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农业产出的增长有两个来源：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业增长的源泉是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还是农业罢贵笔的增长，从不同的时段看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无疑，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产出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决定了农业发展不可能依赖要素投入的无限扩张，农业产出的增加只能依赖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在1978年～2005年的27年间，农业罢贵笔年均增长率为3.3%，而同期中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率为6.44%，也就是说，农业产出增长中超过一半（51.24%）是农业罢贵笔增长贡献的（周端明，2009）。
正是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重要性的认识，很多文献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包括对我国农业增长与效率的测算及农业增长源泉的探析、农业罢贵笔来源的研究、农业增长区域差异的比较及收敛性的研究、农业增长及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等方面。其中对于农业罢贵笔增长的来源是技术进步推进、效率驱动抑或两者均有贡献，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又有哪些？大部分情况下，东部地区不仅罢贵笔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效率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影响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原因何在？其结论尚存争议。因此，对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就不能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从研究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大都以省级、市级等宏观或中观数据为基础，从农户微观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但由于加总、平均化的问题，不能清晰地认识到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户的生产效率状况，正如弗兰克所言，平均农户之所以有效率，恰恰是因为农户实际上全都没有效率（弗兰克·艾利思，1992）。此外，利用宏观数据研究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于同一个时间区间，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舒尔茨（1987）在他的《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说：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业是“有效率但贫穷”的。在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经营之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依然为千千万万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农业整体的要素生产率最终体现为农户家庭生产的要素生产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也展示了家庭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Wang et al.，1996）。因此，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研究，从农户的微观角度来研究更有意义。有部分文献从农户的微观角度进行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数据较权威、样本数较多的仅覆盖一个省，具有较强的地域色彩；二是有些数据甚至只覆盖到一个县或者几个县，而且样本数很少；三是覆盖面相对较广的，研究对象却仅是油菜或奶牛生产户，等等。
本文期望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面有一些新进展：一是在大样本农户粮食生产数据的基础上，从农业生产主体——农户的微观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农业罢贵笔及其构成的变动；二是对于现有研究中存有争议的问题能提供一些新证据。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将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阐述本文研究的假设条件；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和数据；第叁部分是计量结果；最后是根据计量结果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效率及假设条件
度量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多指标，包括单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其中，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是通过对单个要素的生产率的衡量来考察农业生产效率，某种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获得。而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产出增长中扣除要素投入增加的部分，一个经济单元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吴方卫等，2000）。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一个公司、行业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投入和总产出之比（顾海、孟令杰，2002）。全要素生产率包含效率改善、规模效应、要素质量提高、专业化分工、组织创新和制度变迁等方面的内容（李谷成，2009）。在实际的研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分解为技术进步率、规模报酬收益、技术效率改善和配置效率改善。
其中，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同时实现的状态称为经济效率（弗兰克·艾利思，1992）。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中除了要素投入增加之外的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规模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改善。舒尔茨对于农民家庭农业生产的效率仅仅关注了配置效率，忽视了技术效率。而目前对我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几乎所有的重点均在技术效率，对于配置效率的研究或者是一笔带过，或者是干脆不涉及。
技术效率指人们掌握和利用某一技术的程度（万广华、朱希刚，1994），实际产出与边界生产函数产出的比即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指生产技术选定之后，投入和产出相应于相对价格的调整。农户进行生产决策时，不仅仅是在对各种投入要素进行选择，同时也是对产出结构进行选择，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农户的配置效率，但在我国，粮食生产具有区域性，例如江西、广东等地以种植水稻为主；河南、山东等地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而且通过轮作制度，玉米和小麦的种植不存在时间冲突。因此，本文中的配置效率，更多的是考察生产要素投入量相对于价格的调整。
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效率的概念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但在实践当中，这些假设条件不一定具备。本文借鉴弗兰克·艾利思（1992）的“追求利润型农民”假说，把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动机加到农民身上，但这里的利润最大化是有条件的利润最大化：（1）在与其他家庭目标的权衡之下的利润最大化；（2）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但可能会面临资源约束；（3）虽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市场运行状况良好。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性大大提高。但我国的粮食价格制度相比其他农产物和商品更具特殊性，虽然在2004年我国才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但在1993年～2000年之间，农民对于粮食价格的自主性已较改革开放之前大大提高。特别是到了1995年，随着400亿公斤议购粮食任务的取消，开始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当年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非常接近（陈锡文等，2009），我国农民粮食生产已较具自主性。因此，总体来说，市场运行状况良好的假设也是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