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决策行为大部分是符合个人收益最大化原则的。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经济学博弈实验（包括公共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和独裁者实验等）在实验室环境下证明了人的行为并不如传统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理性。于是一些经济学者提出了人类普遍具有不公平厌恶、利他主义和喜欢互惠合作等亲社会偏好的各种假说，其中仅不公平厌恶模型就有费尔-史密斯模型和博尔顿-奥肯费尔斯模型两个不同版本。但如果这种亲社会偏好无法使人们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则根据自然选择理论，这种行为模式必然会在人类长期的自然进化中被逐渐选择淘汰掉，于是经济学家就面临解释这些社会偏好如何得以演化存续至今的问题。
行为实验并不完全支持亲社会偏好假设
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可以使整个社会群体获得更大的收益，如原始人集体狩猎抵御猛兽袭击、建造水利工程等活动都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合作，这些活动的顺利进行可以使人类有更大的几率存活。原始部落中对某个成员最大的惩罚就是将其驱逐出部落，因为单独个体生活往往就意味着等待死亡。由于合作带来了巨大的边际正效益，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的这些亲社会行为能带来更高的合作水平，由此带来的收益完全可以弥补在单独个体收益上的损失，从而这种亲社会行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演化优势，这就能解释其为何能够演化到现在了。
虽然从直观上来看，这种逻辑推理没有任何问题，且许多实验也证明了这个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一些实验表明，在第三方惩罚存在的条件下，亲社会行为可以显著提高人们之间的合作水平。但是，这些实验中的合作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亲社会偏好而非其他因素造成呢？英国牛津大学的巴顿切留（MaxwelN.Burton-Chelew）博士2012年发表在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的论文《亲社会偏好无法解释人类在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ProsocialPreferencesDoNotExplainHumanCooperationinPublic-goodsGames）就得出一个与之前文献完全不同的结论。
巴顿切留博士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社会科学实验中心（颁贰厂厂）招募了236名被试参加该实验。在其公共品博弈实验设计中，每组有4位成员，每位成员的贡献值将会乘以1.6后平均分配给4位成员。假如只有一位成员贡献10块钱的话，那么公共账户中就只有16块钱，4人平分后，每人将得到4元现金。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一位组员贡献对其个人收益来讲是非常不划算的，因为他个人付出了10元，得到了4元，等于亏了6元。如果每人都愿意贡献出所有的金额，那么大家都能得到最多的收益，但在这种博弈中往往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的结果，总会有人希望不劳而获。
以上是最为经典的公共品博弈设计，而巴顿切留的不同设计是运用了3种不同信息的实验局。首先就是标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局（以下简称“信息标准局”）。每轮博弈结束后，被试都能知道组内其他成员各自贡献了多少给公共品账户。第二个实验局减少了被试的信息，被称为“黑箱设计”（以下简称 “信息减少局”）。在该设计中，虽然被试还是参加经典的公共品博弈，但并不知道自己在和其他人做博弈，而是被告知只要输入一个数字后，电脑会基于一种数学计算返回给他一个数字作为其最终收益。第三个实验局是增加了被试能了解的信息，被试不仅仅知道该轮组内其他成员对公共品账户的贡献，同时还会被告知其他成员从这轮的公共品中获得了多少收益，以及其他成员本轮最终的收益（以下简称“信息增加局”）。在这三个实验局中，信息减少局可以说完全不存在亲社会偏好，因为被试根本不知道公共品实验的规则，他通过多次尝试将发现自己的最优策略应该是输入0才能达到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如果“亲社会偏好能促进合作水平”这个假设确实成立，那么在信息增加局中的合作水平应该和标准局的合作水平相当甚至要高于标准局中的水平，因为在信息增加局中，被试更能发现其行为使他人获得的更多的收益。
实验局中增加信息反而降低合作水平
实验结果恰恰和上述假设预测的不一致。信息标准局与信息减少局相比，合作水平没有显着变化，而信息增加局相较其他两组，出人意料地降低了合作水平。这说明亲社会偏好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并不能提高合作水平。当被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提高组员的福利后反而显着降低了合作水平，甚至在合作对其个人收益也有利的情况下，信息增加局也比该情况下标准局的合作水平要低。
这个实验结果说明了亲社会偏好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并不能增加人们合作的程度。当人们处于没有任何信息的黑箱状态或仅仅知道其他成员的贡献额时，这两种情况下的合作水平没有显着差异；而当人们知道自己的合作行为给其他成员带来了更多利益时，反而使得合作水平降低了。作者认为，在经济学实验中被试表现出的高于传统经济学纳什均衡所预测的合作行为很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例如不确定性、基于错误的信念或基于某种噪音的干扰等，那么之前加入了惩罚的行为实验中，“亲社会偏好能够促进合作行为”的结论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人类的合作行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对于人类亲社会偏好的假设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具体是哪些原因或哪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合作水平的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用实验设计去证实和探讨。
（本文系伊春园2023入口直达大象重点项目“对于新兴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综合研究”（13础窜顿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