. 档号：101—001—00165.]然而，1958年10月后，北京市公司职工的生活水平出现逆转。
1962年6月，北京市冶金工会在其5个直属公司的44509名职工中调查发现：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的有11392人，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25.59%；特别困难的6213人，占被调查职工总数的13.96%。[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对职工生活的调查情况 Z. 档号：079—001—00008.]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职工生活调查表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对职工生活的调查情况 Z. 档号：079—001—00008， 本表较原档有省略。注：﹡处，原档是44449；﹡﹡处，原档是5；﹡﹡﹡处，原档是11.06。这三个数字系原档计算错误。
石景山钢铁公司是国家特大型公司，在冶金行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在其31600名职工中，生活特别困难的4690人，占全部职工的14.84%，生活困难的9003人，占全部职工的28.49%。
1962年11月，北京市总工会对全市100万职工（其中，公司职工82.5万）的调查表明：生活困难的职工共计13.8万余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3.8%。[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当前职工困难补助工作的请示 Z. 档号：101—001—00165.]
以上两个调查，因调查样本大小不同以及行业差异，导致困难职工的比重出入较大，但这两个调查揭示的事实却是一致的——与1957年（困难职工比重不到5%）相比，1962年北京市公司困难职工比重（13.8%）增加两倍多，困难职工人数大幅上升。
造成上述状况的动因有：直接动因为职工收入下降、支出上升，陷进入不敷出的困境；间接动因则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及其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误解紧密相关。[ 对于造成该时期困难职工大量激增的直接和间接动因，笔者曾有专文探讨。详见朱云河.北京工人家庭收支变化研究（1956—1962）. 燕园史学编辑部.燕园史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会，2011，第136—153页.]
在支出上升，收入下降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北京市公司职工原有的收支平衡发生剧烈变动，困难职工增多。1962年7月，北京市总工会通过对冶金、煤炭、机械、电力、纺织、轻工业等11个行业83户职工家庭的典型调查发现：1962年比1957年支出增加的63户，持平的5户，减少的15户；1957年盈余户59户、收支平衡户7户、入不敷出户17户；1962年盈余户29户、收支平衡户6户，入不敷出户48户。[ 北京市档案馆. 八十三户职工一九五七年来生活变化情况的调查 Z. 档号：101—001—00165.]当然，入不敷出户未必就是困难户，但困难户一般都是入不敷出户。1957年，在17户入不敷出户中，困难户仅有2户，占83户的2.4%；1962年，48户入不敷出户中，困难户有17人，占83户的20.5%。困难户比重增加了18.1%。[]
在当时，判断职工生活困难与否的主要依据是，平均每月职工维持其家庭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钱数，亦即最低生活标准。[ 在当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指“把可吃可不吃，就不吃，可用可不用，就不用，以最低的生活水平来勉强维持生活”的标准.参见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对于职工生活水平的调查研究报告 Z. 档号：079—001—00597）.]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物价波动和商品定量变化，北京职工家庭的最低生活标准也不断变化。1961年9月前，大部分公司都“以八元作为职工家庭人口平均最低生活水平的习惯标准”。[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当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意见 Z. 档号：101—001—00152.]也有少数公司把职工家庭最低生活标准定的稍高。例如，1957年9月，石景山发电厂“规定最低生活水平，每人每月收入，职工十元，家属八元五角”。[ 北京市档案馆. 石景山发电厂的困难户救济工作的调查报告 Z. 档号：001-015-00121.]但是，随着物价上涨和职工家庭的其他支出增多，“八元”的标准已经很难维持职工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水平了。
