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总书记的深刻告诫，再次提示我们：精神懈怠的危险，已成为当前党员领导干部自身建设的“四大危险”之首。应当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始终保持党员干部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作为的敬业精神。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干部成长发展的制度条件和外部环境，更要关注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过程中，加强德性修养、提高精神境界的成长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有利于党员干部自身修养和修炼精神内功的活动，让他们由一般作为变成更大作为，由不作为转变成有作为，由被迫作为转变成为自觉作为，由顿发性作为转变成为持之以恒的作为。
一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精神的力量是其内在的灵魂、崛起的动力。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点精神，在当代中国，就是要有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不断善于超越物我的精神境界。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践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所应有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也是经受新形势执政考验的基本素质。
精神状态是人的精神所表现出的行为样式，主要受人的意识、思维、情感、注意力、信念、意志以及其它主观心理活动的支配。饱满的精神状态，表现为信念坚定、蓬勃向上、励精图治、心胸豁达、思想解放、求真务实、勤于思考、善于沟通。古人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弱则智衰，智衰则不达”。饱满的精神状态会激发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追求，有着一颗愚公移山的恒心，有着磨杵成针的毅力，有了它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反之，精神萎靡、心浮气躁，则足以阻滞甚至断送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应当看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的干部精神状态不佳，缺乏追求上进的动力，缺乏积极奋斗的激情，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缺乏宏大高远的志向。他们朝气不足，暮气缠身，工作怠惰，生活糜乱。要么躺在昔日的功劳簿上睡觉，要么靠昨日的经验维生，要么思想信念迷瞪，要么沉沦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之中……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说与自觉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就连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相去甚远。
人的精神状态之所以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支配作用：第一，精神要素直接关联并影响着人的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和意识系统。精神对人的认知、选择、改造和预测对象世界有着强大的能动性。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奋进；萎靡的精神，则会使人悲观、消沉，失去斗志。良好的人生信念，会导致健康心理的积极调适，促进生理机制的动态平衡，生发主动探索对象化世界的意识涌流。在军事战争中，精神力量往往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要素。德国着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第二，精神状态如何，决定了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判断力和实践力。饱满的精神状态有着理性追问的秉性，它通过一系列的精神自省、自我检点、永不驻足、常备忧患的劳作，将人的思维引入深刻，从而使得人对外部事物的判断力不断提高。饱满的精神状态有着很强的追求知行统一的内在冲力，缜密的思考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乃是人们追求行动、追求实践、改造外部世界、彰显实践力量的必要前提，它通过一系列的逻辑预设，强化精神对物质的改造，实现思维对存在的修正与超越，将人的实践引向自由和自觉，从而使得人在合理的精神动力的牵引下不断以积极饱满的心态从事工作实践。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什么需要有饱满的精神状态？
第一，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价值判断是追求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则：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自由物体的运动，而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行动；它是以永不停歇的步履，战胜各种偶然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发展的偏差或有害事件，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的理性选择。追求进步，不可能靠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极端个人主义或极端拜物主义的精神状态，而要靠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对崇高的追求、人对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德性修养、人的心理环境的进化、人的高雅气质和良好素养等等。科学发展观的逻辑与实践，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回答了我们党“追求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科学发展的目标前进”等重大问题。有了这样的追求历史进步的目标，首先需要我们对目标持有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动摇。我们必须要有奋发进取、追求卓越的饱满精神状态。
第二，科学发展观倡导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精神，它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保持锲而不舍、奋发有为的实干精神。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此之际，我们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畏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不折不扣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全神贯注地践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脚踏实地地干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发扬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腔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落到实处。
第叁，科学发展观渗透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精神，主要反映在以下四种精神中：敢于冲破思想樊篱、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勤于开动脑筋、善于抓发展机遇、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注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实情、说真话、求实效以及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诚坦荡的人格精神；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巨大热忱和顽强毅力，以及不畏强暴、不怕风险、勇于奉献的胆略、勇气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还需要我们不断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排除各种错误思潮干扰，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当代最具有创新性的发展理论，从发展的理念到发展的方法和路径选择，以及价值取向、目标设定等，都与传统的发展理论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其创新性是全面的、彻底的、史无前例的，因此，对科学发展观的践行，首先要有深刻思考、积极解读和领会的精神。学习是理解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需要，只有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认真地加以解读，反复地加以领会，深刻地加以理解，准确地加以把握，我们才能有着践行的自觉性。它需要我们以新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时空坐标做到执经问难、心慕手追、日就月将。
