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大学毕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发展循环经济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若干问题研究” （批准号06&ZD026）已于2011年12月结项。
区域资源禀赋、科技发展水平、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传统四个要素影响并最终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行为，而人类的行为模式造就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本研究认为，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现今人们浪费性的行为模式，并进而促成了目前我国粗放的生产模式和奢侈的消费模式，正是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奢侈的消费模式导致了我国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形势。其次，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是改变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先导，政策是促成良性社会价值的重塑与再造，并进而调整和约束人们行为模式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合适的环境政策来引导和约束，而环境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不同主体行为机制。基于上述判断，本课题在客观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公众、政府环境行为的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进而提出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利用政策建议。
（1）本研究在系统分析我国粮食、水资源、能源、战略矿物资源的供需形势的基础上，基于对国内铜产业调研和行业专家咨询，构建了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的中国铜代谢分析框架，并运用此框架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年间（1970-2010）国家层面铜的全生命周期流动状况，解析了中国铜产业在产业结构、进出口结构、资源利用格局等方面的演化过程，从铜资源开发利用全生命周期过程角度阐释了我国铜资源开发利用和铜产业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
（2）本研究认为，公司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对公司的约束下，公司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 而公司的环境行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环境表现，进而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一般公司在初期只看到短期直接环境成本，如环境治理、排污许可、惩戒费用等，而忽视了中长期环境成本，如信用成本、市场成本、机会成本（环保新产物的市场机会丧失）等。公司行为和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刺激了新规则和商业行为的出现，促使公司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战略。一般来说，公司环境行为是一般干预和特殊干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公司环境行为首先是满足政府的要求，表现为公司遵从各种政府法规和政策，通过对公司环境行为程度的调查来评价政府监察、各种处罚、环境管理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强的管制带来公司在环境行为方面更好的顺从，而公司更好的顺从则减少了往后管制的投入。政府管制对公司环境行为的影响既包括政府的检查、罚款等特定干预，也包括受到政府特定干预的威胁。除了上述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环保政策等形成的规章制度压力，公司面临的环保压力还有：满足公众环保要求的信用压力，环保产物和工业中间品需求及绿色环境认证、贸易协定等市场压力，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公司资信认知的财政压力等。
（3）基于促进环境利益博弈和均衡的制度安排考虑，本研究提出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新模式——社区环境圆桌会议制度，基于环境质量供求关系曲线设计了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的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圆桌会议的政策设计思路：通过和其它环境管理手段协同作用提高环境质量供给水平，通过信息沟通和共识达成引导公众对环境质量的理性诉求，论述了政府视角下的政治公司家模式和政府职能转变，公司视角下的公司环境社会责任机制和社会契约，以及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和功能性实现等环境圆桌会议作用机制。在介绍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的具体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对江苏进行的社区圆桌会议试点工作进行了实景记录、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和分析，并对水专项实施过程中的两次社区环境圆桌会议进行了具体案例分析，分析了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的关键要素分别为政府官员的第一行动人的角色、公众中的引领者、公司家中的先行者，提出了社区环境圆桌会议所需的制度框架。在对基于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问卷调查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给出了在政策层面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法制建设，在组织层次，要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和公众参与的监督和保障制度，在操作层次，强化基于网络和电子政务的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平台构建等相应的政策建议。
（4）长期以来，政府监管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环境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本研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理论为框架，分别构建了两种政策下的公司行为模型。通过将政府监管不足这一条件纳入模型，分析这两种政策框架下公司环境行为对不同政策设计和监管策略的响应机制。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排污收费政策中，政府监管不足不会影响公司的减排策略，但是会造成公司更多地违法排放；公司的违法决策由排污收费水平和监管策略确定，并不会因为公司的性质有所差异而不同。而在江苏省试点的排污交易政策中，政府监管有力的情况下，配额初始价格的存在不能改善市场效率；而在政府监管不足的条件下，合理的配额初始价格设置有助于改善由于违法排放造成的市场失灵。当监管能力越低时，配额初始价格的有效取值范围越大，制定价格的政策风险越小。合理的初始配额价格，在指导交易市场价格的同时，有效地影响了公司的生产、减排和违法决策。这一发现表明：在监管不足条件下，设置配额初始价格有助于改善由于监管能力不足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
（5）要实现对原生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在政策制定方面应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原生资源保护和适度控制原生资源开采，二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铜社会存量研究表明，中国目前铜社会存量在2043-5463万吨之间，与目前中国铜资源基础储量3070万吨大致相当，铜社会库存将逐渐取代自然矿产库存成为铜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内废铜资源回收重点领域为电力电缆、建筑用铜、交通、民用电器和工业机械。家用耐用品户均含铜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各区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县户均含铜量高。在未来40年内，城市居民家电报废所含的铜资源将比农村居民多14.66万吨。
（6）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近叁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矛盾的凸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这些矛盾中，环境问题成为了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难题。本文的研究表明，我们不可能走停止增长回过头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之路，相反，环境问题只能在增长中得到解决。这意味着，环境和增长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如果将环境问题作为质疑增长的理由显然不是一种理性选择。正是因为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要环境还是要增长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更清洁的增长。据此，本研究提出：1）加大中央对内陆地区的专项扶持力度；2）制定吸引贵顿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3）加快我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转型；4）就污染控制政策而言，首先各级政府应树立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真正将环境问题作为一项战略问题，并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7）本研究提出了现今“超前消费”主义模式向适度消费模式最终转型的可行途径；从中国公司环境责任履行的现实状况出发，阐释公司环境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通过构建公司环境责任的实证研究，探讨公司环境责任构建的动力机制与履行障碍，提出了提升公司环境责任、改善生产行为及其社会效应的根本方向。主要建议包括：1）在国家的战略导向上，将适度消费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放弃依靠刺激消费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制定促进适度消费的相关法律和政策；2）促进消费和环境领域的社会价值观的彻底转变，赋予消费行为以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使适度消费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3）严格约束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消费行为，使其成为适度消费的表率，而不是过度消费的榜样。
本研究在多学科理论基础的指导下，运用环境科学技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现实问题，研究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和学者相互交流、密切合作，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来审视和研究具体问题，展示了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最新成果，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研究成果在各个层面的广泛应用。
首先，本课题基于公众、政府、公司叁个层面的深入探索与研究，为研究主体模式如何促进循环经济的实践提供了可行思路，不仅为从社会、文化和制度层面破解中国的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借鉴，而且为指导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机制起到积极和迫切的作用。
其次，本课题在方法运用上的实践与创新为研究资源与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本研究主要运用物质流分析（Substance Flow Analysis）方法分析了中国铜资源全生命周期代谢，为制定铜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运用该方法深入研究了江苏省1990-2005年间的物质投入-产出情况，为江苏省探求发展循环经济路径提供了数据支撑。将物质流分析方法运用于资源、废弃物和环境管理领域，不仅使其成为了方法学上的有利决策支持工具，也为区域循环经济的评价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课题不仅注重理论研究，更注重从中国差异化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现状出发，针对不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从实证的角度系统剖析一系列典型案例，确保了宏观战略的底层支撑。首先，从不同地区现实条件的差异分析入手，提出各地区差异化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其次，选取典型城市/区域展开实证研究，构建了典型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此外，课题组积极向各级政府部门谏言献策，多项成果相继为科技部、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南京市人民政府等采纳，大大强化了相关研究成果的普及与应用。（课题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