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012年，中国骋顿笔总量达51.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骋顿笔总量的10%左右。当然，这并非中国梦的全部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一种“世界历史”视野中，中国梦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贡献了近1/4的全球经济增长量，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为什么说中国梦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呢？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中国梦引领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增强了维护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力量。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扩张的道义过失带来的悖论是：一方面，现代性扩张的确推动了整个世界由落后的农业文明甚至游牧文明向先进的工业文明转变；另一方面，它却造成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结构性存在，这种结构性存在播种了罪恶与仇恨——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必然遭到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冲突与战争阻碍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启蒙主义哲学家康德在1793年写道：“人性表现得最不值得受尊敬的地方，莫过于在整个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了。任何时刻都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独立或自己的财产方面，是有安全保障的。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说侵犯对方的意志，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用于防务的军备——那往往使得和平甚至于比战争还更加压迫人，更能摧残内部的福祉。”康德不无悲观地表示，“对于这些并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对于康德的悲观，恩格斯的回答是：“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无侵略性、扩张性的国家，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便是对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中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中华民族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个世界就无法侈谈正义，也无法确保和平发展。回想20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何其荒唐！这背后的根源，便在于彼时的中华民族备受外敌宰割，未能实现独立自主。
第二，中国梦勾画的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复兴之梦，必然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的机遇。
美国学者罢·哈定等在所着的《文化与进化》一书中说，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许多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是依赖于那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引用了他们一直试图抵制的那些社会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式乃至一些工业技术。正是在面对强权控制而保卫其政治领地完整的过程里，他们的文化被改造了，更加接近了占优势的文化类型”。这里的意思是，被西方“唤醒”的民族在开始自己的现代化时，很可能会吸收西方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以牙还牙。这也是所谓“文明的冲突”之理论来源。
但是，罢·哈定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对该民族精神品格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就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人一贯重视提升内心品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重道义……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意味着高度的自律，必定导致和平的对外交往。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并非会沿着以牙还牙的逻辑去展开。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都是崇尚和平与和谐的：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宽厚处世作为理想人格，以此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更是强调人与人的自然和谐状态，反对利益冲突对人性的遮蔽，主张“无欲”“无为”“无争”，追求社会的安定与太平。
与此相应，中国人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流思想是主张“协和”而非“征服”。《尚书·尧典》中就说，尧对九州的政策是采用“亲”，对万邦的政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提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因此，习近平在2013年3月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我们希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各国人民的意愿都能够得到尊重，各国能够齐心协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习近平的这一阐述，呼应了毛泽东1956年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梦为世界开辟和平发展的前景，这便是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
（作者为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点项目“构建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研究”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