二
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从理论上深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经不起社会转型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执政党新形势下从事自身变革的考验，在灵魂深处失去了共产党人在精神界面上应当具备的崇高境界。应当说，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是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备素养。
精神境界是人的精神所达到的程度和表现出的行为样式，它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并对人的行为起着直接的支配作用。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具有超凡脱俗的心理内功和守正不阿的理性行为。处事光明磊落，操守持之以恒。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参加革命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没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要么对人生毫无觉解，浑浑噩噩，混混沌沌，对外界不知不识，糊里糊涂；要么对人生有所觉解，但都是为己，一切行动都以自己私欲为目的。他们超越不了物我（贪婪的物质欲和极端的自利欲），更谈不上实践共产主义远大目标。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职责，同样的要求，有的成为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的却沦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败类、社会前进的羁绊、为人民群众所唾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今天，重视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超越物我，实践目标”的崇高精神境界有着特殊的意义。
首先，货币化的生活世界若没有精神对物质的自觉整合，人的生存便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在今天货币化生活世界里，货币的交换过程，被看成是所谓“超现实”层面上的一种符号运作过程，它客观上促使货币不经意地把世界重新分类，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它导致了人们现代生活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社会加速了被世俗化倾向，人们通过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同时，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患意识。因此，生活在如此世界中的党员领导干部，都需要认真反思和对待如此矛盾问题：如何适应现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至于被货币化生活价值观念完全替代或消解了党的宗旨和原则。应当看到，人的价值被物质化和量化，一切都成了可让渡的商品，货币在全社会似乎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可通约性，这种通约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是人类的不幸，因为它用“存在的有价”超越了“存在的无价”，精神在货币面前不可与物质同价类比；“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尺度本身也被还原为物，并可以被让渡了。于是，人跟钱更亲近了，人跟人愈来愈疏远了。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商品经济规律乃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人类只有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到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的发展，才能最后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只有超越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才能把人本身的生产确立为目的，把人的价值的完整性还原给人自身。实际上，人的价值有着比货币价值更为丰富、更为广阔、更为闪光的内容。人所持有的超然的精神境界、人对崇高的追求、人对生命的完整感受、人的纯正友情、人的德性修养、人的心理环境的净化、人的高雅气质和良好素养等等，这些都是货币价值难以通约的领域。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如此生活世界的环境中，保持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精神，必须要有“超越物我，实践目标” 的崇高精神境界。
其次，它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自觉构筑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党性锻炼，注重自我修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等。一个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倘若丧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就没有操守和免疫力。成克杰、胡长清、丛福奎、孟庆平等从党的高级干部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有的信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的腐化堕落，大肆索贿受贿，为自己留所谓的“后路”；有的权欲熏心，由精神空虚变为求神拜佛、疯狂敛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了共产党人的宗旨，脱离了人民群众，丧失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境界。
党员领导干部长葆崇高的精神境界，需要辩证地处理好叁个关系：
一是要摆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就自我而论，个体的道德自觉是一种道德内力；就社会而言，社会正义是一种道德规范。党员领导干部是社会普遍道德规范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要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通过自我教育和健康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发展和完善社会正义。既不能在社会正义渐趋完善的过程中，弱化个人道德自觉的力量；更不能扭曲自我的道德力量，阻碍社会正义的不断完善，成为社会发展的逆动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好自我与组织、自我与集体、自我与国家的关系。不仅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而且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曾指出，一个自觉的革命家和一个普通人不同之处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我”的态度不同，是唯我呢？还是忘我？是事事以我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就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在今天，无私奉献，心中装着人民，装着党的事业，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为之努力实践，不仅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而且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激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投身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二是要摆正人性与党性的关系。