1961年9月，北京市总工会指示各公司对最低生活标准“适当放宽”。摆闭至于放宽到多少,北京市总工会没有给出明确说明，由各单位根据情况自行掌握。1962年7月，北京市总工会调查发现：“1957年各单位对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补助时，一般以平均生活费用8元作为衡量困难的依据。近一年多以来，各单位经过调查研究，一般都把这个衡量尺度提到10元，即平均生活费用在10元以下的职工，一般都能受到工会的经常或季节补助。平均10元到12元的职工，一般能得到季节补助。”摆闭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助。原定的补助标准，可以适当提高。生活费用较高的重要工业城市，职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2元的给予补助；生活费用较低的一般工业城市，职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足10元的给予补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P674）“北京市属于生活费用较高的重要工业城市”。[ 北京市档案馆. 转发劳动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做好当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 Z.档号：117—001—01377.]在“北京市12元基本上只能‘保本’”。[]也就是说，在北京，平均每人每月收入12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一旦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低于12元，职工家庭的生活就可能发生困难。
那些“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的职工”，“每月入不敷出，日子很紧，定量供应的副食品不能全买，服装鞋袜残缺不全”。[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困难补助工作的讲话稿 Z. 档号：101-001-01081.]例如，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人阎玉贵：家里6口人住1间房，只有1条褥子，4床被子；全家单衣、棉衣合起来只十来件；4个孩子，有3个没鞋穿。他说：“要布票的衣服没布票，不要布票的没钱买。”[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职工生活的调查资料 Z. 档号：001—006—01843.]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工人曾国才：全家8口人，每月收入55.60元。由于缺钱，每月计划供应的商品都买不齐。曾国才说：“都没病没灾还就合过得去，孩子们有病，寒暑假交学费，春秋换棉衣单衣，生活就困难了”。[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对老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Z.档号：002—020—01105.]
客观地说，困难职工的“处境是比较艰苦的”。[]而且，这些困难职工“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负担重……思想压力较大”。[ 北京市档案馆. 冶金工作委员会对于职工困难补助工作检查总结 Z. 档号：079—001—00011.]在暂时的困难面前，一部分职工对前途缺乏信心，感到生活“没有奔头”。[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1） 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P660）“整天考虑吃、穿，早晚多是忙着种地、打草，没有心思搞生产”。[]还有少数工人，“由于生活困难，思想里经常惦着家，社会工作也不愿作了，文化学习，以前坚持的很好，现在也不愿意参加了”。[]甚至，还有极少数困难职工产生了悲观、抵触和对抗情绪。有的职工说：“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有苦说不出”；有的女工因支付不起孩子的入托费，怨恨地说：“把孩子接回家锁在屋里，死了厂子负责！”民用灯具厂有的工人说：“不就是减几个钱吗？玩一把锉（指破坏生产工具和产物——引者注）就够本了！”[]
当时，党和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对困难职工的“补助工作做得不主动、不经常、不及时，这些职工的生活就可能出问题，生产情绪就可能低落下去”。[]“为了稳定职工的生活，增强职工的团结，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党和政府明确指示，必须“对确有困难的职工给予救济，保证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北京市档案馆. 职工困难补助工作检查报告 Z. 档号：079—001—00210.]
