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是崔大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该研究成果史论结合、新见迭出，不论是对我们具体、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儒家思想与儒家传统，还是对我们当下形成有坚实基础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皆有助益和启迪。
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探究实际上是要为困境中的儒学找到一条出路，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回溯历史便能清晰地看到，儒学一路走来，并非坦途，总是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非议和责难，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有秦一代的“焚书坑儒”、唐宋之际的“佛老挑战”最为明显。然而，儒学终能度过艰难岁月而焕发出生机，其中的秘密便在于“唯变所适”。汉代董仲舒言 “天人感应”和宋儒言“理气心性”，都是孔子所罕言者，然而正是在这种貌似背离的创新中作了最好的传承，非创新不足以言传承。儒学在现代的命运也应如此，我们对儒学的认识不应当只把它当作既有的客观对象，还应看作正在生成的新的传统。崔大华对儒学的把握正是如此，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儒学根本精神是一种理性的、世俗的伦理道德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彻底的道义论立场，伦理认同，“知天命”的人生终极理性自觉。与此相应，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根本差别是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形态或生活方式的存在。儒家思想建构的生活形态最重要的特质可以概括为二：“其一，儒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和道德规范之网构筑了具有封闭性特征的道德生活世界，每个人都以一种或多种伦理角色被嵌定在某个伦理关系位置上，每种行为都有道德规范规约着”；“其二，儒家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儒家思想笼罩不住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其缺乏超伦理或非伦理的个人独立存在空间、公共生活空间和公共道德空间行为规范的社会层面上”。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造就了儒家文化的“宽容”品格。通过对儒家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两个层面的考察，崔大华不仅揭示了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且回答了儒家文化何以具有 “宽容”性的品格——这一实现民族融合、促成没有文化障碍的世俗生活的生活智慧。
对儒学本质特征的挖掘和阐释，是为了找到它与当下的契合点，寻找儒学中能为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的智慧，同时也是为了给儒学寻找生存延续的空间。基于对儒学的准确定位，崔大华从不同层面对儒学的现代命运作了分析。他认为，儒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能起到如下作用：一是提供动力因素。“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而对国家的伦理认同、社会责任意识和勤勉的品质，都是从个人对家庭、国家之伦理共同体承担有义务责任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中发育出来的。二是提供秩序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义利之辨”的道德观念对作为社会秩序之核心的国家权力重心的形成与社会生活中行为失范之危机的消解，具有明显的助益作用。叁是提供适应能力。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制度层面，儒学和现代化都有犀通之处，这可以作为精神储备为现代化进程提供适应能力。现代化是历史发展大势，但作为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其中一个核心的社会问题是因人生意义的失落而带来的精神危机问题，以及由现代化问题所引起的生态运动、全球伦理、女性主义运动等社会思潮。崔大华认为，儒学不仅有潜力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而且能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西方精神危机问题的根本缘由在于宗教信仰的衰退和个人主义的扩张，而儒家“内在超越”的品格和“义务伦理”的本质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说，儒学“民胞物与”等哲学诠释比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具有更为醇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良知；从全球伦理而言，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基本原则也与其他文化的基本道德理念相容、相通；从男女两性而言，在历史中虽然存在男权高于女权的事实，但从自然、伦理的维度上，儒家是主张男女两性和谐的，对男女两性的主张与现代的观点并不根本冲突。崔大华对儒学在现代的命运作了展望，对儒学的态度，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他的态度是同情的、理性的、客观的、谨慎的、实事求是的。他没有雄心勃勃地将儒学作为引领未来文化方向的学问，他的定位是儒学在当下能做什么，而不是要成为什么。通过引入儒家生活方式的维度，他对儒学的分析是哲学的，也是历史的；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