人性是人人都具有的人之本性，如利己的倾向、社会交往的倾向等。首先我们应当承认，党员领导干部合理的人性欲望、利益和需要是应当维护的，完全消解党员的人性，去谈党性修养，只会带来“虚假化”的人。但是，党员的人性又有着与普通人不同的内涵：一方面，党性离不开人性，它是人性集合抽象为阶级性后的再抽象，是不同成员具体表现的高度先进化。党性引导着人性朝着现实表现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需要从党性的高度来整合人性、引导人性，用自觉的党性修养，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的人性之私，做到先辈们所嘱咐的训言：常修从政之德，努力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常怀律己之心，做到慎权、慎欲、慎情、慎独、慎微；常除非分之想，固本守节，志存高远，摆脱世俗困扰，远离低级趣味。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不懈地练好“内功”，养成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美好情操和凛然正气，才能始终顶得住歪风，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守得住节操，才能以廉洁勤政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叁是要摆正“权”与“利”的关系。首先要有对“权力”的正确认识。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的授权和委托，其真正价值在于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权力只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我们不能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为民用权，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审慎用权，权力随时都会变成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防微杜渐，在一些看起来是些无所谓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换问题上一定要谨慎。权力不可与私利沾边，更不可与私利兑换。
叁
如何保持干部的精神状态？首先，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问题，推进“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良好风气是关键。精神懈怠是境界不高的表现，境界问题又与党员干部的知识修养、信息了解，善于读书、勤于思考相关联。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型政党的背景下，从党中央到地方政府，多年来有着良好的班子成员集中学习的制度。但就不少基层党员干部来说，真读书、实学习，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扎实的思考与研究的风气还不够浓厚。极个别的甚至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思考，家中堆满奢侈品，唯独没有书橱和报架；不仅自己不读书，反而教唆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灌输读书无用、唯有疏通人脉是真道等观念。有的基层组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学习程式，如有学习的制度，但不能坚持履行；有学习的读本和材料，但只是束之高阁，不加问津；有学习的经费，但张冠李戴地报销；有学习的时间安排，但却热心于麻将、扑克游戏；有学习的考察，但变成游山玩水；有学习的总结，却变成例行公事地美化语言和文本。凡此种种，都与一个大国的执政党的文化素养和思维水平不相称。
其次，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问题，倡导“修炼、修炼、再修炼”的德性养成是前提。精神懈怠是德性修养不足的表现。如果说，知识修养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把握真实的事实判断，那么，自觉的德性养成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曾子曰：“吾日叁省吾身。”为的是安身立命，做人处事。孟子最先提出人的心性修炼问题，他发现了人的内部精神的状态与外部行为的关联原理，侧重强调心性不断调适功能，尤其是心理的内功乃是人的外在张力的根据。刘少奇同志较早地把中国传统德性文化中的修养、修炼的精髓与共产党人的自觉修养结合起来，旨在加强党员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开动“修养、修养、再修养”的内在精神动力，确保欲望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组织等关涉个人境界的诸多矛盾能得到正确解决。提倡党员领导干部的修炼、修炼、再修炼，应当着重从叁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毫不动摇地推行我党的优良传统——党内民主生活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制度上确立良好的组织导向：对那些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党员，就应当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激励，对那些只讲关系、不讲原则，只讲和气、不讲是非，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只讲问题的现象、避谈问题的本质，只讲他人的过错、不讲自身的责任等行为，应当在规范化的党内民主生活中，予以根除。第二，毫不迟疑地加大党内违纪违法案例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要把改革开放叁十年来党的领导干部放松自身修炼而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汇集起来，编成警示读本或影像材料，不注重案情细节的描述，但要突出对缺乏德性养成、放松自觉修炼的后果分析和原因揭示；不注重案情数字数量的简单堆积，但要客观地展现犯罪分子牢中反省意识的心理表白，以此来警示全体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炼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叁，倡导党员自觉养成“淡泊名利，超越物我”、自觉练就心理内功的生活习惯。我们不需要像曾子说的那样吾日叁省吾身，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否养成经常性的反思自我、检点行为的良好习惯，增加叁个方面的敏感性：一是对物欲的刺激涉及到的行为边界保持应有的敏感性；二是对权力运用的伦理底线保持起码的敏感性；叁是对温情脉脉的人际交往关系中应当持有的党性原则保持必要的敏感性。
最后，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精神懈怠问题，从更深层次要求，还应当在端正党风、政风的相关制度创新上找对策，尤其是干部制度的识人、用人方面，要更多地注重选拔干部的公正性、评价干部的客观性、任免干部的原则性。应当看到，一些干部的精神懈怠，除了自身德性修养内功不强外，还有着评估干部的绩效标准方面的原因，如把评估干部工作的绩效仅仅理解为不出错、不出偏差、不出问题就是好干部，它必然导致干部们积极的、创新的工作状态逐渐变成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也有着组织上用人制度方面的原因，如有的干部任劳任怨，朴实生活，踏实工作，对自身工作发展的空间有着良好的理性预期，但由于他所在的地区、部门或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用人制度上的种种缺陷，或个别不正之风的影响，使他屡屡丧失工作发展的信心或感到失望，由原有的谨慎变为松弛，工作热情不断衰退；再如有的干部受某些上级领导的宗派主义、唯意志主义、主观主义行为的影响，要么由原在的事业冒尖变为后来的消极怠工，要么由原在的刚直不阿变为后来的圆滑世故，要么由原在的一丝不苟变为后来的颓废马虎、游戏人生。透视这些现实表现的因果关系链，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杜绝一些地区、部门或单位，在履行干部制度过程中所发生的不良行为，尤其是操作层面上的“不完善性”、“不科学性”、“不客观性”，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现象还会蔓延，它已成为今天制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的瓶颈问题。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