二、实施救助
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工作，是在上级工会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公司具体负责实施的。在救助程序上，一般都要经过困难职工本人向工会申请、工会小组讨论、公司或车间工会调查批准、张榜公布获助名单、发放救济金或救济品等环节。
永定机械厂对困难职工进行救助的程序是：“凡救济者必须经过本人申请、本人所在的工会小组调查讨论，车间工会劳保委员会调查研究，填报专表报厂工会批准，才能颁发救济金”。[ 北京市档案馆. 永定机械厂工会委员会对于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和职工救济工作意见的报告 Z. 档号：002—020—01105.]石景山钢铁公司救助困难职工的程序是：“工人申请，工会小组讨论，车间工会提些意见，厂工会审批。每个月有个别困难户由工会主席去调查，但绝大部分的困难补助费是小组、车间说了算。每月用油印一张纸公布补助人员名单”。[ 北京市档案馆. 石景山钢铁公司原试验厂（转炉炼钢）的调查 Z. 档号：001—006—01844.]北京市公路运输系统通过“将补助工作下放到小组中，由困难户自己申请，小组讨论评议，上级工会批准补助后再向大家公布账目”的方法对困难职工进行救助。[]
工会是困难救助工作最主要的具体执行者。1962年10月26日，劳动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明确规定：“各基层单位的困难补助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至于具体工作的主持，凡有工会组织的由工会负责；没有工会组织的，由行政人事部门会同群众福利组织负责。”[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做好当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 Z. 档号：117—001—01377.]到1962年，北京市仅有个别规模较小的公司尚未建立起工会组织，暂由行政人事部门代替工会实施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工作。
困难职工向工会提出困难救助申请后，工会首先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1961年9月，北京市总工会要求各公司对职工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访问。目的在于摸清职工家庭的经济变化情况。为达到此目的，“许多单位建立了厂和车间工会的委员和工会组长、积极分子经常访问职工家庭的制度”。摆闭在调查困难职工家庭经济情况时，积极分子起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广大积极分子“有计划的进行访问调查工作，采取家庭访问、邻舍了解等方式”，工会才得以“掌握每一个困难户的家庭人口、成员、收入情况、居住情况，生活安排情况等”。摆闭为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的经济动态，还“有些单位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建立了职工生活卡片（包括家庭人口、年龄、就业、工资收入、居住条件等情况）”。摆闭通过职工生活卡片，工会可以及时了解困难职工的家庭经济状况。
工会在掌握了申请困难救助职工的家庭经济情况后，由职工生活小组根据工会制定的困难救助标准讨论、确定救助人选。“经过群众评议、领导审查批准等手续”后，“张榜公布”获得救助人员名单。[ 北京市档案馆. 劳动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对于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Z. 档号：110-001-01446.]
根据困难职工的实际生活状况，工会将困难职工大致分为叁类。一是“长期补助户”，即“职工全家总收入，按家庭人口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足12元、生活上确实有困难”和少数“每人每月平均收入虽在12元以上，由于生活必须的开支高于12元，不能维持一般生活水平的职工”，均列为长期补助户；二是“临时性补助户”，指那些“因特殊原因”，“如职工家庭临时发生死亡、疾病、被偷、火烧等意外不幸的事件”而“造成困难的职工”；叁是“季节性补助户”，对那些“生活水平在12至14元之间，平日生活没有困难，遇到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副食品增加开支加大，每逢季节换衣时，孩子上学交学费时，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的职工，定为季节性补助户。摆闭实际上，这叁类困难职工的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长期困难补助户，“如果临时发生特殊困难而自己无力解决时，也应该给予临时性补助”；同时，一旦长期困难户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用临时性补助可以解决生活困难的，就不给予经常性补助”。摆闭
从总体上看，长期补助户比重最大。1963年初，北京市冶金工会在8个直属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在4320个困难户中，长期补助户有2870个，占66.44%。[]从整个北京市来看，在1962年第四季度受补助的149293名职工中，受长期补助的有73897名，占受补助人数的49.5%。[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3） 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P405)
在实施救助时，工会根据职工的实际困难不同，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救助方式。总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两种：
一是直接发给一定数量的货币。工会根据困难职工的申请和救助标准，直接发给困难职工一定数量的货币。例如，1963年北京市冶金工会直属的8个公司支出补助费683771.06元，共计补助职工41324人次。补助后，困难职工家庭每人每月平均收入由9.68元，上升到11元左右。[ 北京市档案馆. 冶金工会1963年工作总结 Z. 档号：079—001—00011.]
