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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流九年多来审议的书稿。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韦建桦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写下了17页审议意见提纲。 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11月10日晚5点，北京鸿府大厦。讨论持续一整天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修订版审议会接近尾声。二十多位学者仍围坐桌前，积极地提出补充意见。

　　这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举行的第101次教材审议会。

　　审议稿次次不同，课题组常有轮替，审议者却始终是同一批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们当中，多有年逾八旬的老者，也有年近花甲的“少壮派”，却都是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召开上百次审议会，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出版34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骨干教材，其他100多种重点教材编写取得重要进展，推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九年多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就卓着，咨询委员们也与工程相伴相随，成为每项成果问世前最严格的“把关人”。

　　因为他们，这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更加稳固坚实；因为工程，他们的信仰之灯与学术之炬燃烧得更加明亮炽烈！

　　“老牛拉车，比不上骏马快，但只要人民需要，还是会努力往前走”

　　92岁高龄的江流从书房走出，房门两侧的五大摞书稿衬得他越发清瘦矍铄。

　　每摞都有半人高，堆放得整整齐齐。“全是工程相关的送审稿、资料，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他指给记者看。

　　2004年，已至杖朝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江流成为工程首批咨询委员，自此，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忙碌开始了。

　　工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凝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教材提纲拟定到书稿撰写，咨询委员需要一次次仔细审议、提出意见。

　　九年多来，除去几次生病卧床，江流总会准时出现在审议会现场。白内障、黄斑病变令他读写困难，听力也逐年减退，然而，他总是戴着助听器、老花镜，在会场一坐一整天，带来精心准备的发言，还凝神细听，时不时参与讨论。医生要求他少用眼、多休息，但他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

　　和江流一样，82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也全身心扑到了工程中。

　　担任咨询委员那年，他刚离休，还承担着全国党建研究会的大量工作，加之要照料瘫痪在床的老伴，难免疲倦。然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加班加点。审稿任务重时，他每天伏案八九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好多次，审读至忘我之境，连续几个小时不曾挪动，待事毕猛一起身，常年劳损的腰椎立时痛得钻心。

　　即便这样，他仍觉幸福：“这说明我的人生还有价值。老牛拉车，比不上骏马快，但只要人民需要，还是会努力往前走。”

　　“像我这样非科班出身的教员，节假日是没有资格休息的；十二点之前是没有资格睡觉的。”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的这句话曾激励过很多人，今天，年届八十的他依然这样要求自己，似乎遗忘了曾威胁生命的病魔。

　　1991年，侯树栋积劳成疾患上结肠癌。手术后，他战胜多次化疗的摧残，并成为首批咨询委员中唯一一位来自军队的学者。

　　生死关头的思考与体悟，令他更加珍惜这份职责。

　　字斟句酌，日以继夜。视力降到了0.02，失眠症也日益加重。2004年，侯树栋突发心脏病，做了心脏支架手术。躺在病床上，他仍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校书稿。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这是在延续我的理论生命。”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苏星，两位老人已经离开人世，而许多人清楚地记得，即使病重住院时，他们还牵挂着工程进度，苏星在病床上与课题组几番长谈，龚育之则抱病审读了30多万字的书稿，并写下工工整整的书面意见，请人送到审议会现场。

　　老学者们的忘我付出让后辈感触深切，而令老一辈欣慰的，则是“年轻人”们的黾勉同心。

　　66岁的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2008年，他和其他五位学者一起被增补入咨询委员会。作为唯一一位京外委员，还肩负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两本教材的编写重任和教学任务，他过起了“两地跑、连轴转”的日子。

　　每逢审议会召开，他常常是一大早五点便从天津动身，两个多小时后赶到会场参加审议。一天会议结束，顾不得休息，又匆匆返回，到家时往往已近深夜。

　　和他一样忙碌着的，还有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院长顾海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一批“四零后”“五零后”。他们或担任行政职务，或正值科研黄金期，却都甘愿放下其他，牺牲假日，把咨询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党中央把审议工程文稿的任务交给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对中国未来负责的强烈责任意识，他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认真工作。”委员们的表现，令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深感自豪。

　　“为工程把好两道关卡——学术关和政治关”

　　翻开江流案头的几本教材送审稿，几乎每页都用红蓝两色笔做了标记，还夹着很多纸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这是江流边读边记形成的修改意见，也是他在审议会上的发言提纲。可以想见，老人是怎样精研深思，并在多方查实后形成建议的。

　　“审议意见要有理有据，要充实，争取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汝信经常这样说。

　　韦建桦所恪守的，正是这种“言必有据、言之成理、信而有征”的原则。多年来，他始终以撰写学术文章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次审议。工程组织编写的教材，每一部都涉及对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理解、对经典着作理论要义的诠释，其中还有大量引文与注释。结合自己的长期研究，他在这些方面可谓“穷原竟委、剖析毫厘”。凡是涉及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史实，他总要反复核查，杜绝硬伤；根据原着的背景、语境和内涵，他详细指出阐释和引证中存在的偏差，务求确凿无误；为准确反映引文要旨与出处，他逐条核对，指出应当采用的可靠版本，并注明原文和译文在某卷某页某行；为弄清经典作家手稿和笔记中的问题，他查考各种外文版本，并多次通过邮件请教柏林和莫斯科的专家，努力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原着负责、对读者负责。

　　很多错漏在他手中被堵住。例如，有的教材送审稿中标注为马恩言论的话语，实际上是马恩与别人论战中引用的对方观点，与马恩原意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而其引文和注释所依据的译本也已过于陈旧。韦建桦为说明原委、勘正讹误，总是写下厚厚一迭审读意见。