二是直接发放一定数量的实物。在冬春两季，少数职工及其家属缺少棉衣、棉被。对于此类困难，工会往往直接发给他们一些棉衣、棉被或一定数量的棉花和布匹，解决他们的穿衣和睡觉问题。在1961年第四季度的棉衣补助工作中，北京市“共补助了662个单位的3818人……共用布32302.3尺。平均每人8.5尺，用棉花5323.9斤，平均每人1.4斤。共补助棉衣3155件（包括新制和换面、添里、补花的），其中补助职工2814件，补助家属341件”。[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职工棉衣补助工作的报告 Z. 档号：101—001—00165.]在1962年第一季度的棉被补助工作中，北京市“共补助了586个单位的2346人……共计用布43186.5尺，平均每人18.5尺；用棉花7168.5斤，平均每人3.1斤。计补助棉被、棉褥2089条（包括新制和添里、换面、加花的），连同以前棉衣补助时解决的781条被褥计算在内，则一共补助了棉被、棉褥2870条。”[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职工棉被补助工作的报告 Z. 档号：101—001—00165.]
无论货币救助还是实物救助，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但在不同时期，这笔资金来源有所不同。1962年10月前，“解决职工生活困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福利费、工会会费和工会经费中提取”。[]但是，由于困难职工人数增多和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提高，北京市公司的困难救助经费随之“吃紧”。[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国庆节、中秋节对生活困难的职工进行补助的意见 Z. 档号：101—001—00165.]有一部分单位因困难救助经费不足，工会只好“量力而为”，降低救助标准。[]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由于补助费有限”，在工会“讨论职工困难补助的时候，总有40%—60%的申请额不予批准或减码”。[ 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对于职工生活水平的调查研究报告 Z. 档号：079—001—00597.]
为解决救助资金不足问题，1962年10月26日，劳动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规定：“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所需的经费，可以从叁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从现有的福利费、公司奖金和工会会员交纳的会费中各提取一定比例的金额……第二，从银行冻结的工会历年结余经费中提用一定的金额。第叁，从国家财政上拨出一定的金额，或者从银行冻结的公司、事业、机关的结余经费中提用一定的金额。”摆闭
1962年第四季度，北京全市“共需款约803万元”。北京市总工会计划从“工会会员会费总金额中提取40%，每月预计可以提取17.3万元”；从“福利费中提取30%，每月预计可以提取37万元”；从“公司奖励金中提取20%，每月预计可以提取34.1万元”。以上三项“连同中央分配第四季度解冻款550万元，总计第四季度可以用于职工困难补助的经费共813万元”。[ 北京市档案馆. 对于贯彻执行劳动部、财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对于做好当前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工作的通知”的意见 Z. 档号：110-001-01446.]此时，从公司提取的救助资金已是杯水车薪，必须动用中央财政进行补充。
叁、救助效果与意义
对党和政府而言，1958年后的几年，是其执政以来面临空前危机的“非常时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刘少奇传(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P898）经济上，工农业生产大幅下滑，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财政赤字高悬，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困难职工激增，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一些人思想出现波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政治上，中苏同盟从分歧走向破裂，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不断，美国仍在公然敌视中国，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情绪高涨。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党和政府并未放弃或减少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工作，相反还加大了救助的力度和范围。实践证明，党和政府的这一举措，在化解此次“空前危机”上，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首先，它解决了困难职工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使困难职工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对困难职工进行救助，目的之一就“在于减轻职工生活困难”。摆闭事实上，在减轻职工生活困难上，党和政府进行的救助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司机朱寿良，月工资66元，全家7口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9.43元，因为生活困难，经常向互助会借款，申请困难补助后，工会每月补助他18元，最低生活有了保障。摆闭1961年冬天，北京市补助困难职工棉衣3155件，保证了“绝大多数缺棉衣的职工都穿上了棉衣”。摆闭据北京市2335个基层单位1061002名职工统计，1962年第四季度受到经常性和临时性补助的共有149293人，占职工总数的14.07%，补助金额4379735.3元，平均每人补助29.34元。1963年第一季度，据541101名职工统计，受到经常性和临时性补助的共74194人，占职工总数的13.71%，补助金额2594139元，平均每人补助34.96元。摆闭(笔405)正是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救助下，这些生活陷入困难的职工家庭才维持了最低生活水平，度过了严重的困难时期。
其次，它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加深了职工及其家属对党和政府的爱戴。当职工群众陷于生活困境时，如果党和政府袖手旁观，无疑会激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与疏离。而“困难补助工作生动地体现了党委对职工无微不至的关怀，把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困难的职工经过补助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生活困难，而且加深了对党的感激和爱戴”。[]北京运输公司装卸工人周海亭的女儿给工会写信说：“各位领导叔叔，我感谢党给我们的补助，真顶大用，能买玉米面100斤，能交上两个人的学费，我要好好的上学，以感谢党，毛主席万岁！”[ 北京市档案馆. 六二年春节职工困难补助工作总结报告 Z. 档号：079—001—00206.]北京市房屋修缮公司瓦工陈德厚家，9口人只有两条被子，爱人和大女儿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当工会主席给他家送去棉被时，他妻子感动地跪在毛主席像前不住地磕头，连声嘱咐孩子，永远不要忘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对困难职工的救助，还感染了那些生活并不困难的职工。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人王勋臣说：“党和国家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还这样关心职工生活，我虽然不是困难户，组织上帮助同志们解决生活困难，我看着也高兴”。[]可见，对困难职工的救助，既加深了困难职工及其家属对党和政府的感情与联系，又感染了其他职工。这对于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它转变了困难职工的生产态度、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冶金行业的困难职工说：“国家在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对工人阶级生活还这样无微的关怀……党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负担，今后一定把心思用在生产上去”。[]石景山钢铁公司运输部的8名困难职工，由于生活困难，整天考虑如何吃饱、穿暖，业余时间也多是忙着开荒种地，没有心思搞生产。经过救助后，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态度都有了较大转变，利用业余时间，擦洗了74组无人管理的道岔。[](P406)北京汽车制造厂三个重点单位受到救助的职工说：“只有在生产上拿出实际行动来，才能答谢党的恩情。”在受救助的143名职工中，1963年第一、二季度获得先进生产者称号的8人，评为一等奖的33人，二等奖的74人，三等奖的23人。在三个单位中，得二等奖以上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60%，而在受到救助的职工中，得二等奖以上的，占受救助职工总数的80%。[ 北京市档案馆. 北京汽车制造厂三个重点单位困难补助工作调查报告 Z. 档号：079—001—00030.]
综上所述，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进行的积极救助，“保证了职工的最低生活，减轻了职工的生活困难程度，密切了党群关系，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摆闭而这对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恢复、发展生产，以及增强党和政府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9年后，对于“社会秩序不好”、“盗窃事件日益增多”、“人心不安”的反映不断出现。[ 北京市档案馆. 城市群众生活的一些情况 Z. 档号：002—020—01088.
Discuss and analysis on the relief of workers in straightened circumstance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during 1959 to 1963——enterprise workers with Beijing as an example
ZHU Yun-he ZHU Han-guo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years 1959 to 1963 were a period of extreme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iculty in China, and a time when the numbers of workers in straightened circumstances greatly increased. At a time of unusual economic st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invested much money and energy in implementing pro-active and timely help for hard-up workers. Aid punctiliously suppli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helped the working people to get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years, inspired them with th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to combat hardship, strengthe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ccelerated the recovery and growth of production, and guaranteed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order.
Keywords: Beijing；relief; enterprise; worker
闭不少地方接连发现“打倒饿人政策，消灭共产党”等反动标语。显然，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人民生活困难不无关系。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国民经济调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工业领域的调整，不但要调整不恰当的计划数字和公司秩序，更要调整处于生产第一线的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未能取得预期结果的“大跃进”运动，严重打击了公司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而生活困难又进一步导致职工无心生产，劳动积极性低落。党和政府的救助，保证了困难职工的最低生活，稳定了他们的生产情绪，消除了其他职工对生活继续恶化的担忧。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广大职工团结一致、奋力生产，促进了生产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速度。
党和政府对困难职工的救助，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凝聚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人民凝聚力的增强、国民经济的加速恢复和发展，为党和政府从容应对外部挑战准备了社会环境、群众和物质基础。而这一切又与党和政府在救助困难职工上所作的努力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