　　“韦局长的建议令人信服，态度也令人起敬。他常拎着厚厚一摞相关书籍来开审议会，以便我们及时查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成员王贵贤记忆犹新。同样令她感动的，是咨询委员、首席专家两肩挑的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

　　“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期间，邢老终日辛劳，有一次中耳炎发作，痛苦难耐，仍组织大家开会、讨论、亲自改稿。有好几次，大家一起改稿到深夜，第二天清早，他又打来电话指出新的错误，让我改正。我知道，那意味着他又几乎一夜未眠。”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委员认真审读30多万字的书稿后，写了1万多字的书面意见，提出8条重要建议，并引经据典地一一分析论证；

　　有委员把教材初稿复印5份，分送给其他几位相关专家，发动他们提出书面意见；

　　有委员除了出席审稿会外，还以书面形式详细列出书稿中的73处文字错误，当了一次“高级校对员”……

　　“我们始终记得中央的嘱托：为工程把好两道关卡——学术关和政治关。这就像悬在头顶的两条准绳，时刻不敢疏忽。”顾海良说。

　　“‘把关’是基本要求，但绝不能满足于‘过关’，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尽力提升每本教材、每个项目的质量，推出一批经得住时代检验的学术精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77岁的咨询委员孙英感言。

　　他和所有委员有着共同的认知：工程的成果不仅应反映当代中国理论界的学术水准，而且必须体现严谨诚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为纠正当前学术界的浮躁风气作出表率。

　　“我们虽力道微小，却志愿加入这个队伍，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终身”

　　胸怀锦绣、博古通今，这是人们对咨询委员的印象，然而，他们却勤勉虔诚一如学生。

　　“江流、邢贲思……我把很多委员都看成老师。每次他们为教材提意见，我都仔细听，认真学习。”侯树栋笑言，审议工作使自己圆了“博士梦”。

　　“这是我的第二个学习高峰期。担任咨询委员几年来，我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原着和相关学科着作比上学时还多，也研究了大量新问题。”逄锦聚感叹。

　　孙英曾长期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擅长把理论与实践相互贯通考虑问题，但仍把每次审议看作“最宝贵的学习机会”。九年多来，他为做好审议工作、增加自身学养所买的图书足以建起一间小型图书室。“咨询委员也不可能是通才，我们经常相互讨论、共同研究，依靠集体的力量攻克难关、做好工作。”他说。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王维澄理论功底深厚、熟知中央政策，却总是虚心听取其他委员建议；李捷每次参加审议总是认真记笔记，对有启发的问题反复思考，屡有所得……令他们勉力付出却甘之如饴的，是对学术的爱、对真理的爱，更是对心中信念的忠贞与坚守。

　　他们大多亲历过旧时代生民涂炭、山河破碎的苦难，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迎来了一次次荡气回肠的历史转折跨越，亲眼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实雄辩地说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也把服膺马列的信念深烙在他们内心。

　　“我们这代人一般都在解放前进大学，今天流行的许多西方学说多少也涉及过。它们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只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才顿觉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原来千头万绪的历史变得井井有条，能够从根本上得到科学解释。没有一种学说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83岁的咨询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认为。

　　作为一名有66年党龄的老党员，郑科扬也曾经历过不平与逆境，然而，他对自己的选择毫无怨尤。“党在慢慢探索，我们也在一步步懂得真理。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学说体系，不可能一劳永逸，还有很多现实和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

　　今天，在数万名理论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团结奋战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结出硕果，并将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持。蓬勃开展的工程让咨询委员们充满热望，而马列真理遇到的种种曲解与挑战，亦令他们的使命感愈发强烈。

　　“共产主义决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国’。革命导师都是为全人类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典范，我们虽力道微小，却志愿加入这个队伍，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终身。”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的话，道出了所有咨询委员的心声。进一步做好教材编写与使用工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用理论创新回应现实需求……对于工程的深入开展，他们有很多心愿与期待。而他们坚定前行的身影，也将是这条长路上最富感召力的恒久风景！（本报记者 王斯敏 杨 谧）

　　短 评

　　燃信仰之炬 与真理同行

　　伴随着艰辛付出，凝聚着万千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已步履铿锵地走入第十个年头。

　　这是一项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也是属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理论创新工程、灵魂锻铸工程。近十年来，随着工程逐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旗帜日益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阵地愈加巩固,亿万民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步伐更为坚定。

　　托举起工程丰硕成果的，是数以万计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他们老少云集、倾力付出。这其中，咨询委员会委员虽人数不多，却是一个不可或缺、居功至伟的特殊群体。

　　老骥伏枥，壮心未已。这些学高身正的理论大家们不辞辛劳，鞠躬尽瘁，为工程顺利实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或专注于咨询工作，投入所有精力与热情，甘做工程成果的严格把关人；或一肩挑起几副重担，既亲力亲为参与成果编写，又精研深思做好项目审核。

　　十年劬劳，咨询委员们以信仰和智慧严格把关工程成果，以自己的学术生命保证工程质量，并以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他们是这个伟大工程的扛鼎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更是孜孜不倦传递真理的播火者。

　　正是在咨询委员的精神感召下，投身工程的专家学者们黾勉同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卓越成果；也正是咨询委员的事迹启示我们，要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只有使最广大的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学以致用、学用并举，才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才足以为中华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今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嘹亮进军号。奋进之际，更需坚定信仰的指引，更需人心与力量的凝聚。让我们以咨询委员的精神为榜样，怀着追随真理之心，向着美好的中国梦阔步前行，永不停歇。（王斯敏 杨 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